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學風

正文

近百年湖南學風　　（近人）錢基博 著

一 導言

湖南之爲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爲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爲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德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闢蹊徑，不爲古學所囿。義以淑羣，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

天開人文，首出庶物以潤色河山，弁冕史冊者，有兩鉅子焉：其一楚之屈原，著《離騷經》，以香草美人爲比興，以長言永嘆變四言，鏗鏘鼓舞，於三百篇之外，自成風格，創楚辭以開漢京枚馬之詞賦。其一宋之周敦頤，作《太極圖說》、《通書》，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於一誠，而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倡理學以開宋學程朱之性理。一爲文學之鼻祖，一爲理學之開山，萬流景仰，人倫模楷，風聲所樹，豈徒一鄉一邑之光哉！然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而輔世長民，一本修己者，莫如周敦頤之於宋，其次王夫之之於明。周敦頤以樂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艱貞拄世變；周敦頤探道原以闢理窟，王夫之維人極以安苦學。故聞夫之之風者，頑夫廉，儒夫有立志；聞敦頤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也。敦頤，道州人；夫之，衡陽人。湖南人而有此，匪僅以自豪鄉曲，當思以紹休前人。

自昔子思作《中庸》以說天命之性，而孟子道性善以修率性之道，開宗明義，而未有體系，所以“理”而不爲“學”。至周敦頤乃本《中庸》以上推之《易?繫辭傳》，而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有體有系，釐然秩然。猶若以爲未足，更本《易?繫辭傳》以旁推交通諸《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拈出“太極無極”之義，以補《易系》之未所言，而後先天之道，天命之性，有體有系，釐然秩然。觀其《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蓋融《老子》《易系》之義而冶之一爐者也。“太極”之詞，出自《易系》；而；“無極”之義，則參老子。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極而太極”也。老子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太極無極，二而一，一而二”，此老子“有”“無”雙觀之所以“同謂之玄”也。太極圖■中間一○，即“易有太極”也，○旁兩抱，即兩儀二畫也。不過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成三。而敦頤卻把伏羲兩畫彎轉，抱在太極兩旁，亦從《老子》“負陰抱陽，衝氣以爲和”之說悟出。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爲和”，物物一太極也。“太極”二字，原本《易系》，尚是祖述孔門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敦頤始發之。其後從“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云云，皆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對勘而論，以明天人相與之際，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儘性；能儘性，即能達天。天人一理，此敦頤立言之旨，而以《太極圖說》挈其要，以《通書》暢其義。“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然“主靜”之下又自注曰“無慾故靜”。“無慾”者，無人慾。無人慾，則純乎天理矣。而“誠”以立其本，“幾”以神其用。夫道非“誠”不立，非“幾”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亂，皆有“幾”者行其間。天也，固人也。事有理有勢，而行之必有其幾，此則衆人之所忽，而豪傑有爲者之所必爭也。 敦頤言“誠神幾謂之聖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 蒞事之初，有審幾之明；及事變之歧出，又有赴幾之智。一日得其幾，而萬險胥平。一失其幾，從脞百出，咫尺皆荊棘也。然非“主靜”者，不能審幾赴幾；而非“定之以中正仁義”，則審幾赴幾而或流於狙詐慘礉，吾見亦多矣。此敦頤所爲“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也。程氏顥、頤，理學之宗，而兄弟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以其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上，世稱濂溪先生。

周敦頤生當太平，王夫之身歷世屯，而以明莊烈帝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睹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騖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日尋於恩怨；發而爲文章，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嘆而未有已。既一仗桂王，爲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跡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清盜諸夏而撫定之，搜訪隱逸。次第登進。雖顧炎武、李顒之艱貞，而徵聘不絕於廬，獨夫之深閟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以求反脣，用是其身長遁，其名翳寂。其學出於宋儒張載，載著有《西銘》《正蒙》等書，其學以仁爲宗，以禮爲體，而深信周禮爲必可行於世。夫之則注《正蒙》數萬言以討論爲仁之方，爲《禮記章句》數十萬言以闡明記禮之意。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子亦仁義並稱。蓋聖人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而外之莫急於禮。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也。夫之荒山敝榻，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悔，雖未爲萬世開太平以措施見諸行事，而蒙難艱貞以遁世無悶，固爲生民立極。周敦頤光風霽月，飲人以和；夫之則茹苦含辛，守己以貞；周敦頤以道自樂，從容涵泳之味洽，夫之則歷劫勿渝，厲世磨鈍之節堅。翹企高風，詩不云乎：“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降而晚近，世變亦益亟矣！百年以還，歐化東漸。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君子以獨立不懼。而習尚之所蒸，抑有開以必先。湯鵬尚變以自名一子，魏源通經而欲致之用，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扶危定傾以效節於清，郭嵩煮、譚嗣同、章士釗變法維新以迄於革命。新舊相劘，問學殊途，而要之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闢蹊徑，不爲古學所囿。志在於淑羣，行不害違衆，精神意趣，則無不同。餘違寇來湘，披覽著書，頗亦窺其指要，觀其會通。睹記所及，寫成是編，裒錄湯鵬、魏源以下，得若干人以盡其變。上推周敦頤、王夫之兩賢以端其趣，而行毋繩以求備。人不拘於一格，大者經文緯武，次則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學暗修之懿。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則輔世長民，不用則致知窮理。內聖外王，在湘言湘，豈徒爲詔於來學，抑亦自振其衰朽。凡我共學，倘能恢張學風，繩此徽美，樹規模，開風氣，以無忝於前人，豈徒一校之私以爲幸，國家景命，有利賴焉。昔羅澤南以一老諸生，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學，師弟【石靡】切。而其弟子王錱、李氏續賓、續宜兄弟，殺敵致果，卓有樹立。吾黨身廁上庠以糜大官之廩，所憑藉什伯於羅氏師弟，則所樹立亦必什伯於羅氏師弟，乃足以副國家之作育。景行行止，在吾黨好爲之耳。尚乃勖哉，毋隕越以遺前人羞。

