清代學術概論

正文

清代學術概論

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于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餘序，吾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二）餘於十八年前，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雲：“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郁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云：“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又云：“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

餘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爲精密。

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爲主，其他則附庸耳。

（四）“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爲其一員，不容不敘及。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於史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亦如對於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

（五）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六）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更無餘裕復勘，舛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民國9 年10 月14 日啓超識

第二自序

（一）此書成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而蔣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採其說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三君之說，不復具引。非敢掠美，爲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禮所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謹記此以志謝三君。

（二）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於是決意爲之，分爲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清學也。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正半。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厲而已。故此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三）本書屬稿之始，本爲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即復怠於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五部完成後，當更改之耳。

9 年11 月29 日啓超記

一

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浸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羣衆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採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傳捍衛爲己任，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權威漸立，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爲嗜，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一思潮播爲風氣，則其成熟之時也。

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啓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閣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啓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進爲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伏懾，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爲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闒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爲“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此蛻分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浚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當佛說所謂“滅”相。

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三百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

其啓蒙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系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僞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同時對於明學之反動，尚有數種方向。其一，顏元、李塨一派，謂“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處亦略近於此派。其二，黃宗羲、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爲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顧炎武所學，本亦具此精神。而黃、萬輩規模之大不逮顧，故專向此一方面發展。同時顧祖禹之學，亦大略同一逕路。其後則衍爲全祖望、章學誠等，於清學爲別派。其三，王錫闡、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此諸派者，其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除顏、李一派中絕外，其餘皆有傳於後。而顧、閻、胡“尤爲正統派”不祧之大宗。其猶爲舊學（理學）堅守殘壘、效死勿去者，則有孫奇逢、李中孚、陸世儀等，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即諸新學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故此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且漸復於漢、唐。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試舉啓蒙派與正統派相異之點：一，啓蒙派對於宋學，一部分猛烈攻擊，而仍因襲其一部分；正統派則自固壁壘，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二，啓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正統派則爲考證而考證，爲經學而治經學。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聲、餘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臺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喬——等。其教於京師，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僅“述者”，而戴則“作者”也。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不可數計，而紀昀、王昶、畢沅、阮元輩，皆處貴要，傾心宗尚，隱若護法，於是茲派稱全盛焉。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當斯時也，學風殆統於一。啓蒙期之宋學殘緒，亦莫能續，僅有所謂古文家者，假“因文見道”之名，欲承其祧，時與漢學爲難，然志力兩薄，不足以張其軍。

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爲、梁啓超也。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爲尚，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公羊傳》者，“今文學”也。東漢時，本有今文古文之爭，甚烈。《詩》之“毛傳”，《春秋》之“左傳”，及《周官》，皆晚出，稱古文，學者不信之。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自閻若璩攻《僞古文尚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之矣。康有爲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僞造。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以復於西漢。有爲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而先秦諸子，亦罔不“託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其弟子最著者，陳千秋、梁啓超。千秋早卒。啓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學。然啓超與正統派因緣較深，時時不慊於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同。有爲、啓超皆抱啓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爲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爲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清學之蛻分期，同時即其衰落期也。顧、閻、胡、惠、戴、段、二王諸先輩，非特學識淵粹卓絕，即行誼亦至狷潔。及其學既盛，舉國希聲附和，浮華之士亦競趨焉，固已漸爲社會所厭。且茲學犖犖諸大端，爲前人發揮略盡，後起者率因襲補苴，無復創作精神，即有發明，亦皆末節，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而其人猶自倨貴，儼成一種“學閥”之觀。今古文之爭起，互相詆，缺點益暴露。海通以還，外學輸入，學子憬然於竺舊之非計，相率吐棄之，其命運自不能以復久延。然在此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曰俞樾，曰孫詒讓，皆得流於高郵王氏。樾著書，惟二三種獨精絕，餘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然亦以好談政治，稍荒厥業。而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啓之。今清學固衰落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勢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無所容其痛惜留戀，惟能將此研究精神轉用於他方向，則清學亡而不亡也矣。

略論既意，今當分說各期。

三

吾言“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夫宋明理學何爲而招反動耶？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每迭爲循環。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然每經一度之反動再興，則其派之內容，必革新焉而有以異乎其前。人類德慧智術之所以進化，胥恃此也。此在歐洲三千年學術史中，其大勢最著明，我國亦不能違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則其嬗代之跡之尤易見者也。

唐代佛學極昌之後，宋儒採之，以建設一種“儒表佛裏”的新哲學，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學，在歷史上有極大之價值，自無待言。顧吾輩所最不慊者，其一，既採取佛說而損益之，何可諱其所自出，而反加以醜詆。其二，所創新派既並非孔孟本來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實。是故吾於宋明之學，認其獨到且有益之處確不少，但對於其建設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謂其既誣孔，且誣佛，而並以自誣也。明王守仁爲茲派晚出之傑，而其中此習氣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論》，強指不同之朱陸爲同，實則自附於朱，且誣朱從我。此種習氣，爲思想界之障礙者有二。一曰遏抑創造，一學派既爲我所自創，何必依附古人以爲重？必依附古人，豈非謂生古人後者，便不應有所創造耶？二曰獎勵虛僞，古人之說誠如是，則宗述之可也；並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實之，此無異指鹿爲馬，淆亂真相，於學問爲不忠實，宋明學之根本缺點在於是。

進而考其思想之本質，則所研究之對象，乃純在紹紹靈靈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數俊拔篤摯之士，曷嘗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於世者已鮮，而浮僞之輩，摭拾虛辭以相誇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禪”一派，至於“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道德且墮落極矣。重以制科帖括，籠罩天下，學者但習此種影響因襲之談，便足以取富貴，弋名譽，舉國靡然化之，則相率於不學，且無所用心。故晚明理學之弊，恰如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之景教。其極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閉塞不用，獨立創造之精神，消蝕達於零度。夫人類之有“學問欲”，其天性也。“學問飢餓”至於此極，則反動其安得不起？

四

當此反動期而從事於“黎明運動”者，則崑山顧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對於晚明學風，首施猛烈之攻擊，而歸罪於王守仁。其言曰：“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論學書》）又曰：“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日知錄》十八）

又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同上）

凡一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自茲以後，王學遂衰熄，清代猶有襲理學以爲名高者，則皆自託於程朱之徒也。雖曰王學末流極敝，使人心厭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勢，然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則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嘗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認理學之能獨立。其言曰：“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經學即理學”一語，則炎武所創學派之新旗幟也。其正當與否，且勿深論。——以吾儕今日眼光觀之，此語有兩病。其一，以經學代理學，是推翻一偶像而別供一偶像。其二，理學即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爲一獨立學科。——雖然，有清一代學術，確在此旗幟之下而獲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經師者，謂“寧說周、孔誤，不言鄭、服非”。宋、元、明以來談理學者亦然，寧得罪孔、孟，不敢議周、程、張、邵、朱、陸、王。有議之者，幾如在專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謂理學家者，蓋儼然成一最尊貴之學閥而奴視羣學。自炎武此說出，而此學閥之神聖，忽爲革命軍所粉碎，此實四五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啓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顧炎武之在“清學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統系的組織而手定成書者，惟《音學五書》耳。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爲定稿。《日知錄》爲生平精力所集註，則又筆記備忘之類耳。自餘遺書尚十數種，皆明單義，並非巨裁。然則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能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約舉有三。

一曰貴創。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十八）其論著書之難，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日知錄》十九）其《日知錄》自序雲：“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書，可決其無一語蹈襲古人。其論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日知錄》十九）又曰：“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亭林文集·與人書十七》）觀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惡也。

二曰博證。《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雲：“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語最能傳炎武治學法門。全祖望雲：“凡先生之遊，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而對勘之。”（《鮚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蓋炎武研學之要訣在是，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韻之學也，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採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則固炎武所自創也。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於此，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爲。”（《亭林文集·與人書三》）彼誠能踐其言。其終身所撰著，蓋不越此範圍。其所謂“用”者，果真爲有用與否，此屬別問題。要之，其標“實用主義”以爲鵠，務使學問與社會之關係增加密度，此實對於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派施一大鍼砭。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啓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於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

五

汪中嘗擬爲《國朝六儒頌》，其人則崑山顧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閻若璩、元和惠棟、休寧戴震也。其言曰：“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爲攻古文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禮堂集》“汪容甫墓誌銘”）其所推挹蓋甚當，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語于思想界影響之巨，則吾於顧、戴之外，獨推閻、胡。

閻若璩之所以偉大，在其《尚書古文疏證》也。胡渭之所以偉大，在其《易圖明辨》也。汪中則既言之矣。夫此兩書所研究者，皆不過局部問題，曷爲能影響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蕪雜，爲後人所糾者不少。——阮元輯《學海堂經解》，兩書皆擯不錄。——曷爲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說。

《尚書古文疏證》，專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及同時出現之孔安國《尚書傳》皆爲僞書也。此書之僞，自宋朱熹、元吳澄以來，既有疑之者。顧雖積疑，然有所憚而莫敢斷。自若璩此書出而讞乃定。夫辨十數篇之僞書，則何關輕重？殊不知此僞書者，千餘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都上口，心目中恆視爲神聖不可侵犯；歷代帝王，經筵日講，臨軒發策，鹹所依據尊尚。毅然悍然辭而闢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以來，國人之對於六經，只許徵引，只許解釋，不許批評研究。韓愈所謂“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對於經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議，便自覺陷於“非聖無法”，蹙然不自安於其良心，非特畏法網、憚清議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許作爲學問上研究之問題。一作爲問題，其神聖之地位固已搖動矣！今不唯成爲問題而已，而研究之結果，乃知疇昔所共奉爲神聖者，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則人心之受刺激起驚愕而生變化，宜何如者？蓋自茲以往，而一切經文，皆可以成爲研究之問題矣。再進一步，而一切經義，皆可以爲研究之問題矣。以舊學家眼光觀之，直可指爲人心世道之憂。——當時毛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難閻，自比於抑洪水驅猛獸。光緒間有洪良品者，猶著書數十萬言，欲翻閻案，意亦同此。——以吾儕今日之眼光觀之，則誠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後此今古文經對待研究，成爲問題；六經諸子對待研究，成爲問題；中國經典與外國宗教哲學諸書對待研究，成爲問題；其最初之動機，實發於此。

胡渭之《易圖明辨》，大旨辨宋以來所謂《河圖》、《洛書》者，傳自邵雍。雍受諸李之才，之才受諸道士陳摶，非羲、文、周、孔所有，與《易》義無關。此似更屬一局部之小問題，吾輩何故認爲與閻書有同等之價值耶？須知所謂“無極”、“太極”，所謂《河圖》、《洛書》，實組織“宋學”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無不從此衍出。周敦頤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程朱輩祖述之，謂爲道統所攸寄，於是佔領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權威幾與經典相埒。渭之此書，以《易》還諸羲、文、周、孔，以《圖》還諸陳、邵，並不爲過情之抨擊，而宋學已受“致命傷”。自此，學者乃知宋學自宋學，孔學自孔學，離之雙美，合之兩傷。（此胡氏自序中語）自此，學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謂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別有其途。不寧唯是，我國人好以“陰陽五行”說經說理，不自宋始，蓋漢以來已然。一切惑世誣民汨靈窒智之邪說邪術，皆緣附而起。胡氏此書，乃將此等異說之來歷，和盤托出，使其不復能依附經訓以自重，此實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歐洲19 世紀中葉，英人達爾文之《種源論》，法人雷能之《耶穌基督傳》，先後兩年出版，而全歐思想界爲之大搖，基督教所受影響尤劇。夫達爾文自發表其生物學上之見解，於教宗何與，然而被其影響者，教義之立腳點破也。雷能之傳，極推挹基督，然反損其信仰者，基督從來不成爲學問上之問題，自此遂成爲問題也。明乎此間消息，則閻、胡兩君之書，在中國學術史上之價值，可以推見矣。

若論清學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齡其人，其所著《河圖原舛篇》、《太極圖說遺議》等，皆在胡渭前，後此清儒所治諸學，彼亦多引其緒。但其言古音則詆顧炎武，言《尚書》則詆閻若璩，故漢學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爲《毛西河別傳》，謂“其所著書，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尚襲其誤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說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有改古書以就己者”。祖望於此諸項，每項舉一條爲例，更著有《蕭山毛氏糾繆》十卷。平心論之，毛氏在啓蒙期，不失爲一衝鋒陷陣之猛將，但於“學者的道德”缺焉，後儒不宗之宜耳。

