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驂錄摘抄

正文

停驂錄摘抄　　明 陸深

●卷一

宿州有睢陽驛，凡以睢水在其南也。然古睢陽，乃今歸德州，即張許死節之地。予過而問焉，屢更河患，亦既漫漶矣。正統間，予同縣人衛君庸知州事，嘗採輯史傳文集爲《唐忠臣錄》，己巳年刻之，後正德己巳翻刊，人以爲有數。正統有土木之變，正德逆瑾之變，在明年庚午八月，蓋六十之數雲。夫文獻之廢興，非特有數，亦抑有世道焉？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予初登朝，土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每與亡友王韋、欽佩論之，欽佩以爲非佳兆。孝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詩史，亦略彷彿睹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予將入梁訪族，二十餘年未酬也。嘉靖己丑秋，獻吉尋醫，渡江留京，潤一兩月，予適有延平之行。是歲除日，獻吉下世。予赴晉陽，以庚寅三月二十一日經汴城而西，望几筵一慟而已。其子枝，字伯材，以《空同子》八篇來貺，燃燈讀之，重爲之流涕。內《論學?下篇》一條書：“劉閣老言：‘李杜事微失旨。’”劉名健，字希賢，號脢庵，洛陽人，相孝廟首尾二十年，相業甚可觀，素以理學自負。予乙丑登第，爲庶吉士，與衆同謁公於安福裏第，公告諸吉士曰：“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卻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卻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

予爲庶吉士時，謁東山先生劉公大夏，時雍公誨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兩三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今五十有四，發種種矣，益知其言之有味。嘗見周密公謹所記趙德莊誨趙忠定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揚，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乃知古人造就後進者，每如此。

予自延平赴山西，過潤時，邃翁南門。未久，相見，勞苦外無他語，但道：“子行得無受炎涼乎？”予笑曰：“不至是，小人炎涼之態可處，君子禍福之心可憐。”翁首肯之曰：“有是，有是。”

吾松姚蒙先生善醫。時鄒都堂來學巡撫江南，訪而召之，以醫生見。鄒公素嚴重，姚有口眼歪斜發動疾，公心輕之，問曰：“汝亦有疾。”對曰：“有風疾。”曰：“既有風疾，何不醫之？”曰：“是胎風。”公即引手令其診脈，姚退卻不前，再命之，再卻。公始曰：“診脈須坐。”呼座坐之，姚乃方脈。既畢，公問之，姚敘病源一二，公亦知醫，頷之。最後，姚曰：“大人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公大驚曰：“此予隱疾，甚祕，汝何由知？”姚跪曰：“以脈得之，左手關脈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洞，下相通。”既久，公始改容，謝之，乃求藥。姚曰：“不須藥，只到南京便好。”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得十二日可到。”公曰：“知之矣。”即治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入會同館而卒。籲，亦神哉！其孫舉人湘，字清之，向在長安，爲予道此。可見前輩技能難及。

召佃之名，亦自宋賈似道公田始。鹹淳戊辰正月，改官田爲召佃，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與今法雖不同，而其來有所自矣。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時，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神宗以爲名言。夫有所享者，必有所養，燈籠錦事，想亦出於傾陷者所爲。予鄉前輩陳晚莊先生，名肅，字惟敬，清修之士。一日衣緋窄袖袍會席，一士大夫素豪侈，攬之曰：“何不改作？”先生正色曰：“我福薄，恐難勝。”其人曰：“文潞公如何是，豈知有所享者必有所養也。”

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令石取二升，爲鼠雀耗。我太祖則每鬥起耗七合，石爲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加耗已至七八斗，蓋併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雀爲也。近時，巡撫乃于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五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章聚斂刻急，胡致堂推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卷二