二 湯鵬 魏源

清治至道光而極敝，清學至道光而始變。於時承平之日久，主溺晏安，大臣委蛇持祿，容說以爲忠；士人汨沒科舉，詩書以幹澤。即有魁異傑出之才，不安固陋，而聲氣標榜，呼朋嘯侶，桐城文章以學古，休寧名物以張漢，文史雍容，姑以永日，而輔世長民，以爲非分。儻有文章經國，志氣拔俗，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發聾振瞶，大聲疾呼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湯鵬，曰魏源。

湯鵬，字海秋，益陽人。擢道光三年癸未進士第，年甫二十，所爲制藝，列書肆中滿街。土人模擬相踵得科第，而鵬唾棄不復道，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下暨唐詩，無不形規而神挈之，未幾得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爲文章下筆不自休，大臣以爲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卓厲，謂大下無不可爲者，徒馳騁文墨以自標置，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卒以得罪，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人擾海疆，求通市。鵬已黜不得言事，猶上書大臣轉奏善後條陳三十事，報聞而已。鵬居曹司久，而負才氣，鬱不得施，以謂：“事有積之已久則弊，而守之以固則枯，壞之已甚則匱，而處之以瞶則愚；振之以大聲疾呼則訾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則厚其羞，料之以深識早計則嫌其躁，而亟之以頹光倒景則鬱其憂。是故君子不能毋尚變。尚變云何？爾乃君毋過尊而自比於天地之大，臣毋過卑而下同於犬馬之賤。大臣毋席尊榮以謾小臣，毋小其職掌乃並其聰慧氣力而一例小之也。小臣毋畏譴何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並其神理骨幹而一例大之也。國故毋有所支離禁忌而不以告人，民情毋有所增飾而不以上聞也，是則與天下臣民共其趣向，非則與天下臣民共其【忄典】墨，功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歡欣，過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懲創。必輔毋自其歲月資格爲之，將帥毋自其宗藩世胄爲之也。機密宜選老成忠謇以厚其德、直其義；封圻宜兼文武幹濟以鴻其體、實其用，諫議宜格君心杜門戶以申其直、示其大；守令宜引英俊擢三公以重其選、拔其尤。輕重貴賤之等，毋封已見以成倒置也，治忽安危之機，毋戾衆志以得慘報也。科目毋徇文字，登進毋涉苟且也。軍旅毋溺晏安，訓練毋徇故常也。粟米之產，毋委以地氣而不廣生，毋限以農工而不衆也。鹽筴之利，毋敝以官守而不約束，毋畫以疆界而苦迂滯也。而歸之覽上下古今善敗得喪，毋涉其故而參其新。聞變則駭者，無識而陋者也；稍變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變則變者，智也；不變不止者，勇也。變然後宜，宜然後利，利然後善者，仁也，義也。苟不得施於事而著之言。”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人事情僞，開張形勢，根極道德，一篇數千言者，九十一篇，計四十餘萬言，而植之以學，索之於古，以謂；“君子納之於軌物，然後能裁之於義理；裁之於義理，然後能詳之於體段；詳之於體段，然後能鴻之於作用。君子曷施而每進益上如此也？《說命》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故君子必於古乎索之。曷索之？曰於古載籍乎索之。……是故讀經則思其意，讀史則思其跡。思其意，則奧而衍，使人變動光明而濟；思其跡，則炯而嚴，使人中正比宜而靜。”“是故君子必讀書則古，以握宰世服物之本。考之《詩》，然後知性情；知性情，然後能款萬物。考之《書》，然後知政事；知政事，然後能著萬物。考之《易》，然後知陰陽；知陰陽，然後能妙萬物。考之《禮》，然後知典則；知典則，然後能衷萬物。考之《樂》，然後知聲音；知聲音，然後能和萬物。考之《春秋》，然後知名分；知名分，然後能戒萬物。考之《論語》《孝經》，然後知言行；知言行，然後能體萬物。考之《大學》《中庸》，然後知體用；知體用，然後能總萬物。考之歷代之史策，然後知成敗之凡；知成敗之凡，然後能操萬物。考之當代之彝訓，然後知創述之委；知創述之委，然後能鞏萬物。”每遇人，輒日：“能過我—閱《浮邱子》乎？乃所願，則學周公孔子之學，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然其學主王、霸雜用，出入儒與名法，而不純學周公孔子。其語雜糅孟軻韓非，引物連類，旁徵史實，而歸宿於稱說《詩》《書》，則又似《荀子》書之引《詩》以卒篇。而其行文，則好爲排比，體仍制藝，而自出變化，震盪陵厲，時而云垂海立，時而珠圓玉潤，連犿旁魄，時恣縱而不儻，讀之者目眩神奪，爭之強，辯之疾矣。足以奪人之心，移人之志。儻後來康有爲、梁啓超報章文新民體之所昉乎？他所著述，如《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又有《七經補疏》，闡發經義；《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諸書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稿》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嘗謂其友人日：“漢以後作者，或專攻文辭，而義理不精，經綸不優；或精義理，優經世，而不雄於文。克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爲歸。”其自許如此。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嘉慶己卯及道光辛巳兩中湖南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冠南籍。試卷進呈，宣宗手批嘉賞，名籍甚。明年爲道光三年癸未，典會試者必欲羅致之以邀上眷。得一卷，文章絕類，及揭曉，則湯鵬也。而源不第，入資爲內閣中書，改知州，遊江南。而安化陶澍方官江蘇巡撫，尋擢兩江總督，兼管鹽政，於源爲鄉先達，用其議以創海運，改鹽法，國裕而民亦利，有遺愛焉，焯爲名臣，則源之以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補高郵州。前此治經而張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源乃推而大之以及《詩》《書》，遍於羣經。著《董子春秋發微》七卷，曰：“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邵公解詁所未備也。”《詩古微》二十二卷，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之微言大義，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在樂之用心於來世也。”