同時有姚際恆者，其懷疑精神極熾烈，疑《古文尚書》，疑《周禮》，疑《詩序》，乃至疑《孝經》，疑《易傳》十翼。其所著“諸經通論”未之見，但其《古今僞書考》，列舉經史子部疑僞之書共數十種，中固多精鑿之論也。

六

吾於清初大師，最尊顧、黃、王、顏，皆明學反動所產也。顧爲正統派所自出，前既論列，今當繼述三子者。

餘姚黃宗羲，少受學於劉宗周，純然明學也。中年以後，方向一變，其言曰：“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清史·黃宗羲傳》）又曰：“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全祖望·《鮚亭集·黃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書八種，全祖望謂“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宗羲實開之”。其《律呂新義》，開樂律研究之緒。其《易學象數論》，與胡渭《易圖明辨》互相發明。其《授書隨筆》，則答閻若璩問也。故閻、胡之學，皆受宗羲影響。其他學亦稱是。

清初之儒，皆講“致用”，所謂“經世之務”是也。宗羲以史學爲根柢，故言之尤辯。其最有影響於近代思想者，則《明夷待訪錄》也，其言曰：“後之爲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爲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不當誅。...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窺伺。”（《原君》）又曰：“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而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創之，后王或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

此等論調，由今日觀之，固甚普通甚膚淺，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則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故顧炎武見之而嘆，謂“三代之治可復”。而後此梁啓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祕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清代史學極盛於浙，鄞縣萬斯同最稱首出。斯同則宗羲弟子也。唐以後之史，皆官家設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謂：“官修之史，倉猝成於衆人，猶招市人與謀室中之事。”（錢大昕《潛研堂集·萬季野先生傳》）以獨力成《明史稿》，論者謂遷、固以後一人而已。其後斯同同縣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會稽有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學識在劉知幾、鄭樵上。

衡陽王夫之，生於南荒，學無所師承，且國變後遁跡深山，與一時士夫不相接，故當時無稱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獨有所造，其攻王學甚力，嘗曰：“‘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姚江之學，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俟解》）又曰：“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測度，趨入荒杳。”（《中庸補傳衍》）遺書中此類之論甚多，皆感於明學之極敝而生反動，欲挽明以返諸宋，而於張載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學方法，已漸開科學研究的精神，嘗曰：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於正。但信諸已而即執之，去何得當？況其所爲信諸己者，又或因習氣，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漸漬以爲己心乎！”（《俟解》）夫之著書極多，同治間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猶未逮其半。皆不落“習氣”，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讀通鑑論》、《宋論》，往往有新解，爲近代學子所喜誦習。尤能爲深沉之思以繹名理，其《張子正蒙注》、《老子衍》、《莊子解》，皆覃精之作，蓋欲自創一派哲學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無人慾則天理亦無從發現”（《正蒙注》），可謂發宋元以來所未發。後此戴震學說，實由茲衍出。故劉獻廷極推服之，謂：“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廣陽雜記》二）其鄉後學譚嗣同之思想，受其影響最多，嘗曰：“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學》捲上）尤可注意者，《遺書》目錄中，有《相宗絡索》及《三藏法師八識規矩論贊》二書（未刻）。在彼時以儒者而知治“唯識宗”，可不謂豪傑之士耶？

七

顧、黃、王、顏，同一“王學”之反動也，而其反動所趨之方向各不同。黃氏始終不非王學，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顧、王兩氏黜明存宋，而顧尊考證，王好名理。若顏氏者，則明目張膽以排程、朱、陸、王，而亦菲薄傳注考證之學，故所謂“宋學”、“漢學”者，兩皆吐棄，在諸儒中尤爲挺拔，而其學卒不顯於清世。

博野顏元，生於窮鄉，育於異姓，飽更憂患，堅苦卓絕。其學有類羅馬之“斯多噶派”。其對於舊思想之解放，最爲徹底，嘗曰：“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鍾錂著《顏習齋言行錄·學問篇》）

其尊重自己良心，確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對於宋學，爲絕無閃縮之正面攻擊，其言曰：“予昔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對敵，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李塨著《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然則元之學之所以異於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習行於身者多，勞枯於心者少。”（《年譜》卷下）彼引申其義曰：“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編》論講學）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年譜》卷下）又曰：“諸儒之論，在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孔孟者墜也，言之不悖於孔孟者亦墜也。”（《習齋記餘·未墜集序》）又曰：“譬之於醫，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萬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爲粗不足學。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學編·學辯一》）又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學也。”（《年譜》卷下）又曰：“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無能，其實一無知也。”（《言行錄》卷下）其論學宗旨大率類此。

由此觀之，元不獨不認宋學爲學，並不認漢學爲學，明矣。元之意，蓋謂學問絕不能向書本上或講堂上求之，惟當於社會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認讀者爲學者，固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並非孔子之書。”（《言行錄》卷下）又曰：“後儒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著。”（《年譜》卷下）其所揭櫫以爲學者，曰《周禮》大司徒之“鄉三物”。——一，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其所實行者尤在六藝。故躬耕、習醫、學技擊、學兵法、習禮、習樂，其教門人必使之各執一藝。“勞作神聖”之義，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做。”（《言行錄》捲上）曰：“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年譜》卷下）質而言之，爲做事故求學問，做事即是學問，舍做事外別無學問，此元之根本主義也。以實學代虛學，以動學代靜學，以活學代死學，與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謂實、所謂動、所謂活者，究竟能免於虛靜與死否耶？此則時代爲之，未可以今日社會情狀繩古人矣。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實踐其教。然元道太刻苦，類墨氏，傳者卒稀，非久遂中絕。

八

我國科學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經學者多兼通之。

其開山之祖，則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駿謂：“自明萬曆中利瑪竇入中國，制器作圖頗精密，...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中算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遂成隔閡。鼎集其書而爲之說，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駿《道古堂集·梅定九徵君傳》）文鼎著書八十餘種，其精神大率類是，知學問無國界，故無主奴之見。其所創穫甚多，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惟求此理大顯，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不憾。”（同上）蓋粹然學者態度也。

清代地理學亦極盛。然乾嘉以後，率偏於考古，且其發明多屬於局部的。以雲體大思精，至今蓋尚無出無錫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者。魏禧評之曰：“《職方》、《廣輿》諸書，襲訛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此數千百年所絕無僅有之書也。...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在語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讀史方輿紀要敘》）祖禹爲此書，年二十九始屬稿，五十乃成，無一日中輟，自言：“舟車所經，必覽城郭，按山川，稽裏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覈異同。”（《讀史方輿紀要》自敘）蓋純然現代科學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學者而其學無傳於後者，曰大興劉獻廷。王源表其墓曰：“脫身遍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觀其土俗，博採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證其所學。...討論天地陰陽之變、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無涯矣。”（王源《居業堂集·劉處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遺著有《新韻譜》者，最爲精奇。全氏曰：繼莊（獻廷字）“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臘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齶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臘頂話，女真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計三十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鮚亭集·劉繼莊傳》）

蓋自唐釋守溫始謀爲中國創立新字母，直至民國7 年教育部頒行注音字母，垂閱千年，而斯業乃成。而中間最能覃思而具其條理者，則獻廷也。使其書而傳於後，則此問題或早已解決，而近三十年來學者，或可省許多研究之精力。然猶幸而有全氏傳其厓略，以資近代學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採其成法不少，則固受賜多矣。全氏又述獻廷關於地理、關於史學、關於宗法之意見，而總論之曰：“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斯實然也。然學問之道，固未有成之於一人一時者，在後人能否善襲遺產以光大之而已。彼獻廷之《新韻譜》，豈非閱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獻廷嘗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利濟天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能謂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學問大本可概見，惜乎當時莫能傳其緒也。

獻廷書今存者惟一《廣陽雜記》，實涉筆漫錄之作，殆不足以見獻廷。

同時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俠聞於鼎革之交，國變後馮銓、魏象樞嘗強薦之，幾以身殉，遂易服爲道士。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全祖望《鮚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謂“其學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吳翔鳳《人史》）

九

綜上所述，可知啓蒙期之思想界，極複雜而極絢爛。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學極空疏之後，人心厭倦，相率返於沈實。

第二，經大亂後，社會比較的安寧，故人得有餘裕以自厲於學。

第三，異族人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精力以治樸學。

第四，舊學派權威既墜，新學派系統未成，無“定於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環境之衝動，所趨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矯晚明不學之弊，乃讀古書，愈讀而愈覺求真解之不易，則先求諸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等等，於是考證一派出。

第二，當時諸大師，皆遺老也。其於宗社之變，類含隱痛，志圖匡復，故好研究古今史蹟成敗，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經世之務。

第三，自明之末葉，利瑪竇等輸入當時所謂西學者於中國，而學問研究方法上，生一種外來的變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後則漸應用於他學。第四，學風既由空返實，於是有從書上求實者，有從事上求實者。南人明敏多條理，故向著作方面發展。北人樸愨堅卓，故向力行方面發展。

此啓蒙期思想發展途徑之大概也。

然則第二期之全盛時代，獨所謂正統派者（考證學）充量發達，餘派則不盛，或全然中絕。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顏、李之力行派，陳義甚高，然未免如莊子評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踐之，然已不能責望之於人。顏元之教，既絕無“來生的”、“他界的”觀念，在此現實界而惟恃極單純極嚴冷的道德義務觀念，教人犧牲一切享樂，本不能成爲天下之達道。元之學所以一時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轉後，感化力遞減，其漸歸衰滅，乃自然之理。況其所謂實用之“藝”，因社會變遷，非皆能周於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禮”。所謂“禮”者，二千年前一種形式，萬非今日所能一一實踐。既不能，則實者乃反爲虛矣。此與當時求實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爲風氣也固宜。

二、吾嘗言當時“經世學派”之昌，由於諸大師之志存匡復。諸大師始終不爲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後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然英拔之士，其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真所謂“於世無患、與人無爭”，學者可以自藏焉。又所謂經世之務者，固當與時消息，過時焉則不適。且治此學者既未能立見推行，則藏諸名山，終不免成爲一種空論。等是空論，則浮薄之士，何嘗不可剿說以自附？附者衆則亂真而見厭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學地理學者，亦全趨於考證方面，無復以議論行之矣。

三、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證學，顧、閻、胡、惠、戴諸師，實闢出一新途徑，俾人人共循。賢者識大，不賢識小，皆可勉焉。中國積數千年文明，其古籍實有研究之大價值，如金之蘊於礦者至豐也。而又非研究之後，加以整理，則不能享其用，如在礦之金，非開採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開，學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風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蓋此學派在當時饒有開拓之餘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實從事，不拘大小，而總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異於諸派而獨光大也。

四、清學之研究法，既近於“科學的”，則其趨向似宜向科學方面發展。今專用之於考古，除算學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學皆不發達，何也？凡一學術之興，一面須有相當之歷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機運。我國數千年學術，皆集中社會方面，於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無庸爲諱也。而當時又無特別動機，使學者精力轉一方向。且當考證新學派初興，可開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趨焉，自不能分力於他途。天算者，經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資格連帶發達，而他無聞焉。其實歐洲之科學，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藝復興”時，其學風亦偏於考古。蓋學術進化必經之級，應如是矣。右述啓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

啓蒙期之考證學，不過居一部分勢力。全盛期則佔領全學界。故治全盛期學史者，考證學以外，殆不必置論。啓蒙期之考證學，不過粗引端緒，其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閻匿璩之《尚書古文疏證》中多闌入日記信札之類，體例極蕪雜。胡渭之《禹貢錐指》，多經濟談，且漢宋雜糅，家法不嚴。——苟無全盛期諸賢，則考證學能否成一宗派，蓋未可知。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也，故言清學必以此時期爲中堅。

在此期中，此學派已成爲“羣衆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師友。其學業亦極“單調的”，無甚派別之可特紀。故吾欲專敘一二人，以代表其餘。當時鉅子，共推惠棟、戴震，而戴學之精深，實過於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論及其傳授之緒，資比較焉。