本朝五嶽、五鎮之祀，多因前代，其來遠矣。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東鎮爲沂山，在今青州府臨朐縣。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南鎮爲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北嶽爲恆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嶽爲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東。西嶽、鎮相去不遠；北嶽、北鎮相望千里；而山脈一帶，惟南嶽去南鎮三千餘里，雖同在江南，而間隔絕不相屬；中嶽、中鎮南北對峙，而黃河界之。今京師正當北嶽、北鎮之中，東西亦勻停；而華山稍南於泰山，若龍虎然；南嶽在西南，南鎮在東南，五嶺爲案，而江河兩水爲襟帶，嶺南諸山爲朝拜，嶺南之南則南海，爲外明堂，我朝形勝真天造地設哉。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中山武寧王將兵二十萬，開平忠武王副之，以取浙西。十一月，由太湖直趨湖州。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戰毗山，戰舊館，戰皁林、烏鎮，相繼而敗，生擒其兵六萬。十四日，取吳江，士誠遣銳卒迎戰於尹山橋，康蘄公持戟督戰，銳卒盡覆。乃進圍蘇城，塞其六門，刀劍林立，金鼓雷震，將士盡降，城中食盡，至煮靴以充飢。凡十閱月，城陷，時吳元年丁未九月也。王封府庫，縛士誠，送京師，藉其兵二十有五萬。檄曰：“總兵官、準中書省諮敬奉令旨：餘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徵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即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餘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與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裏，荊湘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抗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苗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佔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夫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受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鹹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餘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即當移兵剿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御邊戎。凡餘之言，信如皎日，諮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尊外，合備榜曉諭通知須至榜者。

按：此檄簡質昌大，廟勝已卜於此，固不待擒士誠而後爲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諫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此元之末造啓聖之資也。《詩》稱：“殷鑑又安。”得吾輩不蹶，然有省於斯。初至正庚寅，問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懇田，所費不訾；又勸造至正交鈔，物貨騰滯；又勸求禹故道，使黃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萬，河夫多怨。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亂。蘄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狀龐厚，以販布爲業。一日浴於鹽塘水中，身有光怪，妖彭之衆推立爲帝，以據漢沔。欒城有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起徐州，其倡言亦云彌勒佛下生，以紅巾爲號。未幾討誅之，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汝穎、淮泗之間，遂陷汴梁，稱帝，改姓韓，國號宋，改元龍鳳。一雲至正十五年乙未，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爲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龍鳳。豈林兒即山童子耶？審爾至正二十六年，乃龍鳳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稱吳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劉福通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檄中所謂掠我邊氓者，蓋指此；誘我叛將，當是指諸暨謝再興也。

按：張士誠，本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元不能制。士誠爲鹽場綱司，牙儈以官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奸，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爲主，據高郵，以叛元命。脫脫討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蘆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還。及再攻之不下，會脫脫貶，師遂潰叛。乙未，士誠泛海，以數千人陷平江。一雲，自福山港濟，由常熟以入，海運遂絕。後元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改元天祐，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脫脫之總師南伐也，丞相亞麻讒之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適駐高郵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先是，脫脫有弟野先不花，爲中颱御史大夫，董師三十萬南伐，兵敗汝寧，脫脫匿其罪，反以捷聞，西臺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爲矣。亞麻矯詔鴆殺之後，亞麻事覺，亦杖死。

陳友諒者，本沔陽人，爲縣帖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歲，遂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採石五聖廟，僭號曰漢，改元大義。我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前後八十餘日，友諒兵敗，中流矢死。其下復立其子理於武昌，改元德壽。進兵攻圍，一年，理出降。

歐陽文忠謂：“餘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寤。”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宗師，今世所傳絳守居，園池記之外，別無文字。往年，綿州金檢討皋鶴卿，惠予一碑，與園池之作頗類，文章至此，誠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嘗借抄於王文恪公守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嶺南，簡質古樸，如中興頌，則典嚴法度矣。歐公尚猶嘆之，使公在，今日又當如何爲嘆耶？

漏水之制，以銅作四櫃：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年壺，四、方分壺。自上而下，一層低一層，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計水二斤八兩，二箭當一氣，每氣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週二十四氣。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時共五百分，十二時總計六千分，歲統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之於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準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略也。議者謂：冬寒水澀，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鐵丸圜轉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簡儀，爲圓空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作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此與日晷之用正同，纔可施之晴晝爾。此外，別有燈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瓏儀，皆巧制也。

宋章楶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風、環慶、挪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於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御戎之法，此爲策上。予意今河套之地，仿而爲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役，當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舉也？