《書古微》十卷，曰：“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關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而總其凡於《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曰：“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音聲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宣究今學，抰經之心，而博綜子史，高談王霸，宏我漢聲，通經致用。以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賈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體，合之，則漢世伊顏之儔也。秦湯方燠，九州爲爐，故漢初曹參蓋公沐之清風而清靜以治。若乃席豐履豫，泰久包荒，萬幾叢脞於上，百慝養癰於下，乃不厲精圖治以使民無事，而但以清靜爲無事，有不轉多事者乎？皇春帝夏，王秋霸冬，氣化日禪，雖羲黃復生，不能返於不古之淳。是以堯步舜趨，禹馳湯驟。世愈降則愈勞，況欲以過門不入，日昃不食之世，反諸標枝野鹿，其不爲西晉者幾希。《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工騷墨之士，以農桑爲俗務，而不知俗學之病人更甚於俗吏。託玄虛之理，以政事爲粗才，而不知腐儒之無用亦同於異端。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徒使晉人糠秕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三代，三代井四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爲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其不可變者道而已，勢則日變而不可復者也。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柞薪之木，傳其火而化其火；代嬗之孫。傳其祖而變其祖。今自爲今，古乃有古。執古以繩今，是爲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爲誣古。誣今不可以爲治，誣古不可以語學。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易》十三卦述古聖人制作，首以田漁耒耜市易，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弧矢以衛之。禹平水土，即制貢賦而奮武衛；《洪範》八政，始食貨而終賓師。無非以足食足兵爲治天下之具。後儒特因孟子義利王霸之辯，遂以兵食歸之五霸，諱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賦皆聖門之事，農桑樹育即孟子之言乎！王道至纖至悉，井牧徭役兵賦，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間。使其口心性，躬禮義，動言萬物一體。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習，國計邊防之不問；一旦與人家國，上不足制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舉平日胞與民物之空談，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無用之王道哉！曷謂道之器？曰禮樂。曷謂道之斷？曰兵刑。易謂道之資？曰食貨。道形諸事謂之治，以其事筆之方策，俾天下後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謂之經。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師氏保氏大樂正，謂之師儒。師儒所教育，由小學進之國學，由侯國貢之王朝，謂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經者，以淑其身，以形爲事業，則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佔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制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爲治術。曾有以通經致用爲詬厲者乎？以詁訓音聲蔽小學，以名物器服蔽三禮，以象數蔽《易》，以鳥獸草木蔽《詩》，畢生治易無一言益己，無一事可驗諸治者乎？嗚呼？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學校，今亦此學校。賓賓焉以爲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謂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國家何！《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蘇州惠氏（棟）、江氏（聲），常州臧氏（鏞堂）、孫氏（星衍），嘉定錢氏（大昕），金壇段氏（玉裁），高郵王氏（引之），徽州戴氏（震）、程氏（瑤田），爭治詁訓音聲，瓜剖脈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炎武、祖禹）及四明黃南雷（宗羲）、萬季野（斯大）、全謝山（祖望）諸公，即皆擯爲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獨武進莊方耕倍郎（存與），生於其時其鄉，其學能通於經之大義，西漢董伏二先生之微淼，未嘗凌雜脈析，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嗚呼！吾所謂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於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至嘉慶道光間，而李申耆先生（兆洛）出，獨治《通鑑》《通考》之學，以地證史，以史治地，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用康熙乾隆《皇輿一統圖》朱印，墨注古地名其上。每代各爲一圖，號曰《歷代沿革圖》。疏通知遠，不趨聲氣，而惡夫以餖飣爲漢，空腐爲宋。醰然粹然，莫測其際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進，盛矣哉！餘於莊先生不及見，見李先生。”其學出於吾常州莊李二氏，經經緯史，而潤澤之以文章。詞筆奧衍，熟於元明以來掌故，篡錄《元史新篇》若干卷、《明代食兵二政錄》七十八卷、《聖武記》十四卷、《皇朝經世文編》百二十卷。旁搜博採，尤悉心河道水利，海防邊防，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如聚米畫沙，如燭照數計。自謂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於時，英人以販鴉片，絕通市，構釁於我。而兵艦東來，薄我廣州，縱橫海上，掠閩浙，入長江，師徒撓敗。於是割地通商，而有南京城下之盟。中外大吏，相顧蓄縮。於是源發憤而道曰：“夷之水戰與火攻，強於倭。倭之絕夷不與通市者，防其販煙與傳教。而夷之畏倭，畏其岸上陸戰也。