元和惠棟，世傳經學。祖父周惕，父士奇，鹹有著述，稱儒宗焉。棟受家學，益弘其業。所著有《九經古義》、《易漢學》、《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後漢書補註》諸書。其弟子則沈彤、江聲、餘蕭客最著。蕭客弟子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推棟爲斯學正統。實則棟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學術，不過門戶壁壘，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爲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爲究竟。士奇於九經、四史、《國語》、《國策》、楚辭之文，皆能闇誦，嘗對座客誦《史記·封禪書》終篇，不失一字。（錢大昕《潛研堂集·惠天牧先生傳》）棟受其教，記誦益賅洽。士奇之言曰：“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賈公彥於鄭注...之類皆不能疏。...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禮說》）此可見惠氏家學，專以古今爲是非之標準。棟之學，其根本精神即在是。其言曰：“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餘家四世傳經，鹹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九經古義·首述》）惠派治學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其言“漢經師說與經並行”，意蓋欲尊之使儕於經矣。王引之嘗曰：“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焦氏叢書》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謂知言。棟以善《易》名，其治《易》也，於鄭玄之所謂“爻辰”，虞翻之所謂“納甲”，荀諝之所謂“升降”，京房之所謂“世應”、“飛伏”，與夫“六日七分”、“世軌”諸說，一一爲之疏通證明。汪中所謂“千餘年不傳之絕學”者也。以吾觀之，此其矯誣，與陳摶之“河圖洛書”有何差別？然彼則因其宋人所誦習也而排之，此則因其爲漢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謂大惑不解。然而當時之人蔽焉，輒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傳之法嗣也，其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未附有《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篇，其言曰：“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闢陳摶、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圖書辨惑》，力闢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胡胐明（渭）《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伏生也。是以黜之。”

此種論調，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蓋謂凡學說出於漢儒者，皆當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爲信道不篤也。其後阮元輯《學海堂經解》，即以此爲標準，故顧、黃、閻、胡諸名著，多見擯焉，謂其不醇也。平心論之，此派在清代學術界，功罪參半。篤守家法，令所謂“漢學”者壁壘森固，旗幟鮮明，此其功也；膠固、盲從、褊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啓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閼焉，此其罪也。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爲“漢學”。其實前此顧、黃、王、顏諸家所治，並非“漢學”；後此戴、段、二王諸家所治，亦並非“漢學”。其“純粹的漢學”，則惠氏一派，洵足當之矣。夫不問“真不真”，惟問“漢不漢”，以此治學，安能通方？況漢儒經說，派別正繁，其兩說絕對不相容者甚多，欲盲從其一，則不得不駁斥其他。棟固以尊漢爲標幟者也。其釋“箕子明夷”之義，因欲揚孟喜說而抑施讎、梁丘賀說，乃雲“謬種流傳，肇於西漢”。（《周易述》卷五）致方東樹摭之以反脣相稽。（《漢學商兌》卷下）然則所謂“凡漢皆好”之旗幟，亦終見其不貫徹而已。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

十一

休寧戴震受學江永，其與惠棟亦在師友之間。震十歲就傅，受《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據王昶《述庵文鈔·戴東原墓誌銘》）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衆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爲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固宜。

震之言曰：“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語，實震一生最得力處。蓋學問之難也，粗涉其途，未有不爲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脫於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鑑空衡平，不失於彼，必失於此。震之破“人蔽”也，曰：“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源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爲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實踐躬行之儒歸焉。”（《東原集》與某書）。

其破“己蔽”也，曰：“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有獲十分之見者，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徵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以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東原集》與姚姬傳書）讀第一段，則知目震所治者爲“漢學”，實未當也。震之所期，在“空諸依傍”。晉宋學風，固在所詆斥矣，即漢人亦僅稱其有家法，而未嘗教人以盲從。錢大昕謂其“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潛研堂集》戴震傳）餘廷燦謂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覆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餘氏撰《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徵》百三十一）此最能傳寫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讀第二段，其所謂十分之見與未至十分之見者，即科學家定理與假說之分也。科學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經過假設之階級而後成。初得一義，未敢信爲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爲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爲研究之點，幾經試驗之結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於十分，於是認爲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爲假說以俟後人，或遂自廢棄之也。凡科學家之態度，固當如是也。震之此論，實從甘苦閱歷得來。所謂“昔以爲直而今見其曲，昔以爲平而今見其坳”，實科學研究法一定之歷程，而其毅然割捨，“傳信不傳疑”，又學者社會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以與於其間，其私自持及爲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戴學所以異於惠學者，惠僅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章炳麟曰：“戴學分析條理，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檢論·清儒篇》）可謂知言。

凌廷堪爲震作事略狀，而系以論曰：“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也；吾所謂非，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校禮堂集》）此其言絕似實證哲學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見焉，清學派之精神見焉。惜乎此精神僅應用於考古，而未能應用於自然學界，則時代爲之也。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爲真知也。”（段玉裁《經韻樓集·娛親雅言序》引）故其學雖淹博而不氾濫。其最專精者，曰小學，曰歷算，曰水地。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歷算之書，有《原象》一卷，《歷問》二卷，《古歷考》二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書，有《水地記》一卷，《校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備舉。《四庫全書》天算類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參與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蓋軼出考證學範圍以外，欲建設一“戴氏哲學”矣。震嘗言曰：“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駸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東原文集》卷八與某書）又曰：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面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慾’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戴氏遺書》九附錄答彭進士書）

又曰：“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譬猶子孫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釋混儒”、“舍欲言理”之兩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復爲《孟子字義疏證》，《疏證》之精語曰：“...《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慾，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慾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慾，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慾’，明乎欲之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蹙，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

又曰：“朱子屢言‘人慾所蔽’，凡‘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實謬乃‘蔽’。人之大患，‘私’與‘蔽’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

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

又曰：“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而後儒以爲如有別物焉湊泊附著以爲性，由雜乎老釋，終昧於孔孟之言故也。”

又曰：“問：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借...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爲。蓋其學借階於老釋，是故失之。凡習於先入之言，住往受其蔽而不自覺。”《疏證》一書，字字精粹，右所錄者未盡其萬一也。綜其內容，不外慾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蓋當時人心，爲基督教絕對禁慾主義的束縛，痛苦無藝，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乃相與作僞，而道德反掃地以盡。文藝復興之運動，乃採久閼窒之，“希臘的情感主義”以藥之。一旦解放，文化轉一新方向以進行，則蓬勃而莫能御。戴震蓋確有見於此，其志願確欲爲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震亦極以此自負，嘗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戴東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雖然，戴氏學派雖披靡一世，獨此書影響極小。據江藩所記，謂當時讀《疏證》者莫能通其義，惟洪榜好焉；榜爲震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按此書即與《孟子字義疏證》相發明者）。朱筠見之，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是。”榜貽筠書力爭不得。震子中立，卒將此書刪去。（《漢學師承記》卷六）可見當時戴門諸子之對於此書，已持異同。唐鑑謂：“先生本訓詁家，欲諱莫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以詆程朱。”（《國朝學案小識》）鑑非能知戴學者，其言誠不足輕重，然可以代表當時多數人之心理也。當時宗戴之人，於此書既鮮誦習發明，其反駁者亦僅一方東樹（《漢學商兌》捲上），然搔不著癢處。此書蓋百餘年未生反響之書也，豈其反響當在今日以後耶？然而論清學正統派之運動，遂不得不將此書除外。吾常言：“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此其收穫所以不逮“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豐大也歟？

十二

戴門後學，名家甚衆，而最能光大其業者，莫如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及念孫子引之，故世稱戴、段、二王焉。玉裁所著書，最著者曰《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念孫所著書，最著者曰《讀書雜誌》、《廣雅疏證》。引之所著書，最著者曰《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戴、段、二王之學，其所以特異於惠派者：惠派之治經也，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視譯人爲神聖，漢儒則其譯人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羣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爲清學而非漢學。以爻辰納甲說《易》，以五行災異說《書》，以五際六情說《詩》，其他諸經義，無不雜引讖緯，此漢儒通習也。戴派之清學，則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於訓詁名物制度注全力焉。戴派之言訓詁名物，雖常博引漢人之說，然並不墨守之。例如《讀書雜誌》、《經義述聞》，全書皆糾正舊注舊疏之失誤。所謂舊注者，則毛、鄭、馬、賈、服、杜也；舊疏者，則陸、孔、賈也。宋以後之說，則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郵父子者，實毛、鄭、賈、馬、服、杜之諍臣，非其將順之臣也。失豈惟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謂至矣。試讀其《說文注》，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即王引之《經義述聞》，與其父念孫之說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於舊注舊疏之舛誤絲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於改經文。此與宋明儒者之好改古書，跡相類而實大殊。彼純憑主觀的臆斷，而此則出於客觀的鉤稽參驗也。段玉裁曰：“校書定是非最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此論最能說明考證學在學術界之位置及價值。蓋吾輩不治一學則已，既治一學，則第一步須先將此學之真相，瞭解明確，第二步乃批評其是非得失。譬如今日，欲批評歐人某家之學說，若僅憑拙劣僞謬之譯本，相與辯爭討論，實則所駁斥者乃並非原著，如此豈不可憐可笑！研究中國古書，雖不至差違如此其甚，然以語法古今之不同，與寫刻傳襲之訛錯，讀之而不能通其文句者則甚多矣。對於未通文句之書，而批評其義理之是非，則批評必多枉用，此無可逃避也。清代之考證學家，即對於此第一步工夫而非常努力，且其所努力皆不虛，確能使我輩生其後者，得省卻無限精力，而用之以從事於第二步。清代學之成績，全在此點，而戴、段、二王之著述，則其代表也。阮元之序《經義述聞》也，曰：“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須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

此其言洵非溢美，吾儕今日讀王氏父子之書，只覺其條條皆犁然有當於吾心，前此之誤解，乃一旦渙然冰釋也。雖以方東樹之力排“漢學”，猶雲：“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俛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漢學商說》卷中之下）亦可見公論之不可磨滅矣。

然則諸公曷爲能有此成績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試細讀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現此等精神。吾嘗研察其治學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過之處，彼善能注意觀察，發現其應特別研究之點，所謂讀書得間也。如自有天地以來，蘋果落地不知凡幾，惟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惟瓦特能注意及之。《經義述聞》所釐正之各經文，吾輩自童時即誦習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學問上能有發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虛己。注意觀察之後，既獲有疑竇，最易以一時主觀的感想，輕下判斷，如此則所得之“間”，行將失去。考證家決不然，先空明其心，絕不許有一毫先入之見存，惟取客觀的資料，爲極忠實的研究。第三曰立說，研究非散漫無紀也，先立一假定之說以爲標準焉。第四曰蒐證，既立一說，絕不遽信爲定論，乃廣集證據，務求按諸同類之事實而皆合，如動植物學家之日日蒐集標本，如物理化學家之日日化驗也。第五曰斷案。第六曰推論。經數番歸納研究之後，則可以得正確之斷案矣。既得斷案，則可以推論於同類之事項而無閡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雲：“...始取《尚書》二十八篇紬繹之，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爲病，竊嘗私爲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指其父念孫）論《毛詩》‘終風且暴’...諸條，發明意旨，渙若冰釋。...乃遂引而伸之，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爲搜討，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詞》十卷”。

又云：“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凡其散見於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

此自言其治學次第及應用之法頗詳明，雖僅敘一書著述始末，然他書可以類推，他家之書亦可以類推矣。此清學所以異於前代，而永足爲我輩程式者也。

十三

正統派之學風，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

二、選擇證據，以古爲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三、孤證不爲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

四、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爲不德。

五、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爲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

六、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爲大不德。

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爲忤。八、辯詰以本問題爲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爲不德。九、喜專治一業，爲“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體貴樸實簡絜，最忌“言有枝葉”。