石城滿四，名俊，人以滿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滿氏把丁者，雄長西陲，國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涼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以騎射獵逐爲利，號滿家營，生聚日蕃，有衆數千人。成化元年，遂據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溝，極險固，俊以火四、火能爲腹心，馬冀、南鬥爲股肱，咬歌、保歌爲爪牙，滿能、滿玉爲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帥府事銅印，以是部署帳下，而反勢甚猖獗，命都御史項公忠、馬公文升討平之。馬自有記。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佈網然，以礙虜騎，亦能制勝。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談兵，嘗與餘議以鐵作三矛鑽，刺地如鍾散列，以陷馬足，予爲名之曰上鑽。

山西三關比諸邊爲弱，一被虜患，當事者皆甘心得罪，勢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爲山，植榆爲塞，因地形制險，最爲上策。近有裁椏之法，尤便易於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於三邊者，若趙充國之屯田；李牧用軍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趙奢爲將所得賞賜，盡與軍吏；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以享賓客、軍吏，皆要策也。夫謂之賓客所該甚廣，凡遊說探諜之人，皆是宋田錫，亦謂厚賜將帥使之賞用足充供億。若在今日，能使將帥不克減軍士，抑亦可矣。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閱之前輩雲：“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

予昨記後唐明宗與我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三鬥餘，而漕政疲弊，蓋有兩端：京通交納監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楊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徵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自古典籍廢興，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乙萬卷，可謂富矣。椏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嘆。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於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元氏亦有儲蓄，至我朝文獻日新。今祕閣所有者，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宛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於外矣。爲之浩嘆，因記歷代故實於左。

蕭何入秦，收圖籍。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藏之祕府。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等書。

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定，每一書畢，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

光武中興，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後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

魏道武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歲給紙墨筆材。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宗太平興國初，構崇文院以藏書，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庫，爲史館書庫，謂之六庫。九年，又詔以館閣所闕書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神宗熙寧中，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徽宗宣和中，詔令郡縣諭旨訪求祕書，許士民以家藏書所在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宀兌〉未示見之書，有足觀採，即命以官議加崇獎，給還。於是，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五卷，李東一百六十卷，皆系闕遺，詔賜頤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又取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故官家藏，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又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祕書省提舉掌求遺書，定獻書賞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

我太祖高皇帝於至正丙午秋命求遺書。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購求遺書，劉炫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後事覺，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按：秦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說者謂：“《易》以卜筮傳，若藥醫惟《素難》最古，其次《本草》，雖稱《黃帝》，然皆漢人以後之書，不知先秦所遺者，今果何書耶？”

本朝丘文莊公濬有言：“長生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亦各自爲其家。”皆通論也。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於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餘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之小也；氾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涿者>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於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炕，可以蓋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今京師北奠，經費鹹仰給於東南，東南卑溼，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爛之餘與船運之費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比古猶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徒事於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本朝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淩水。非時泛漲，曰客水；其勢移谼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逾防曰抹岸、掃岸；故朽潛流刺其下曰拓岸；浪勢旋激，岸土上ㄨ曰淪卷；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徑璹；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其淚起處輒能溺舟者曰蔫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予爲國子司業時，彭幸庵澤以太子太保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欲舉曹端從祀夫子廟庭，以爲本朝理學之冠。予時不敢主張，予亦不甚知其爲人。及來提學山西，始訪求之。端，字正夫，別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鄉舉，己丑中副榜，仕爲霍州、蒲州學正，後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統間，蒲州謝御史琚記其祀堂，有曰：“聖朝道學大明崤澠之間，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略》、《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儒家宗統譜》，撰《月川詩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其稱述如此。又按：幸庵西歸，時魯柬河南巡撫都憲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先生。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爲霍、蒲二庠學正，三典陝西文衡，四方學者，從之甚衆，虛往實歸，各有成就。河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於彼。吾蘭翰林編修卓庵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而詢其墓，所僉曰在霍，卓庵嘆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乃郎等移葬澠池，今其子孫有爲省祭官監生者。而其所著書不下千種，藏於家亦有刊行傳佈者。又曰：“曹先生子孫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據所稱許，蓋好學篤信之人，其於斯文道統之所繫者，竟何如也？予少嘗得其所著《四書詳說》者，要皆羽翼，《朱傳》似亦舉業之書也，當訪其遺書拜考論之。彭柬所指卓庵，即黃諫廷臣先生也。

俞永，華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魯山縣，首革吏弊，決積訟，修學校，親爲諸生講說經史，正句讀，校文理，士風翕然以盛，升禮部主客司主事。（見《河南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