倭國三十六島，港汊紛歧，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讋夷心，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嚴，遂足禁異教，斷毒煙，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夷，猶可言也；守岸禁菸並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爲款，猶可言也；並不能以守爲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令並不行於海內販煙喫煙之莠民，可乎？不可乎？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才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思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國境。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稿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傲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伏民玩，則畫箠不能令一羊；傲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胠於藏。而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主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虩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才。人才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乎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喫煙販煙之莠民。故君子讀《雲漢》《車攻》，先於《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毋談天，毋畫餅，則人心之虛患去其二。天時人事，倚伏相乘；知已知彼，可款可戰。”於是搜採歐美各國國情地理以著中國攻守之宜，成《海國圖志》一百卷，厥爲國人談瀛海故實者之開山，而其要歸於“以守爲攻”、“以守爲款”、“以夷制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語重心長。時異勢遷，生百年以後之今日，而籀源之所以爲言，則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天挺偉人而不惑者。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之而憤焉誹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則源有以發其機也。於時。海疆震動，東南汲汲，而西北邊備弛，新疆協餉不繼，於是源大聲以呼曰：“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西北則廣莫無垠也。國家平準噶爾之地，易其名，曰伊犁，曰烏魯木齊，曰巴里坤，曰哈密。及平西域諸回部，若闢展，若哈拉沙拉，若庫車，若沙雅爾，若賽裏木，若拜城，若阿克蘇，若烏什，若喀什噶爾，若葉爾羌，若和闐，鹹入版圖。設將軍、參贊、都統、提鎮及辦事、領隊諸大臣，遣兵駐防以資鎮守。或謂地廣而無用，官糈兵餉，歲解賠數十萬，耗中事邊，有損無益。曾亦思西兵未罷時，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勤西顧憂。且沿克魯倫河長驅南牧，蹂躪至大同歸化城。甘陝大兵不解甲，費豈但倍蓰哉！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經。國家醰醲孳生，中國土滿人滿，獨新疆人寥地曠，牛羊麥面蔬果之賤，播植澆灌之易，毷裘貿易之利，金礦之旺；窮民服賈牽牛出關，至則長子孫，百無一反。是天留未闢之鴻荒以爲盛世消息尾閭者也，是聖人損益經綸之義，所必因焉乘焉者也。奈何狃近安，忘昔禍，惜涓埃之費，昧溟渤之利，以甘閭閈鄙儒眉睫之見！”其後左宗棠用其言以我疆我理，政建行省，謂：“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安之日。近以用兵新疆，益嘆魏子當日所見之偉爲不可及”雲。於時，兵敗於海防，財匱於河決江淹。而河無歲不決口，以淹地數千百里，無歲不籌防以耗帑五六百萬。於是源按圖而陳曰；“我生以來，河十數決。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籌河用，不籌國用，故財成今日之匱。夫地勢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趨順而南趨逆。自古北行，而今每上游豫省北決，必貫張秋運河，趨大清河入海。何不順其就下之性，築堤東河，導之東北。北不駕太行之脈，南不駕泰山之脈。介兩脈之間，所刷皆塵沙浮土，日益深通。於是河由地中行，無高仰，自無沖決。而官可裁防河之員數千百人，歲可省防河之帑五百萬金。河不爲患，帑不虛糜，而後國家得以全力以飭邊防、興水利也。然歷代以來，有河患，無江患。河性悍於江，所經袞豫徐，地多平衍，其橫溢潰決無足怪。而江流所經，狹者束于山，寬則瀦於湖，宜乎千年永無潰決。乃數十年中，告災不輟，大湖南北，漂田舍，沒城市，無虛歲，而與河同患，何哉？承平二百載，土滿人滿，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海沿湖，向日受水之地，無不築圩捍水，成阡陌、治廬舍其中，於是平地無遺利。且湖廣無業之民，多遷黔粵川陝交界，刀耕火種，雖蠶叢峻嶺，老林深谷，無土不墾，於是山地無遺利。平地無遺利，則不受水，水必與人爭地，而向日受水之區，十去五六矣。山地無遺利，則凡菁谷之中，浮沙壅泥，敗葉陳根，歷年壅積者，至是皆鏟掘疏浮，隨大雨傾瀉而下，由山入溪，由溪達漢達江，由江漢達湖，水去沙不去，遂爲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淺，近水居民，又從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區，十去其七八矣。江漢上游，舊有九穴十三口以泄水，今則南岸九穴淤，而自江至澧數百里。公安、石首、華容諸縣，盡佔爲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復受江。監利、河陽縣，亦長堤亙七百餘里，衆佔爲圩田。江漢下流，則自黃梅、廣濟，下至望江、太湖諸縣。向爲潯陽九派者，今亦長堤數百里，而澤國盡化桑麻。下游之江面湖面日狹一日，而上游之沙漲日甚一日，夏漲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畝安得不災？然則計將安出？曰：除其奪水爲利之人而已。人與水爭地爲利，而欲水讓地不爲害，得乎？湖南地勢高於湖北，湖北高於江西、江南，楚境之湖口日蹙日淺，則吳境之江堤日高日險，沿江四省數十百萬之蕩析，孰與一邑一垸數千百家之饒衍乎？然而湖南、漢口大潦，諸縣諸垸之民人之漂溺者，亦豈少乎？損人利己且不可，況損人並損己乎！乾隆間，湖南巡撫陳文恭公劾玩視水利之官，治私築豪民之罪，詔嘉其不示小惠，此所以爲大人也乎！”源以咸豐五年歿於揚州。而前一年，河決銅瓦廂以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而河患消息，河防以紓，卒如所言，蓋猶及見之。而奪湖爲田之爲江害，下民昏墊，迄今百餘年，禍未有艾也。然而君子立言，不爲一時，氓之蚩蚩，於源何憾焉。後人輯錄其文，爲《古微堂內集》二卷，《外集》八卷。