當時學者，以此種學風相矜尚，自命曰“樸學”。其學問之中堅，則經學也。經學之附庸則小學，以次及於史學、天算學、地理學、音韻學、律呂學、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等，一皆以此種研究精神治之。質言之，則舉凡自漢以來書冊上之學問，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種組織。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輩向覺難讀難解之古書，自此可以讀可以解。二，許多僞書及書中竄亂蕪穢者，吾輩可以知所別擇，不復虛糜精力。三，有久墜之絕學，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學，自此皆卓然成一專門學科，使吾輩學問之內容，日益豐富。其間接之效果：一，讀諸大師之傳記及著述，見其“爲學問而學問”，治一業終身以之，銖積累寸，先難後獲，無形中受一種人格的觀感，使吾輩奮興向學。二，用此種研究法以治學，能使吾輩心細，讀書得間；能使吾輩忠實，不欺飾；能使吾輩獨立，不雷同；能使吾輩虛受，不敢執一自是。正統派所治之學，爲有用耶？爲無用耶？此甚難言。試持以與現代世界諸學科比較，則其大部分屬於無用，此無可諱言也。雖然，有用無用雲者，不過相對的名詞。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此言乎以無用爲用也。循斯義也，則凡真學者之態度，皆當爲學問而治學問。夫用之雲者，以所用爲目的，學問則爲達此目的之一手段也。爲學問而治學問者，學問即目的，故更無有用無用之可言。莊子稱“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此言乎爲用不爲用，存乎其人也。循斯義也，則同是一學，在某時某地某人治之爲極無用者，易時易地易人治之，可變爲極有用，是故難言也。其實就純粹的學者之見地論之，只當問成爲學不成爲學，不必問有用與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獨立，不能發達。夫清學派固能成爲學者也，其在我國文化史上有價值者以此。

十四

清學自當以經學爲中堅。其最有功於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則有惠棟之《周易述》，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其在《書》，則有江聲之《尚書集註音疏》，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註疏》，段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王鳴盛之《尚書後案》。其在《詩》，則有陳奐之《詩毛氏傳疏》，馬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之《毛詩後箋》。其在《周官》，有孫詒讓之《周禮正義》。其在《儀禮》，有胡承珙之《儀禮今古文疏義》，胡培珙之《儀禮正義》。其在《左傳》，有劉文淇之《春秋左氏傳正義》。其在《公羊傳》，有孫廣森之《公羊通義》，陳立之《公羊義疏》。其在《論語》，有劉寶楠之《論語正義》。其在《孝經》，有皮錫瑞之《孝經鄭註疏》。其在《爾雅》，有邵晉涵之《爾雅正義》，郝懿行之《爾雅義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義》。

以上諸書，惟馬、胡之於《詩》，非全釋經傳文，不能直謂之新疏。《易》諸家穿鑿漢儒說，非訓詁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絜淨精微，但非新疏體例耳。《書》則段、王二家稍粗濫。《公羊》則孔著不通家法。自餘則皆博通精粹，前無古人。尤有吾鄉簡朝亮，著《尚書集註述疏》，《論語集註補正述疏》，志在溝通漢宋，非正統派家法，然精核處極多。十三經除《禮記》、《穀梁》外，餘皆有新疏一種或數種，而《大戴禮記》則有孔廣森《補註》、王聘珍《解詁》焉。此諸新疏者，類皆擷取一代經說之菁華，加以別擇結撰，殆可謂集大成。其餘爲部分的研究之書，最著者則惠士奇之《禮說》，胡渭之《禹貢錐指》，惠棟之《易漢學》、《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焦循之《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易義別錄》，陳壽祺之《三家詩遺說考》，江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震之《考工記圖》，段玉裁之《周禮儀禮漢讀考》，張惠言之《儀禮圖》，凌廷堪之《禮經釋例》，金榜之《禮箋》，孔廣森之《禮學卮言》，武億之《三禮義證》，金鶚之《求古錄禮說》，黃以周之《禮書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詁》，侯康之《穀梁禮證》，江永之《鄉黨圖考》，王引之之《經義述聞》，陳壽祺之《左海經辨》，程瑤田之《通藝錄》，焦循之《羣經宮室圖》等，其精粹者不下數百種。

清儒以小學爲治經之途徑，嗜之甚篤，附庸遂蔚爲大國。其在《說文》，則有段玉裁之《說文注》，桂馥之《說文義證》，王筠之《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其在《說文》以外之古字書，則有戴震之《方言疏證》，江聲之《釋名疏證》，宋翔鳳之《小爾雅訓纂》，胡承珙之《小爾雅義證》，王念孫之《廣雅疏證》，此與《爾雅》之邵、郝二疏略同體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書，差無疑滯矣。而以極嚴正之訓詁家法貫穴羣書而會其通者，則王念孫之《經傳釋詞》，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最精鑿。近世則章炳麟之《小學答問》，益多新理解。而馬建忠學之以著《文通》，嚴復學之以著《英文漢詁》，爲“文典學”之椎輪焉。而梁啓超著《國文語原解》，又往往以證社會學。

音韻學又小學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顧炎武始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而江永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戴震有《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姚文田有《說文聲系》，苗夔有《說文聲讀表》，嚴可均有《說文聲類》，陳澧有《切韻考》，而章炳麟《國故論衡》中論音韻諸篇，皆精絕。此學也，其動機本起於考證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窮極人類發音官能之構造，推出聲音變化之公例。劉獻廷著《新韻譜》，創字母，其書不傳。近世治此學者，積多數人之討論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頒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爲絕學。其動機起於治三《禮》，後遂氾濫益廣。惠棟著《明堂大道錄》，對於古制度專考一事，泐成專書者始此。徐乾學編《讀禮通考》，秦蕙田編《五禮通考》，多出一時名人之手。其後則胡匡衷有《儀禮釋官》，戴震有《考工記圖》，沈彤有《周官祿田考》，王鳴盛有《周禮軍賦說》，洪頤煊有《禮經宮室答問》，任大椿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皆專注《禮》，而焦循有《羣經宮室圖》，程瑤田有《通藝錄》，貫通諸經焉。晚清則有黃以周之《禮書通故》，最博贍精審，蓋清代禮學之後勁矣。而樂律一門，亦幾蔚爲大國。毛奇齡始著《竟山樂錄》，項則江永著《律呂新論》、《律呂闡微》，江藩著《樂縣考》，凌廷堪著《燕樂考原》，而陳澧之《聲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爲將來著中國音樂史最好之資料也。焦循著《劇說》，專考今樂沿革，尤爲切近有用矣。

清初諸師皆治史學，欲以爲經世之用。王夫之長於史論，其《讀通鑑論》、《宋論》皆有特識。而後之史學家不循斯軌。黃宗羲、萬斯同以一代文獻自任，實爲史學嫡派。康熙間，清廷方開《明史》館，欲藉以網羅遺逸。諸師既抱所學，且藉以寄故國之思，雖多不受職，而皆間接參與其事。相與討論體例，別擇事實。古唐以後官修諸史，獨《明史》稱完善焉。乾隆以後，傳此派者，全祖望最著。顧炎武治史，於典章制度風俗，多論列得失，然亦好爲考證。乾嘉以還，考證學統一學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於史，則有趙翼之《廿二史札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二十二史考異》，洪頤煊之《諸史考異》，皆汲其流。四書體例略同，其職志皆在考證史蹟，訂訛正謬。惟趙書於每代之後，常有多條臚列史中故實，再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源，此其特長也。其專考證一史者，則有惠棟之《後漢書補註》，梁玉繩之《史記志疑》、《漢書人表考》，錢大昕之《漢書辨疑》、《後漢書辨疑》、《續漢書辨疑》，梁章鉅之《三國志旁證》，周壽昌之《漢書注校補》、《後漢書注補正》，杭世駿之《三國志補註》，其尤著也。自萬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歷代史表》，此後表志專書，可觀者多。顧棟高有《春秋大事表》，錢大昕有《後漢書補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國紀年表》、《五代紀年表》，洪飴孫有《三國職官表》，錢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齊召南有《歷代帝王年表》。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種》，皆考證古史，其中《戰國紀年》、《孔孟年表》諸篇最精審，而官書亦有《歷代職官表》。洪亮吉有《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洪齠孫有《補梁疆域志》，錢儀吉有《補晉兵志》，侯康有《補三國藝文志》，倪燦有《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顧櫰三有《補五代史藝文志》，錢大昕有《補元史藝文志》，郝懿行有《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皆稱善本焉。而對於古代別史雜史，亦多考證箋註，則有陳逢衡之《逸周書補註》，朱右曾之《周書集訓校釋》，丁宗洛之《逸周書管箋》，洪亮吉之《國語註疏》，顧廣圻之《國語札記》、《戰國策札記》，程恩澤之《國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陳逢衡之《竹書紀年集證》。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爲一時風尚，則有何秋濤之《元聖武親征錄校正》，李文田之《元祕史注》。凡此皆以經學考證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考證學，殆不可謂之史學。其專研究史法者，獨有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其價值可比劉知幾《史通》。

自唐以後，罕能以私人獨力著史，惟萬斯同之《明史稿》，最稱鉅製。

而魏源亦獨力改著《元史》。柯劭劭之《新元史》，則近出之鉅製也。源又有《聖武記》，記清一代大事，有條貫。而畢沅《續資治通鑑》亦稱善本。黃宗羲始著《明儒學案》，爲學史之祖。其《宋元學案》，則其子百家與全祖望先後續成之。皆清代史學之光也。

史之縮本，則地誌也。清之盛時，各省府州縣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碩學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之總纂，則阮元也；《廣東通志》，則謝啓昆也；《湖北通志》，則章學誠原稿也。其在府縣誌：則《汾州府志》出戴震，《涇縣誌》、《淳化縣誌》出洪亮吉，《三水縣誌》出孫星衍，《朝邑縣誌》出錢坫，《偃師志》、《安陽志》出武億，《富順縣誌》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縣誌》、《天門縣誌》出章學誠，《鳳臺縣志》出李兆洛，《長沙志》出董祐誠，《遵義府志》出鄭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時之選，其書有別裁有斷制，其討論體例見於各家文集者甚周備。欲知清代史學家之特色，當於此求之。

十五

顧炎武、劉獻廷皆酷嗜地理學，所著書皆未成，而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言形勢厄塞略盡，後人莫能尚，於是中清之地理學，亦偏於考古一途。自戴震著《水地記》、《校水經注》，而《水經》爲一時研究之中心。孔廣森有《水經釋地》，全祖望有《新校水經注》，趙一清有《水經注釋》，張匡學有《水經注釋地》，而近人楊守敬爲《水經注疏》，尤集斯學大成，（未刻，刻者僅《註疏要刪》）而齊召南著《水道提綱》，則循水道治今地理也。洪頤煊有《漢志水道疏證》，陳澧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亦以水道治漢地理。閻若璩著《四書釋地》，徐善著《春秋地名考略》，江永著《春秋地名考實》，焦循著《毛詩地理釋》，程恩澤著《國策地名考》，皆考證先秦地理。其考證各史地理者，則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註》，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最精博。其通考歷代者，有陳芳績之《歷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皆便檢閱。而楊守敬之《歷代疆域志》、《歷代地理沿革圖》，極綜覈。惜製圖術未精。難言正確矣。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穆有《蒙古遊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後意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無總名，最近浙江圖書館校刻）頗精贍。要之清代地理學偏於考古，故活學變爲死學，惟據全祖望著劉獻廷傳，知獻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業不竟，而後亦無繼也。

自明徐光啓以後，士大夫漸好治天文算學。清初則王錫闡、梅文鼎最專精，而大師黃宗羲、江永輩皆提倡之。清聖祖尤篤嗜，召西士南懷仁等供奉內廷。風聲所被，嚮慕尤衆。聖祖著有《數理精蘊》、《曆象考成》。錫闡有《曉庵新法》。文鼎有《勿庵歷算全書》二十九種。江永有《慎修數學》九種。戴震校《周髀》以後迄六朝唐人算書十種，命曰《算經》。自爾而後，經學家十九兼治天算。尤專門者，李銳、董祐誠、焦循、羅士琳、張作楠、劉衡、徐有壬、鄒伯奇、丁取忠、李善蘭、華蘅芳。銳有《李氏遺書》，祐誠有《董方立遺書》，循有《裏堂學算記》，作楠有《翠微山房數學》，衡有《六九軒算書》，有壬有《務民義齋算書》，伯奇有《鄒徵君遺書》，取忠有《白芙堂算學叢書》，善蘭有《則古昔齋算學》。而曾國藩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頗譯泰西科學書，其算學名著多出善蘭、蘅芳手，自是所謂“西學”者漸興矣。阮元著《疇人傳》，羅士琳續補之，清代斯學變遷略具焉。茲學中國發源甚古，而光大之實在清代，學者精研虛受，各有創穫，其於西來法，食而能化，足覘民族器量焉。