三 羅澤南 李續賓 王錱

湯鵬、魏源，大言經世而行或不掩；羅澤南、李續賓、王錱，篤實輝光而其德日新。湯鵬、魏源，猶以華士騰口說；羅澤南、李續賓、王錱則以醇儒篤躬行。而遭逢世屯，奮身扞鄉里，練丁設防，遂創湘勇，而起書生以當大敵，蹈難不顧，師弟僇力，轉戰大江南北，師殕而弟子繼之，智名勇功，後先彪炳，羞武夫之顏，關其口而奪其氣，亦其素所蓄積然也。湯鵬、魏源，高文雄筆，沛然出之，聲採炳琅，騰誦士大夫。而羅澤南、李續賓、王錱，文采不豔，辭達而已；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尤足以匡世拂俗，而有補於當世。

羅澤南，字仲嶽，湘鄉人。十歲能文。家酷貧，大父拱詩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而澤南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即課徒自給，而喪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繼歿。十年之間，迭遭期功之喪十有一，至二十九歲，而長子、次子、三子連殤。是歲爲道光十五年乙未，大旱飢，澤南罷試徒步歸，夜半叩門，則其妻方以連哭三男喪明。時飢甚，索米爲炊，無有也。澤南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三十三歲，乃補縣學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宋儒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暘衍厥旨。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失，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載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敦頤而著《太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異說不辨，則趣向不端，於是乎宗朱熹而著《小學韻語》一卷，闢王守仁而著《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閒，於是乎有《讀孟子札記》二卷。窮陰陽之變，於是乎有《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旁及州域形勢，而有《皇輿要覽》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討，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則交通旁推而不離其宗。其後太平軍洪秀全、楊秀清起廣西，乘勝遠鬥以躪藉湖南，而裏中書生多攘臂起，團民壯，捍寇患，死綏踵接而逐之湖外，則澤南之教也。咸豐二年，洪秀全圍長沙，縣令召澤南練鄉勇，巡撫張亮基檄赴長沙。而同鄉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奉詔督治團練，亦在長沙。因與澤南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湘勇自此始，而太平軍之勢日以沮。澤南以所部與太平軍角逐，歷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臺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審固乃發，以堅忍勝。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註腳也。”亦本周敦頤主靜察機之說。其治軍以不擾民爲本。而視東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飢溺之在己，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軍行所至。士民歡躍，或輸敵情，或訴所欲，餽肉餉飯，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屢破大敵，而善以寡擊衆。鄉人化之，荷戈從軍，蔚成風氣。時爲之語曰：“無湘鄉，不成軍。”藉藉人口。而不知無澤南，無湘軍。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軍所以爲天下雄，而國之人歸頌焉。儻好馳馬試劍，漫事從軍以攫富貴，豪閭里，而不體澤南之以宋儒理學治兵，以兵衛民之指，意氣自雄，是則澤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爲勇者亦耗矣。自來言宋儒之理學者，往往小廉曲謹，可以持當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顧澤南義勇憤發，本之問學。朝出鏖兵，暮歸講道。中間屢遭慘敗，而志不撓，氣益壯，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雲。澤南以咸豐五年帥所部隨湖北巡撫胡林翼攻武昌，一日，大破太平軍，追薄於城，城上炮如雨，一彈中額，裹創戰。歸而劇，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語喃喃皆時事，忽開目索紙筆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仰臥，汗出如沈，握林翼手曰：“死何足惜，恨賊未平。願以兵屬迪庵。”迪庵，其弟子同縣李續賓字也。語畢而瞑，予諡忠節。著籍弟子數十人，同縣王錱及李氏續賓、續宜兄弟尤顯名。而續賓久相隨，引爲貳，遂代將。

李續賓，字克惠，迪庵其號也。身長有膂力，習騎射，挽三石弓。澤南講學裏中，折節受學。及澤南練湘勇，遂引爲佐。而澤南分所部爲二營，以右營屬焉。特敢戰，所稱湘右營者也。尋擢左。自從軍，待澤南循循弟子列，退然若無所知能，而臨陣驍銳，善出奇制勝。每太息謂：“天下本無難事，心以爲難，斯乃真難。苟不存一難之見於心，則運用之術自出。今之時，豈無濟變之才？而其心不摯。即有濟變之心，而其計不決，所以難耳。軍事之成敗，其所爭則在利鈍，成與敗顯然易解。所謂利鈍者，大約先一著爲利，後一著爲鈍。徒以心不摯，計不決，而軍興以來，這賊每先走一著，官軍每走後一著，一日縱敵，禍成滔天。”其用兵專以救敗爲務，疾擊爭先。其在軍中，澤南挈持大綱，而戰守機宜，胥續賓主之。湘軍之興，諸將多以勇烈自詡，慷慨陳辭；續賓則含弘淵默，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恆曰；“事由心定，毋張皇。”遇敵則以人當其脆，而己當其堅；糧仗則子人以利，而己取其成；分軍則留強者以予人，而留弱者以自隸。士卒歸心，樂爲之用。既代將，轉戰湖北、江西，克九江，累官擢浙江布政使，加巡撫銜。於時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據安徽，放兵四出，號敢戰。胡林翼謂：“非攻安徽，不足以守湖北。”乃請續賓以兵八千人進規安徽。時爲咸豐八年八月。逾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留兵守之，而兵分益少。於是所部僅五千人，進攻三河集，毀太平軍九壘，而銳盡於攻堅。陳玉成與侍王李世賢以十萬衆至，連營亙數十里，遮糧道絕。續賓突圍不得脫，躍馬陷陣，死之，而餘卒猶力戰，一軍盡歿，殆六千人無苟活者。其弟續宜，出收集散亡，哀迫之際，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偏裨之罪，而簡用其良，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續賓戰必身先，而續宜則規畫大計而不甚較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則與續賓無不同。續賓剛毅木訥，選士以知恥奮勇樸誠敢戰爲上。每臨陣，安閒鎮靜，不苟接刃。馭軍極寬，終年不見慍色，而號令嚴明，如有犯者，揮涕手刃，曾不以情恕也。湘軍營制，創於澤南。編隊立哨，略仿戚繼光束伍法。行之既久，諸將多以意更張，惟續賓獨守師法，曰：“立法者但求大段安善，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尤能以少擊衆，霆奮鷙捷，務制敵先，而亦以是敗。然與太平軍戰之日久，洞悉情僞，而得制勝之算。與王錱書曰：“賊軍飄忽變動，無不活着；我軍爲賊牽制，總是滯着。若不變計。平賊無日。某以爲圍城堵隘之兵，固可靜不可動。但賊善於乘虛，長於攻瑕，多方誤我以入彼之彀中。我亦明知而不能不入者，則以我軍別無一枝足以流動活潑，電掣風行以預先扼擊而制彼之計也；然則非別立常動之兵不爲功。而兵常動，專擊竄賊援賊，乍至便迎頭速剿，既敗則攔尾猛追，務使虛無可乘，假無可攻。夫靜駐之兵，既得以制賊死守之命；而常動之軍，又可制賊飛揚之患，庶定澄清之局矣。但常動之軍，因賊乃動，動之以機者也。有時無事而閒暇，則較靜駐之而更靜。相機而動，維吾之所欲爲，然後致人而不致於人。”其後王錱出兵江西，殄強敵，克名城，常以動制勝，則用續賓之說也。續賓軍行所至，百姓歡迎，不擾耕市，不造守令，不索供張。與人接，吶吶不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雲。予諡忠武。傳有《李忠武公道書》四卷。