十六

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自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實爲斯學濫觴。繼此有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億之《金石三跋》，洪頤煊之《平津館讀碑記》，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陳介祺之《金石文字釋》，皆考證精徹，而王昶之《金石萃編》，薈錄衆說，頗似類書。其專舉目錄者，則孫星衍、邢澍之《寰宇訪碑錄》。其後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編》、《訪碑錄》等再三續補而不能盡。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爲考證經史之資料，同時有黃宗羲一派，從此中研究文史義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後梁玉繩、王芑孫、郭麐、劉寶楠、李富孫、馮登府等皆庚續有作。別有翁方綱、黃易一派，專講鑑別，則其考證非以助經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則美術的研究也。而葉昌熾著《語石》，頗集諸派之長，此皆石學也。其“金文學”則考證商周銅器。初，此等古物，惟集於內府，則有《西清古鑑》、《寧壽鑑古》等官書，然其文字皆摹寫取姿媚，失原形，又無釋文，有亦臆舛。自阮元、吳榮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於是收藏浸富，遂有著錄。阮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有《筠清館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開矣。道鹹以後日益盛，名家者有劉喜海、吳式芬、陳介祺、王懿榮、潘袒蔭、吳大、羅振玉。式芬有《攟古錄金文》，祖蔭有《攀古樓彝器款識》，大有《愙齋集古錄》，皆稱精博。其所以考證，多一時師友互相賞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自金文學興，而小學起一革命。前此尊《說文》若六經，袝孔子以許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難許者紛作。若莊述祖之《說文古籀疏證》，孫詒讓之《古籀拾遺》，其著也。諸器文字既可讀，其事蹟出古經以外者甚多，因此增無數史料，而其花文雕鏤之研究，亦爲美術史上可寶之資，惜今尚未有從事者耳。最近復有龜甲文之學。龜甲文者，光緒己亥在河南湯陰縣出土，殆數萬片，而文字不可識，共不審爲何時物。後羅振玉考定爲殷文，著《貞卜文字》、《殷虛書契考釋》、《殷虛書契待問篇》。而孫詒讓著《名原》亦多根據甲文。近更有人言其物質非龜甲乃竹簡雲。惜文至簡，足供史材者希，然文字變遷異同之跡可稽焉。

清儒之有功於史學者，更一端焉，則校勘也。古書傳習愈希者，其傳鈔踵刻，訛謬愈甚，馴至不可讀，而其書以廢。清儒則博徵善本以校讎之，校勘遂成一專門學。其成績可紀者，若汪中、畢沅之校《大戴禮記》，周廷寀、趙懷玉之校《韓詩外傳》，盧文之校《逸周書》，汪中、畢沅、孫詒讓之校《墨子》，謝墉之校《荀子》，孫星衍之校《孫子》、《吳子》，汪繼培、任大椿、秦恩復之校《列子》，顧廣圻之校《國語》、《戰國策》、《韓非子》，畢沅、梁玉繩之校《呂氏春秋》，嚴可均之校《慎子》、《商君書》，畢沅之校《山海經》，洪頤煊之校《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丁謙之校《穆天子傳》，戴震、盧文之校《春秋繁露》，汪中之校《賈誼新書》，戴震之校《算經十書》，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經注》，顧廣圻之校《華陽國志》。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據他書所徵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證，或是正其文字，或釐定其句讀，或疏證其義訓，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語句，一旦昭若發矇。其功尤鉅者，則所校多屬先秦諸子，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蓋自漢武罷黜百家以後，直至清之中葉，諸子學可謂全廢。若荀若墨，以得罪孟子之故，凡莫敢齒及。及考證學興，引據惟古是尚，學者始思及六經以外，尚有如許可珍之籍。故王念孫《讀書雜誌》，已推勘及於諸子。其後俞樾亦著《諸子平議》，與《羣經平議》並列。而汪、戴、盧、孫、畢諸賢，乃遍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尋其義，尋其義則新理解出矣。故汪中之《荀卿子通論》、《墨子序》、《墨子後序》（並見《述學》），孫星衍之《墨子序》（平津館叢書本《墨子》），我輩今日讀之，誠覺甚平易，然在當日，固發人所未發，且言人所不敢言也。後此洪頤煊著《管子義證》，孫詒讓著《墨子間詁》，王先慎著《韓非子集釋》，則躋諸經而爲之注矣。及今而稍明達之學者，皆以子與經並重。思想蛻變之樞機，有捩於彼而闢於此者，此類是已。

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蒐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

十七

嗚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學者已零落略盡，然十三歲肄業於廣州之學海堂，堂則前總督阮元所創，以樸學教於吾鄉者也。其規模矩矱，一循百年之舊。十六七歲遊京師，亦獲交當時耆宿數人，守先輩遺風不替者。中間涉覽諸大師著述，參以所聞見，蓋當時“學者社會”之狀況，可彷彿一二焉。大抵當時好學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記冊子”，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

蓋清學祖顧炎武，而炎武精神傳於後者在其《日知錄》。其自述曰：“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亭林文集·與友人論門人書》）又曰：“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覓，僅得十餘條，...”（同《與人書》十）其成之難而視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記之性質，本非著書，不過儲著書之資料，然清儒最戒輕率著書，非得有極滿意之資料，不肯泐爲定本，故往往有終其身在預備資料中者。又當時第一流學者所著書，恆不欲有一字餘於己所心得之外。著專書或專篇，其範圍必較廣泛，則不免於所心得外摭拾冗詞以相湊附，此非諸師所樂，故寧以札記體存之而已。夫吾固屢言之矣，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種程序始能表現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於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係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爲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而清考證家之每立一說，亦必循此步驟也。既已如此，則試思每一步驟進行中，所需資料幾何，精力幾何，非用極綿密之札記安能致者？訓詁學之模範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苟一察其內容，即可知其實先有數千條之札記，後乃組織而成書。又不惟專書爲然耳，即在札記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記，——例如錢大昕發明古書輕脣音，試讀《十駕齋養新錄》本條，即知其必先有百數十條之初稿札記，乃能產出。——故顧氏謂一年僅能得十餘條，非虛言也。由此觀之，則札記實爲治此學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學次第及其得力處，固當於此求之，札記之書則夥矣，其最可觀者，《日知錄》外，則有閻若璩之《潛邱札記》，錢大昕之《十駕齋養新錄》，臧琳之《經義雜記》，盧文之《鐘山札記》、《龍城札記》，孫志祖之《讀書脞錄》，王鳴盛之《蛾術編》，汪中之《知新記》，洪亮吉之《曉讀書齋四錄》，趙翼之《陔餘叢考》，王念孫之《讀書雜誌》，王引之之《經義述聞》，何焯之《義門讀書記》，臧庸之《拜經日記》，梁玉繩之《瞥記》，俞正燮之《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宋翔風之《過庭錄》，陳澧之《東塾讀書記》等。其他不可殫舉。各家札記，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書中，每條價值亦有差別。有純屬原料性質者（對於一事項初下注意的觀察者），有漸成爲粗製品者（臚列比較而附以自己意見者），有已成精製品者（意見經反覆引證後認爲定說者），而原料與粗製品，皆足爲後人精製所取資，此其所以可貴也。要之當時學者喜用札記，實一種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綿密深入而有創穫者，頗恃此，而今亡矣。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爲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換知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之。後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爲贄。——有著述者則媵以著述。——先輩視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平輩亦然，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撰，其實即著述也。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爲獨盛。

其爲文也樸實說理，言無枝葉，而旨壹歸於雅正。語錄文體，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爲尚。顧炎武之論文曰：“孔子言：‘其旨遠，其辭文’。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者，多不善修辭。”又曰：“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日知錄》十九）清學皆宗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爲信條者，一曰不欲，二曰不古，三曰不枝。蓋此種文體於學術上之說明，最爲宜矣，然因此與當時所謂“古文家”者每不相容。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長也。諸經師中，殆無一人能爲詩者。——集中多皆有詩，然真無足觀。——其能爲詞者，僅一張惠言。能爲駢體文者，有孔廣森、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孫星衍、董祐誠，其文仍力洗浮豔，如其學風。

十八

茲學盛時，凡名家者，比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時方以科舉籠罩天下，學者自宜十九從茲途出。大抵後輩志學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恆有先輩延主其家爲課子弟。此先輩亦以子弟畜之，當獎誘增益其學；此先輩家有藏書，足供其研索；所交遊率當代學者，常得陪末座以廣其聞見，於是所學漸成矣。官之遷皆以年資，人無干進之心，即幹亦無幸獲。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則馴躋卿相，否則以詞館郎署老。俗既儉樸，事畜易周，而塞士素慣淡泊，故得與世無競，而終其身於學。京官簿書期會至簡，惟日夕閉戶親書卷，得間與同氣相過從，則互出所學相質。琉璃廠書賈，漸染風氣，大可人意，每過一肆，可以水日，不啻爲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圖書館，——凌延堪傭於書坊以成學，——學者滋便焉。其有外任學差或疆吏者，輒妙選名流充幕選，所至則網羅遺逸，汲引後進，而從之遊者，既得以稍裕生計，亦自增其學。其學成名著而厭仕宦者，亦到處有逢迎，或書院山長，或各省府州縣修志，或大族姓修譜，或有力者刻書請鑑定，皆其職業也。凡此皆有相當之報酬，又有益於學業，故學者常樂就之。吾常言：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飢寒，然後能有餘裕以從事於更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近世歐洲學問多在此種環境之下培養出來，而前清乾嘉時代，則亦庶幾矣。

歐洲文藝復興，固由時代環境所醞釀，與二三豪俊所浚發，然尚有立乎其後以翼而輔之者，若羅馬教皇尼古拉第五，佛羅棱薩之麥地奇家父子，拿波里王阿爾芬梭，以及其他意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閥族，皆沾染一時風尚，爲之先後疏附，直接間接提倡獎借者不少，故其業益昌。清學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清高宗席祖父之業，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開四庫館，修《一統志》，纂《續三通》、《皇朝三通》，修《會典》，修《通禮》，日不暇給，其事皆有待於學者。內外大僚承風宏獎者甚衆。嘉慶間，畢沅、阮元之流，本以經師致身通顯，任封疆，有力養士，所至提倡，隱然茲學之護法神也。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於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鑑定，潔亭舍、豐館穀以待。其時刻書之風甚盛，若黃丕烈、鮑廷博輩固自能別擇讎校，其餘則多有力者欲假此自顯，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販鴉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粵雅堂叢書》之刻，而其書且以精審聞，他可推矣。夫此類之人，則何與於學問？然固不能謂其於茲學之發達無助力，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文藝復興，若合符契也。吾乃知時代思潮之爲物，當運動熱度最高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參加於此運動。其在中國，則晚明之心學，盛清之考證，皆其例也。

十九

以上諸師所論，皆爲全盛期之正統派。此派遠發源於順、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風餘韻，雖替未沫，直可謂與前清朝運相終始。而中間乾、嘉、道百餘年間，其氣象更掩襲一世，實更無他派足與抗顏行。若強求其一焉，則固有在此統一的權威之下而常懷反側者，即所謂“古文家”者是已。

宋明理學極敝，然後清學興。清學既興，治理學者漸不復能成軍。其在啓蒙期，猶爲程、朱、陸、王守殘壘者，有孫奇逢、李中孚、刁包、張履祥、張爾岐、陸隴其、陸世儀諸人，皆尚名節厲實行，粹然純儒，然皆硜硜自守，所學遂不克光大。同時有湯斌、李光地、魏象樞、魏裔介輩，亦治宋學，頗媕娿投時主好以躋通顯。時清學壁壘未立，諸大師著述談說，往往出入漢宋，則亦相忘於道術而已。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漢幟大張，疇昔以宋學鳴者，頗無顏色。時則有方苞者，名位略以斌、光地等，尊宋學，篤謹能躬行，而又好爲文。苞，桐城人也，與同裏姚範、劉大櫆共學文，誦法曾鞏、歸有光，造立所謂古文義法，號曰“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範從子鼐，欲從學戴震。震固不好爲人師，謝之。震之規古文家也曰：“諸君子之爲之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睹其非藝歟？”（《東原集·與方希原書》）錢大昕亦曰：“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法且不知，義更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瀾意度近於古而喜之。...”（《潛研堂集》三十三《與友人書》）由是諸方諸姚頗不平。鼐屢爲文詆漢學破碎，而方東樹著《漢學商兌》，遍詆閻、胡、惠、戴所學，不遺餘力。自是兩派始交惡。其後陽湖惲敬、陸繼輅自“桐城”受義法而稍變其體；張惠言、李兆洛皆治證學，而亦好爲文，與惲、陸同氣，號“陽湖派”。戴、段派之考證學，雖披靡一世，然規律太嚴整，且亦聲希味淡，不能悉投衆嗜，故誦習兩派古文家者卒不衰，然才力薄，罕能張其軍者。鹹同間，曾國藩善爲文而極尊“桐城”，嘗爲《聖哲畫像贊》，至躋姚鼐與周公、孔子並列。國藩功業既焜燿一世，“桐城”亦緣以增重，至今猶有挾之以媚權貴欺流俗者。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狷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罪於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閼創穫，無益於社會。且其在清代學界，始終未嘗佔重要位置，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置之不論焉可耳。