王錱，字璞山。生三歲，母賀授以經，輒能背誦。十歲讀書家塾，弱不好弄。日方哺，諸童爲兒嬉戲，而錱不與。手《通鑑綱目》一冊，默然凝視，心所領會，動形於色。常大言：“人生一息尚存，即當以天下萬世爲念。”而書數語於壁曰：“置身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則理自明，氣自壯，量自宏。凡生死禍福，皆所不計也。”時年十四。及二十歲，授經裏中，不沾沾於章句，爲書塾學約八則示學者，大指以求放心、化氣質爲歸；而益自淬厲於學，欲以身先之也。二十四歲，補縣學生。會羅澤南家居講學，往受業。日夜講習明善復性、修己治人之道。錱體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聲大而遠，好爲議論。同門侍坐，辭氣湓湧，他人莫能置喙。澤南徐哂曰：“璞山盍少休，讓吾儕一開口乎。” 錱亦自笑也。明年夏，大旱飢，土寇嘯聚百人於縣南掠食，居民惶駭無所措。錱自學舍歸，馳集裏中人，略以兵法部署，而出境捍逐，應時解散。然後白縣官發倉谷平糶，勸富紳出餘谷賑濟。飢而不害，時道光二十九年也。於是邑人推重，籍籍有任俠名。會太平軍起廣西，湖南亦震，而盜賊四起，乃倡團練保伍之法。邑人狃承平久，聞錱議，莫不掩耳。而錱不計成敗利鈍，不顧禍福生死，上說下教，將之以誠。以謂：“團者，團攏一氣，爾我相救，生死相顧，此之謂‘團’。練則練器械，練武藝，練陣法，尤要練膽，而練膽必練心。膽有大有小，心則人同此心。人人慾保全身家性命，非殺賊不能自保，而非練器械、練武藝、練陣法，不能殺賊，所以要‘練’。然一人之力，能有幾何？而盜賊則先嘯聚多人，非大衆隨心，同心共死，互相保，不能自保，所以要團。非編民甲、清宵小，內奸不清，則外寇乘，所以非保伍，則團練亦無用。”湘鄉之辦團練，實錱倡之。疑難百端，曾不自餒，積誠相孚，久而信賴。居恆太息，以謂：“每當盤根錯節，掣肘違心之會，益嘆民情之易與，而信王道之可行。撫躬內疚，竊恨世不我負，我自負世。然則無可道，何敢以自棄者棄人。凡分所當爲者，勉而行之，以求盡伕力之所能至焉。”然頗以此自信矣。咸豐二年，太平軍入湖南，破道州。錱上書知縣朱孫詒，請練民兵。於是以意創爲營制號令，日夜與羅澤南束伍選士，親教之步伐技擊，攝衣登臺，陳說大義，聲容慷慨，而湘勇自此始。既而巡撫張亮基檄舉將才，朱孫詒舉錱以應。乃率三百人赴召。羅澤南亦奉檄率所部赴長沙，遂合軍。而澤南將中營，錱將左營。出剿衡山、安仁、桂東各縣土寇，鹹有功，敘績以知縣用。會國藩方練兵衡州，知其才勇，亦倚重之。謂：“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琨、祖逖之徒也。”錱則自恨任事太早，用心太苦，出身太輕，上書乞歸以力於學。國藩復書勸慰，欲增募其軍爲三千人。而錱欲增兵萬人，議論不相中。國藩疑全不爲用，又以言大而夸，持之不固，發之不慎，氣驕已盈，必以僨軍也，下令汰爲七百人。時左宗棠以舉人蔘巡撫駱秉章幕府，謂其兵可用，乃仍所募三千四百人，留不汰。錱則即募即練，以鐵瓦縛士卒足，習超距；以重械勒士卒運，練臂力。習步伐，演陣式，無日不申儆所部，三令五申，而講明分合之法，以於陣勢變化，行伍不亂，乃可以少勝多，以靜制動。於是重改定勇制，撰營制、職司、號令、賞罰、練法五篇，曰《練勇芻言》。而尤注意於練膽、練心。又以意爲陣法，撰《陣法新編》。其書變通古人成法，務於以定持變，以整暇勝剽悍，詔偏裨演之。及左宗棠出總師幹，爲元帥，而錱己歿，凡錱偏裨，悉羅致，而以錱從弟開化領營務處，行軍佈陣，一依錱規。平浙平閩，追奔逐北，遂殲太平軍以平粵。而西出潼關，平陝甘，則以提督劉松山爲大將，蓋以勇丁從募而隸者焉。善用城牆、梅花、大鵬諸陣以角悍回，雖突騎萬千，堅不能入。迨其佈陣方圓，平銳迭用，得古人靜如山、動如水之意，蓋錱之遺教也。然錱則以謂：“將兵者練固不可廢；而訓尤不可緩。孔子言：‘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子路，勇者也；其治兵也，有勇必使之知方。五霸尤聖門之所羞稱，然晉文用其民，必先教之；而子犯諄諄然以民爲未知義、知禮、知信爲懼。三代以後，節制之師尚多，仁義之師絕少。降至今日，則並節制之師亦無之矣。嗚呼，練且不講，訓於何有？”在軍中，嘗教土卒習字讀書，日課《四書》《孝經》，以義理反覆訓諭，而引論經史大義，譬曉聳切，聽者至潸然淚下。