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卻爲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書成於嘉慶間，正值正統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也。其書爲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鍼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爲知言。後此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訓》。陳澧著《漢儒通義》，謂漢儒亦言理學，其《東塾讀書記》中有《朱子》一卷，謂朱子亦言考證，蓋頗受此書之反響雲。

在全盛期與蛻分期之間，有一重要人物，曰會稽章學誠。學誠不屑於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其言“六經皆史”，且極尊劉歆《七略》，與今文家異。然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爲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言“六經皆史，而諸子又皆出於六經”（《易教》、《詩教》、《經解》諸篇）；言“戰國以前無著述”（《詩教篇》）；言“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未嘗私據爲己有”（《言公篇》）；言“古之糟粕，可以爲今之精華”（《說林篇》）；言“後人之學勝於前人，乃後起之智慮所應爾”（《朱陸篇》）；言“學術與一時風尚不必求適合”（《感遇篇》）；言“文不能彼此相易，不可捨己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文理篇》）；言“學貴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爲愧”（《博約篇》）。書中創見類此者不可悉數，實爲晚清學者開拓心胸，非直史家之傑而已。

二十

道、鹹以後，清學曷爲而分裂耶？其原因，有發於本學派之自身者，有由環境之變化所促成者。

所謂發於本學派自身者何耶？其一，考證學之研究方法雖甚精善，其研究範圍卻甚拘迂。就中成績最高者，惟訓詁一科，然經數大師發明略盡，所餘者不過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寢，考弁服，考車制，原物今既不存，聚訟終未由決。典章制度一科，言喪服，言禘祫，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損益變遷，即羣書亦末由折衷通會。夫清學所以能奪明學之度而與之代興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實也？今紛紜於不可究詰之名物制度，則其爲空也，與言心言性者相去幾何？甚至言《易》者擯“河圖洛書”而代以“卦氣爻辰”，其矯誣正相類。諸如此類者尚多，殊不足以服人。要之清學以提倡一“實”字而盛，以不能貫徹一“實”字而衰，自業自得，固其所矣。其二，凡一有機體發育至一定限度，則凝滯不復進，因凝滯而腐敗，而衰謝，此物理之恆也。政制之蛻變也亦然，學派之蛻變也亦然，清學之興，對於明之“學閥”而行革命也。乃至乾嘉以降，而清學已自成爲炙手可熱之一“學閥”。即如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其意氣排軋之處固甚多，而切中當時流弊者抑亦不少，然正統派諸賢，莫之能受，其騶卒之依附末光者，且盛氣以臨之。於是思想界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學派自身，既有缺點，而復行以專制，此破滅之兆矣。其三，清學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既尊古矣，則有更古焉者，固在所當尊。既善疑矣，則當時諸人所共信者，吾曷爲不可疑之？蓋清學經乾嘉全盛以後，恰如歐洲近世史初期，各國內部略奠定，不能不有如科侖布其人者別求新陸，故在本派中有異軍突起，而本派之命運，遂根本搖動，則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

所謂由環境之變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經世致用”之一學派所以中絕者，固由學風正趨於歸納的研究法，厭其空泛，抑亦因避觸時忌，聊以自藏。嘉道以還，積威日弛，人心已漸獲解放，而當文恬武嬉之即極，稍有識者，鹹知大亂之將至。追尋根原，歸咎於學非所用，則最尊嚴之學閥，自不得不首當其衝。其二，清學之發祥地及根據地，本在江浙。鹹同之亂，江浙受禍最烈，文獻蕩然，後起者轉徙流離，更無餘裕以自振其業，而一時英拔之士，奮志事功，更不復以學問爲重。凡學術之賡續發展，非比較的承平時代則不能。鹹同間之百學中落，固其宜矣。其三，“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爲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沈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慾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啓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此則清學分裂之主要原因也。

二十一

清學分裂之導火線，則經學今古文之爭也。何謂今古文？初，秦始皇焚書，六經絕焉。漢興，諸儒始漸以其學教授，而亦有派別。《易》則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而同出田何；《書》則有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伏勝；《詩》則有齊、魯、韓三家，《魯詩》出申公，《齊詩》出轅固，《韓詩》出韓嬰；《春秋》則惟《公羊傳》，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禮》則惟《儀禮》，有大戴（德）、小戴（聖）、慶（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皆漢武帝、宣帝時立於學官，置博士教授，其寫本皆用秦漢時通行篆書，謂之今文。《史記·儒林傳》所述經學傳授止此，所謂十四博士是也。逮西漢之末，則有所謂古文經傳出焉。《易》則有費氏，謂東萊人費直所傳；《書》則有孔氏，謂孔子裔孔安國發其壁藏所獻；《詩》則有毛氏，謂河間獻王博士毛公所傳；《春秋》則《左氏傳》，謂張蒼曾以教授；《禮》則有《逸禮》三十九篇，謂魯共王得自孔子壞宅中；又有《周官》，謂河間獻王所得。此諸經傳者，皆以科斗文字寫，故謂之古文。兩漢經師，多不信古文。劉歆屢求以立學官，不得。歆稱書讓太常博士，謂其“專己守殘，黨同妒真”者也。王莽擅漢，歆挾莽力立之；光武復廢之，東京初葉，信者殊稀。至東漢末，大師服虔、馬融、鄭玄皆尊習古文，古文學遂大昌。而其時爭論焦點，則在《春秋公羊傳》。今文大家何休著《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古文大家鄭玄則著《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駁之。玄既淹博，遍注羣經，其後晉杜預、王肅皆衍其緒，今文學遂衰。此兩漢時今古文哄爭之一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經說學派，只爭鄭（玄）、王（肅），今古文之爭遂熄。

唐陸德明著《釋文》，孔穎達著《正義》，皆雜宗鄭、王。今所傳《十三經注疏》者，《易》用王（弼）注，《書》用僞孔（安國）傳，《詩》用毛傳鄭箋，《周禮》、《儀禮》、《禮記》皆用鄭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其餘諸經，皆汲晚漢古文家之流。西漢所謂十四博士者，其學說皆亡，僅存者惟《春秋公羊傳》之何（休）注而已。自宋以後，程朱等亦遍注諸經，而漢唐註疏廢。入清代則節節復古，顧炎武、惠士奇輩專提倡註疏學，則復於六朝、唐。自閻若璩攻僞《古文尚書》，後證明作僞者出王肅，學者乃重提南北朝鄭、王公案，絀王申鄭，則復於東漢。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西漢今古文舊案，終必須翻騰一度，勢則然矣。

二十二

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傳注自序》），自魏晉以還，莫敢道焉。今《十三經注疏》本，《公羊傳》雖用何注，而唐徐彥爲之疏，於何義一無發明。《公羊》之成爲絕學，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經，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今文學啓蒙大師，則武進莊存與也。存與著《春秋正辭》，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與戴、段一派所取途徑，全然不同。其同縣後進劉逢祿繼之，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凡何氏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其書亦用科學的歸納研究法，有條貫，有斷制，在清人著述中，實最有價值之創作。段玉裁外孫龔自珍，既受訓詁學於段，而好今文，說經宗莊、劉。自珍性詄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爲要眇之思，其文辭俶詭連犿，當時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熹，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歲亦耽佛學，好談名理。綜自珍所學，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僅引其緒而止，又爲瑰麗之辭所掩，意不豁達。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自龔氏。夏曾佑贈梁啓超詩云：“璱人（龔）申受（劉）出方耕（莊），孤緒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學”之淵源最分明。擬諸“正統派”，莊可比顧，龔、劉則閻、胡也。“今文學”之初期，則專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經。然因此知漢代經師家法，今古兩派，截然不同，知賈、馬、許、鄭，殊不足以盡漢學。時輯佚之學正極盛，古經說片語隻字，蒐集不遺餘力，於是研究今文遺說者漸多。馮登府有《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壽祺有《三家詩遺說考》，陳喬樅有《今文尚書經說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迮鶴壽有《齊詩翼氏學》，然皆不過言家法同異而已，未及真僞問題。道光末，魏源著《詩古微》，始大攻《毛傳》及《大小序》，謂爲晚出僞作。其言博辯，比於閻氏之《書疏證》，且亦時有新理解。其論《詩》不爲美刺而作，謂：“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豈有歡愉哀樂，專爲無病代呻者耶？”（《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中）此深合“爲文藝而作文藝”之旨，直破二千年來文家之束縛。又論詩樂合一，謂：“古者樂以詩爲體，孔子正樂即正詩。”（同《夫子正樂論》上）皆能自創新見，使古書頓帶活氣。源又著《書古微》，謂不惟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即閻氏所攻者）爲僞也，東漢馬、鄭之古文說，亦非孔安國之舊。同時邵懿辰亦著《禮經通論》，謂《儀禮》十七篇爲足本，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者，出劉歆僞造。而劉逢祿故有《左氏春秋考證》，謂：此書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傳》，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性質，乃記事之書，非解經之書；其解經者，皆劉歆所竄入，《左氏傳》之名，亦歆所僞創。蓋自劉書出而《左傳》真僞成問題，自魏書出而《毛詩》真僞成問題，自邵書出而《逸禮》真僞成問題。若《周禮》真僞，則自宋以來成問題久矣。初時諸家不過各取一書爲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尋其系統，則此諸書者，同爲西漢末出現，其傳授端緒，俱不可深考，同爲劉歆所主持爭立。質言之，則所謂古文諸經傳者，皆有連帶關係，真則俱真，僞則俱僞。於是將兩漢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則康有爲其人也。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考證之學，本非其所好也，而因衆所共習，則亦能之；能之而頗欲用以別闢國土，故雖言經學，而其精神與正統派之爲經學而治經學者則既有以異。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議》，至光緒間實行，則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圖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論議（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國圖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實爲先驅。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

二十三

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爲。然有爲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爲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平，王闓運弟子。闓運以治《公羊》聞於時，然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孔廣森。平受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頗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其人固不足道，然有爲之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

有爲最初所著書曰《新學僞經考》。“僞經”者，謂《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新學”者，謂新莽之學。時清儒誦法許、鄭者，自號曰“漢學”。有爲以爲此新代之學，非漢代之學，故更其名焉。《新學僞經考》之要點：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僞作。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三、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僞之跡，故校中祕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羼亂。五、劉歆所以作僞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諸所主張，是否悉當，且勿論，要之此說一出，而所生影響有二：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有爲弟子有陳千秋、梁啓超者，並夙治考證學，陳尤精洽，聞有爲說，則盡棄其學而學焉。《僞經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參與，亦時時病其師之武斷，然卒莫能奪也。實則此書大體皆精當，其可議處乃在小節目。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爲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爲必力持之。實則其主張之要點，並不必借重於此等枝詞強辯而始成立，而有爲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爲之爲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讀《新學僞經考》而可見也。《新學僞經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忌，毀其板，傳習頗稀。其後有崔適者，著《史記探原》、《春秋復始》二書，皆引申有爲之說，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後勁也。

有爲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書》。

若以《新學僞經考》比颶風，則此二書者，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有爲之治《公羊》也，不齗齗於其書法義例之小節，專求其微言大義，即何休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定《春秋》爲孔子改制創作之書，謂文字不過其符號，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刪述者誤也。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恆託於古。堯舜者，孔子所託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老子之託黃帝，墨子之託大禹，許行之託神農，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皆言改制，而有爲之說，實與彼異。有爲所謂改制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週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爲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此。有爲謂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爲教主；誤認歐洲之尊景教爲治強之本，故恆欲儕孔子於基督，乃雜引讖緯之言以實之；於是有爲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祕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內容，大略如此，其所及於思想界之影響，可得言焉。

一、教人讀古書，不當求諸章句訓詁名物制度之末，當求其義理。所謂義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創法立制之精意。於是漢學、宋學，皆所吐棄，爲學界別闢一新殖民地。

二、語孔子之所以爲大，在於建設新學派（創教），鼓舞人創作精神。

三、《僞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爲劉歆所僞託，《改制考》復以真經之全部分爲孔子託古之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

四、雖極力推挹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於諸子之列。所謂“別黑白定一尊”之觀念，全然解放，導人以比較的研究。

二十四

右兩書皆有爲整理舊學之作，其自身所創作，則《大同書》也。初，有爲既從學於朱次琦畢業，退而獨居西樵山者兩年，專爲深沉之思，窮極天人之故，欲自創一學派，而歸於經世之用。有爲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昇平世”爲“小康”，“太平世”爲“大同”。《禮運》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此一段者，以今語釋之，則民治主義存焉（天下...與能），國際聯合主義存焉（講信修睦），兒童公育主義存焉（故人不...其子），老病保險主義存焉（使老有...有所養），共產主義存焉（貨惡...藏諸己），勞作神聖主義存焉（力惡...爲己）。有爲謂此爲孔子之理想的社會制度，謂《春秋》所謂“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條理爲書，略如左：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

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爲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爲最嚴之刑罰。

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爲肥料工廠。

《大同書》之條理略如是。全書數十萬言，於人生苦樂之根原，善惡之標準，言之極詳辯，然後說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關鍵，在毀滅家族。有爲謂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謂私有財產爲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若夫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有爲懸此鵠爲人類進化之極軌，至其當由何道乃能致此？則未嘗言。其第一眼目所謂男女同棲當立期限者，是否適於人性，則亦未甚能自完其說。雖然，有爲著此書時，固一無依傍，一無剿襲，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陳義之高且過之。嗚呼！真可謂豪傑之士也已。

有爲雖著此書，然祕不以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謂今方爲“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啓超，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爲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爲，後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而有爲始終謂當以小康義救今世，對於政治問題，對於社會道德問題，皆以維持舊狀爲職志。自發明一種新理想，自認爲至善至美，然不願其實現，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類秉性之奇詭，度無以過是者。有爲當中日戰役後，糾合青年學子數千人上書言時事，所謂“公車上書”者是也。中國之有“羣衆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然有爲既欲實行其小康主義的政治，不能無所求於人，終莫之能用，屢遭竄逐。而後輩多不喜其所爲，相與詆訶之。有爲亦果於自信，而輕視後輩，益爲頑舊之態以相角。今老矣，殆不復與世相聞問，遂使國中有一大思想家，而國人不蒙其澤，悲夫！啓超屢請印布其《大同書》，久不許，卒乃印諸《不忍雜誌》中，僅三之一，雜誌停版，竟不繼印。

二十五

對於“今文學派”爲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則新會梁啓超也。啓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爲怪。千秋、啓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爲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學數月，則以其所聞昌言於學海堂，大詆訶舊學，與長老儕輩辯詰無虛日。有爲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鑑》、《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又時時習古禮。千秋、啓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爲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爲謂非其時，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啓超益獨力自任。啓超治《僞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祕性說孔子，啓超亦不謂然。啓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爲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爲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爲標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爲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啓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後啓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啓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詳次節）而啓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臣。

其後啓超等之運動，益帶政治的色彩。啓超創一旬刊雜誌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啓超主講席，唐才常等爲助教。啓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札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啓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刊），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祕密分佈，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衆，於是湖南新舊派大。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爲所著書啓超所批學生札記，及《時務報》、《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戊戌政變前，某御史臚舉札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者具折揭參，卒興大獄。嗣同死焉，啓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學堂解散。蓋學術之爭，延爲政爭矣。啓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積年餘，舉事於漢口，十一人者先後歸，從才常死者六人焉。啓超亦自美洲馳歸，及上海而事已敗。自是啓超復專以宣傳爲業，爲《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二十六

啓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爲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啓超亦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爲，懲羹而吹，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爲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

啓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僞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爲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啓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其言曰：“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浸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浸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浸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浸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羣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詈以相奪，情狀抑何可憐？...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壬寅年《新民叢報》）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遍索諸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

又曰：“摭古書片詞單語以傅會今義，最易發生兩種流弊。一、倘所印證之義，其表裏適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牽合附會，則最易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而緣郢書燕說以滋弊。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摭拾以沾沾自喜，謂此製爲我所固有。其實今世共和立憲制度之爲物，即泰西亦不過起於近百年，求諸彼古代之希臘羅馬且不可得，遑論我國。而比附之言傳播既廣，則能使多數人之眼光之思想，見局見縛於所比附之文句。以爲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爲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二、勸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嘗行也；勸人治此學，告之曰，吾先哲所嘗治也；其勢較易入，固也。然頻以此相詔，則人於先哲未嘗行之制，輒疑其不可行，於先哲未嘗治之學，輒疑其不當治。無形之中，恆足以增其故見自滿之習，而障其擇善服從文明。...吾雅不願採擷隔牆桃李之繁葩，綴結於吾家杉松之老幹，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誠愛桃李也，惟當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有名實者。”（乙卯年《國風報》）

此諸論者，雖專爲一問題而發，然啓超對於我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爲今後新思想發展應遵之途徑，皆略見焉。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僞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於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爲之大同，空前創穫，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爲必託古？諸子何爲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啓超蓋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啓超與有罪焉。啓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即發表。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爲誤人？啓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爲無制限的儘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爲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未，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於啓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爲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爲一大損失也。

啓超與康有爲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爲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啓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啓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爲，殆可斷言矣。啓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嫺《藝蘅館日記》雲：“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啓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爲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識者謂啓超若能永遠絕意政治，且裁斂其學問欲，專精於一二點，則於將來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貢獻，否則亦適成爲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而已。

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嗣同幼好爲駢體文，緣是以窺“今文學”，其詩有“汪（中）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始是才”之語，可見其嚮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自交梁啓超後，其學一變。自從楊文會聞佛法，其學又一變。嘗自裒其少作詩文刻之，題曰《東海褰冥氏三十以前舊學》，示此後不復事此矣。其所謂“新學”之著作，則有《仁學》，亦題曰“臺灣人所著書”，蓋中多譏切清廷，假臺人抒憤也。書成，自藏其稿，而寫一副本畀其友梁啓超；啓超在日本印布之，始傳於世。《仁學自敘》曰：“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捨，以速其沖決網羅。沖決利祿之網羅，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沖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沖決君主之網羅，沖決倫常之網羅，沖決天之網羅。...然既可沖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

《仁學》內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論，遂啓近代科學。嗣同之“沖決羅網”，正其義也。《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爲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此計劃，吾不敢謂終無成立之望，然以現在全世界學術進步之大勢觀之，則以爲期尚早，況在嗣同當時之中國耶？嗣同幼治算學，頗深造，亦嚐盡讀所謂“格致”類之譯書，將當時所能有之科學知識，儘量應用。又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爲思想之基礎，而通之以科學。又用今文學家“太平”、“大同”之義，以爲“世法”之極軌，而通之於佛教。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織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觀念，嘗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爲今之人哉！”

（《仁學》捲上）對於中國歷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仁學》卷下）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爲基本，而嗣同尤爲悍勇，其《仁學》所謂沖決羅網者，全書皆是也，不可悉舉，姑舉數條爲例。

嗣同明目張膽以詆名教，其言曰：“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共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爲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嗣同對於善惡，有特別見解，謂“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謂“俗儒以天理爲善，人慾爲惡，不知無人慾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惡由名起”說，乃有極詭僻之論，曰：“惡莫大淫殺。...男女構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爲惡。向使生民之始，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巨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爲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併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此等論調，近於詭辯矣，然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正可察見。《仁學》下篇，多政治談。其篇首論國家起原及民治主義（文不具引），實當時譚、梁一派之根本信條，以殉教的精神力圖傳播者也。由今觀之，其論亦至平庸，至疏闊。然彼輩當時，並盧騷《民約論》之名亦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曰：“天下爲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則俗則毳欲也。逞其兇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爲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又曰：“吾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暗殺），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此等言論，著諸竹帛，距後此“同盟會”、“光復會”等之起，蓋十五六年矣。

《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其言曰：“春秋大一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曰：“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爲某國人，當平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篇中此類之論，不一而足，皆當時今文學派所日倡道者。其後梁啓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褊狹的國家主義，慚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僅三十三，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區區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

二十八

在此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爲正統派大張其軍者，曰餘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學於俞樾，治小學極謹嚴，然固浙東人也，受全祖望、章學誠影響頗深，大究心明清間掌故，排滿之信念日烈。炳麟本一條理縝密之人，及其早歲所作政談，專提倡單調的“種族革命論”，使衆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中年以後，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識》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獵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日益閎肆。其治小學，以音韻爲骨幹，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闢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爲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其《菿漢微言》，深造語極多。其餘《國故論衡》、《檢論》、《文錄》諸篇，純駁互見，嘗自述治學進化之跡曰：“少時治經，謹守樸學，所疏通證明者，在文學器數之間。雖嘗博觀諸子，略識微言，亦隨順舊義耳。...繼閱佛藏，涉獵《華嚴》、《法華》、《涅槃》諸經，義解漸深，卒未窺其究竟。及囚繫上海，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於契機。...“...講說許書，一旦解寤，旳然見語言文字本原，於是初爲《文始》。...由是所見與箋疏瑣碎者殊矣。...“爲諸生說《莊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觀而釋《齊物》，乃與《瑜伽》、《華嚴》相會。...“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侷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睹是也。...”（《菿漢微言》卷末）

其所自述，殆非溢美。蓋炳麟中歲以後所得，固非清學所能限矣。其影響於近年來學界者亦至巨。雖然，炳麟謹守家法之結習甚深，故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如治小學排斥鐘鼎文龜甲文，治經學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過當。而對於思想解放之勇決，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二十九

自明徐光啓、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爲歐籍入中國之始，前清學術，頗蒙其影響，而範圍亦限於天算。鴉片戰役以後，漸怵於外患。洪楊之役，借外力平內難，益震於西人之“船堅炮利”。於是上海有製造局之設，附以廣方言館，京師亦設同文館，又有派學生留美之舉，而目的專在養成通譯人才，其學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數十年中，思想界無絲毫變化。惟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柢，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會之在中國者，亦頗有譯書。光緒間所爲“新學家”者，欲求知識於域外，則以此爲枕中鴻祕。蓋“學問飢餓”，至是而極矣。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爲至言。蓋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製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輩，即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爲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衆。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啓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爲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賾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爲代。時獨有侯官嚴復，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羣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羣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復其首也。亦有林紓者，譯小說百數十種，頗風行於時，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作者。紓治桐城派古文，每譯一書，輒“因文見道”，於新思想無與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爲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爲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

而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種根原，曰不以學問爲目的而以爲手段。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爲“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論。其高秀者，則亦以“致用”爲信條，謂必出所學舉而措之，乃爲無負。殊不知凡學問之爲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呆子”，然後有學問也。晚清之新學家，俗求其如盛清先輩具有“爲經學而治經學”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謂爲清學衰落期，並新思想啓蒙之名，亦未敢輕許也。

三十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無關係。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然非其專好。至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篤志信仰。紹升嘗與戴震往復辨難（《東原集》）。其後龔自珍受佛學於紹升（《定庵文集》有《知歸子贊》。知歸子即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薩戒，易名承貫，著《無量壽經會譯》等書。龔、魏爲“今文學家”所推獎，故“今文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少曾佐曾國藩幕府，復隨曾紀澤使英，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爲事。至宣統三年武漢革命之前一日圓寂。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譚嗣同從之遊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尤常鞭策其友梁啓超。啓超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佛教。康有爲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經典流通既廣，求習較易，故研究者日衆。就中亦分兩派，則哲學的研究，與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學既輸入，則對於印度哲學，自然引起連帶的興味。而我國人歷史上與此係之哲學因緣極深，研究自較易，且亦對於全世界文化應負此種天職，有志者頗思自任焉。然其人極稀，其事業尚無可稱述。社會既屢更喪亂，厭世思想，不期而自發生，對於此惡濁世界，生種種煩懣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則必遁逃而入於佛。佛教本非厭也，本非消極，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

學佛既成爲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爲名高者出焉。往往有夙昔稔惡或今方在熱中奔競中者，而亦自託於學佛，今日聽經打坐，明日黷貨陷人。淨宗他力橫超之教，本有“帶業往生”一義。稔惡之輩，斷章取義，日日勇於爲惡，恃一聲“阿彌陀佛”，謂可湔拔無餘，直等於“羅馬舊教”極敝時，懺罪與犯罪，並行不悖。又中國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種種邪魔外道惑世誣民之術，亦隨而復活，乩壇盈城，圖讖累牘。佛弟子曾不知其爲佛法所訶，爲之推波助瀾，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學之鉅子，猶津津樂道之。率此不變，則佛學將爲思想界一大障，雖以吾輩夙尊佛法之人，亦結舌不敢複道矣。

蔣方震曰：“歐洲近世史之曙光，發自兩大潮流。其一，希臘思想復活，則‘文藝復興’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復活，則‘宗教改革’也。我國今後之新機運，亦當從兩途開拓，一爲情感的方面，則新文學新美術也；一爲理性的方面，則新佛教也。”（《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自序）吾深韙其言。中國之有佛教，雖深惡之者終不能遏絕之，其必常爲社會思想之重要成分，無可疑也。其益社會耶？害社會耶？則視新佛教徒能否出現而已。

更有當附論者，曰基督教。基督教本與吾國民性不近，故其影響其微。

其最初傳來者，則舊教之“耶穌會”一派也。明士大夫徐光啓輩，一時信奉，入清轉衰，重以教案屢起，益滋人厭。新教初來，亦受其影響。其後國人漸相安，而教力在歐洲已日殺矣。各派教會在國內事業頗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舊，乏精神。對於數次新思想之運動，毫未參加，而間接反有阻力焉。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謂無咎無譽，今後不改此度，則亦歸於淘汰而已。

三十一

前清一代學風，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相類甚多。其最相異之一點，則美術文學不發達也。清之美術（畫），雖不能謂甚劣於前代，然絕未嘗向新方面有所發展，今不深論。其文學，以言夫詩，真可謂衰落已極。吳偉業之靡曼，王士禎之脆薄，號爲開國宗匠。乾隆全盛時，所謂袁（枚）、蔣（士銓）、趙（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邇。諸經師及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詩，則極拙劣之砌韻文耳。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則粗獷淺薄。鹹同後，競宗宋詩，只益生硬，更無餘味。其稍可觀者，反在生長僻壤之黎簡、鄭珍輩，而中原更無聞焉。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爲，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以言夫詞，清代固有作者，駕元明而上，若納蘭性德、郭麐、張惠言、項鴻祚、譚獻、鄭文焯、王鵬運、朱祖謀，皆名其家，然詞固所共指爲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長生殿》外，無足稱者；李漁、蔣士銓之流，淺薄寡味矣。以言夫小說，《紅樓夢》隻立千古，餘皆無足齒數。以言夫散文，經師家樸實說理，毫不帶文學臭味；桐城派則以文爲“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較可觀，末期則魏源、曾國藩、康有爲。清人頗自誇其駢文，其實極工者僅一汪中，次則龔自珍、譚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遊、邵齊燾、洪亮吉輩，已堆垛柔曼無生氣，餘子更不足道。要而論之，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極大；清代文藝美術，在中國文藝史美術史上，價值極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清代何故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異其方向耶？所謂“文藝復興”者，一言以蔽之，曰返於希臘。希臘文明，本以美術爲根幹，無美術則無希臘，蓋南方島國景物妍麗而多變化之民所特產也。而意大利之位置，亦適與相類。希臘主要美術在雕刻，而其實物多傳於後。故維那神像（雕刻裸體女神）之發掘，爲文藝復興最初之動機，研究學問上古典，則其後起耳。故其方向特趨重於美術，宜也。我國文明，發源於北部大平原。平原雄偉廣蕩而少變化，不宜於發育美術。所謂復古者，使古代平原文明之精神復活，其美術的要素極貧乏，則亦宜也。

然則曷爲並文學亦不發達耶？歐洲文字衍聲，故古今之差變劇；中國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變微。文藝復興時之歐人，雖競相與研究希臘，或徑以希臘文作詩歌及其他著述，要之慾使希臘學普及，必須將希臘語譯爲拉丁或當時各國通行語，否則人不能讀。因此，而所謂新文體（國語新文學）者，自然發生，如六朝隋唐譯佛經，產生一種新文體，今代譯西籍，亦產出一種新文體，相因之勢然也。我國不然，字體變遷不劇，研究古籍，無待迻譯。夫《論語》、《孟子》，稍通文義之人盡能讀也，其不能讀《論語》、《孟子》者，則並《水滸》、《紅樓》亦不能讀也，故治古學者無須變其文與語。既不變其文與語，故學問之實質雖變化，而傳述此學問之文體語體無變化，此清代文無特色之主要原因也。重以當時諸大師方以崇實黜華相標榜，顧炎武曰：“一自命爲文人，便無足觀”。（《日知錄》二十）所謂“純文藝”之文，極所輕蔑。高才之士，皆集於“科學的考證”之一途。其向文藝方面討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張其軍也。

三十二

問曰：吾子屢言清代研究學術，饒有科學精神，何故自然科學，於此時代並不發達耶？答曰：是亦有故。文化之所以進展，恆由後人承襲前人知識之遺產，繼長增高。凡襲有遺產之國民，必先將其遺產整理一番，再圖向上，此乃一定步驟。歐洲文藝復興之價值，即在此。故當其時，科學亦並未發達也，不過引其機以待將來。清代學者，刻意將三千年遺產，用科學的方法大加整理，且亦確已能整理其一部分。凡一國民在一時期內，只能集中精力以完成一事業，且必須如此，然後事業可以確實成就。清人集精力於此一點，其貢獻於我文化者已不少，實不能更責以其他。且其趨勢，亦確向切近的方面進行，例如言古音者，初惟求諸《詩經》、《易經》之韻，進而考歷代之變遷，更進而考古今各地方音，遂達於人類發音官能構造之研究，此即由博古的考證引起自然科學的考證之明驗也。故清儒所遵之途徑，實爲科學發達之先驅，其未能一蹴即幾者，時代使然耳。

複次，凡一學術之發達，必須爲公開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須其研究資料比較豐富。我國人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之舊觀念，因襲已久，本不易驟然解放，其對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爲諱也。科學上之發明，亦何代無之？然皆帶祕密的性質，故終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絕，即如醫學上證治與藥劑，其因祕而失傳者，蓋不少矣。凡發明之業，往往出於偶然。發明者或並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發明之結果公之於世，多數人用各種方法向各種方面研究之，然後偶然之事實，變爲必然之法則。此其事非賴有種種公開研究機關——若學校若學會若報館者，則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業也。夫在清代則安能如是，此又科學不能發生之一原因也。

然而語一時代學術之興替，實不必問其研究之種類，而惟當問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謬者，則施諸此種類而可成就，施諸他種類而亦可以成就也。清學正統派之精神，輕主觀而重客觀，賤演繹而尊歸納，雖不無矯枉過正之處，而治學之正軌存焉。其晚出別派（今文學家）能爲大膽的懷疑解放，斯亦創作之先驅也。此清學之所爲有價值也歟？

三十三

讀吾書者，若認其所採材料尚正確，所批評亦不甚紕繆，則其應起之感想，有數種如下：其一，可見我國民確富有“學問的本能”。我國文化史確有研究價值，即一代而已見其概。故我輩雖當一面儘量吸收外來之新文化，一面仍萬不可妄自菲薄，蔑棄其遺產。

其二，對於先輩之“學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種觀感。所謂“學者的人格”者，爲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若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穫。所謂研究精神者，歸著於此點。不問其所疑所求所創者在何部分，亦不問其所得之鉅細，要之經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貢獻。必如是始能謂之增加遺產，對於本國之遺產當有然，對於全世界人類之遺產亦當有然。

其四，將現在學風與前輩學風相比照，令吾曹可以發現自己種種缺點。

知現代學問上籠統影響凌亂膚淺等等惡現象，實我輩所造成。此等現象，非徹底改造，則學問永無獨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於學問社會以外。吾輩欲爲將來之學術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鑑前代得失以自策厲。吾著此書之宗旨，大略如是。而吾對於我國學術界之前途，實抱非常樂觀。蓋吾稽諸歷史，證諸時勢，按諸我國民性，而信其於最近之將來，必能演出數種潮流，各爲充量之發展。吾今試爲預言於此，吾祝吾觀察之不謬，而希望之不虛也。

一、自經清代考證學派二百餘年之訓練，成爲一種遺傳，我國學子之頭腦，漸趨於冷靜縝密。此種性質，實爲科學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國對於“形”的科學（數理的），淵源本遠，根柢本厚；對於“質”的科學（物理的），因機緣未熟，暫不發展。今後歐美科學，日日輸入，我國民用其遺傳上極優粹之科學的頭腦，憑藉此等豐富之資料，瘁精研究，將來必可成爲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學國民。

二、佛教哲學，本爲我先民最爲珍貴之一遺產，特因發達太過，末流滋弊，故清代學者，對於彼而生劇烈之反動。及清學發達太過，末流亦敝，則還元的反動又起焉。適值全世界學風，亦同有此等傾向。物質文明爛熟，而“精神上之飢餓”益不勝其苦痛。佛教哲學，蓋應於此時代要求之一良藥也。我國民性，對於此種學問，本有特長，前此所以能發達者在此，今後此特性必將復活。雖然，隋唐之佛教，非複印度之佛教，而今後復活之佛教亦必非復隋唐之佛教。質言之，則“佛教上之宗教改革”而已。

三、所謂“經世致用”之一學派，其根本觀念，傳自孔孟，歷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啓蒙派晚出派，益擴張其範圍。此派所揭櫫之旗幟，謂學問有當講求者，在改良社會增其幸福，其通行語所謂“國計民生”者是也。故其論點，不期而趨集於生計問題。而我國對於生計問題之見地，自先秦諸大哲，其理想皆近於今世所謂“社會主義”。二千年來生計社會之組織，亦蒙此種理想之賜，頗稱均平健實。今此問題爲全世界人類之公共問題，各國學者之頭腦，皆爲所惱。吾敢言我國之生計社會，實爲將來新學說最好之試驗場，而我國學者對於此問題，實有最大之發言權，且尤當自覺悟其對此問題應負最大之任務。

四、我國文學美術根柢極深厚，氣象皆雄偉，特以其爲“平原文明”所產育，故變化較少。然其中徐徐進化之跡，歷然可尋，且每與外來之宗派接觸，恆能吸受以自廣。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諸此方面，故一時若甚衰落，然反動之徵已見。今後西洋之文學美術，行將盡量收入，我國民於最近之將來，必有多數之天才家出焉，採納之而傅益以己之遺產，創成新派，與其他之學術相聯絡呼應，爲趣味極豐富之民衆的文化運動。

五、社會日複雜，應治之學日多，學者斷不能如清儒之專研古典。而固有之遺產，又不可蔑棄，則將來必有一派學者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續清儒未竟之緒，而益加以精嚴，使後之學者既節省精力，而亦不墜其先業。世界人之治中華國學者，亦得有藉焉。以吾所觀察所希望，則與清代興之新時代，最少當有上列之五大潮流，在我學術界中，各爲猛烈之運動，而並佔重要之位置。若今日者，正其啓蒙期矣。吾更願陳餘義以自厲，且厲國人。

一、學問可嗜者至多，吾輩當有所割棄然後有所專精。對於一學，爲徹底的忠實研究，不可如劉獻廷所誚“只教成半個學者”（《廣陽雜記》卷五），力洗晚清籠統膚淺凌亂之病。

二、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業自治”，學問亦然，當分業發展，分地發展。分業發展之義易明，不贅述。所謂分地發展者，吾以爲我國幅員，廣埒全歐，氣候兼三帶，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濱，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應發育三個體系以上之文明。我國將來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礎確立後，應各就其特性，於學術上擇一二種爲主幹。例如某省人最宜於科學，某省人最宜於文學美術，皆特別注重，求爲充量之發展。必如是，然後能爲本國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貢獻。

三、學問非一派可盡。凡屬學問，其性質皆爲有益無害，萬不可求思想統一，如二千年來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學問不厭辨難，然一面申自己所學，一面仍尊人所學，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學風之弊。

吾著此篇竟，吾感謝吾先民之餉遺我者至厚，吾覺有極燦爛莊嚴之將來橫於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