迨夜，營門扃閉，刁斗之聲與諷誦聲相間也。將出戰，必手地圖，召偏裨，環而坐，爲言敵軍出入何路，我師奇正孰出，揣情審勢，人人獻議，而相詰難，各盡其意，然後定謀。謀之既定，然後部分諸人，各專其任。有不如議，則罰無貸。紀律之嚴，諸將莫及也。然曾國藩則知錱之不爲用，而亦知已之不能用也，於是遺書駱秉章曰：“璞山之勇，若歸我督帶，則須受節制，此一定之理。既不受節制，自難挈之同行。今日大局糜爛，侍豈復挾長恃勢，苛人少節以自尊？又豈復妒才忌功，不挾健者以自衛？難一將不受節制，則他將相效，離心離德，何以策功？若聽璞山自成一軍，公宜先行奏明，此亦一定之理，世雖大亂，而綱紀不可紊也。”然而左宗棠則笑之曰：“滌生每嘆人才難得，吾竊哂之。滌問其故，吾日：‘君水陸萬餘人矣，而謂無人，然則此萬餘人者無可用乎？集十人於此，則必有一稍長者，吾令其爲九人之魁，則九人者必無異詞矣。推之千萬人，莫不皆然也。’吾之所用，皆滌公用之而不盡，或擯不復召者，王璞山其一也。及吾用之而效，而滌又往往見其長而欲用之矣。然則滌之棄才，不已多乎！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用人之暮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才之用。亦於是講求之而已。”國藩亦無以答。及國藩親督水陸萬人自衡州東征，而秉章檄錱前驅。連克湘陰、嶽州，疾進至羊樓司，而太平軍大至。一接而敗，退守嶽州。而國藩部將鄒壽璋駐焉，曰：“城空無食，不可守也。” 錱不聽，而壽璋以所部退。錱嬰空城自守，而爲太平軍所圍焉，一日不得食。國藩遣船至西門，各勇紛紛出，錱問故，曰：“曾帥以船來迎矣，不出何爲？”錱羞而怒，拔刀自刎，衆擁登舟。而營官鍾近衡、近濂兄弟及劉恪臣十數人先後戰死焉，皆楚之良而澤南弟子也。軍聲大挫，國藩罵日：“狂夫，幾何不敗事！”而以大軍繼進，敗於靖港，亦憤投水，厪乃獲救也。參上書秉章自劾，而請收散亡，圖後效。宗棠始終護持之，褫其官而不奪其兵。錱則痛念前此致敗之由，而深求古人所以致勝於萬全之道，參以當日之所宜，若恍然有所得。日集各勇而訓練之，務求使之人自爲戰。貽友書曰：“不敢躁，亦何敢怠。張睢陽詩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錱惟隨時隨事，盡分所能爲，力所能至而已，他何知焉。”自是國藩以羅澤南、李續賓師弟軍，轉戰江西湖北，所向克捷，湘軍威震天下。而錱獨將，聽宗棠指揮以防湖南。其時東南各省，爲太平軍所掩有，獨湖南號爲完善，奉清廷號令，援師四出以拄太平軍。太平軍既奠都江寧，其徒在兩粵者，日夜圖北出與會。而湖南緣邊列縣，人心動搖，太平軍至，則蜂起應。錱所部不過千人，而又苦乏飽，常數日不得食，拊循教練，相孚以義，相勵於勇。崎嶇湘粵邊境萬山之中，所遇皆強對，其衆數倍，朝東而暮西，此滅則彼起，孤危百戰，經三四年，卒以掃蕩太平軍餘黨，不得闌入湖南境一步，俾北出湘軍得以盡力征戰，無反顧之虞，則錱之力也。積戰功累官加按察使銜以湖北道員記名簡放。其時曾國藩困江西，分軍四出，屢爲太乎軍翼王石達開所敗，而與先後巡撫文俊、耆齡鹹不相能。御史蕭浚蘭條陳江西軍務，國藩奉旨責問。而錱貽湖北巡撫胡林翼書曰：“滌公心事如青天白日，而剛正之性，不可屈撓。其行之通塞，繫世之否泰。彼己之子，固亦無如之何耳。”既則遺書江西以致國藩曰：“世固有跡似終睽，而實神交於千里之外者，此不特難以見諒於流俗也。即一二有識之士，亦多泥其跡，莫察其心，夫豈咎人之不相知哉！生平讀書論古，竊見夫賢豪者流，或於其志同道合之人仍有齟齬，自負昂藏傲岸之概，不肯降心。君子謂其所執者隘，而所虧者多也。乃匆匆焉而躬自蹈之，不亦傷哉！錱之受知於閣下也，甚於壬子之冬，而極於癸丑之秋。自遠於閣下也，肇於加募之初，而成於敗衄之後。其中離合遠近之故，未始非彼蒼之默爲顛倒位置。而疏狂之罪，在而無可辭矣。數年來，徬徨奔走於嶺表洞庭之間，欲求如衡州抵掌之一日而不可得。嗚呼，茫茫天壤，同志幾人？覿面構交，知心誰是？此錱所以情不自禁，而欲一獻言於閣下之前者也。”國藩意亦釋然。尋國藩丁父憂，回籍固請終制，而江西郡縣陷於太平軍者四十餘城。湘軍李續賓攻九江，劉騰鴻、李續宜圍瑞州，劉長信、蕭啓江規臨江，黃冕、趙煥聯攻吉安，皆頓兵堅城，久不下。戰數敗績，而良將死，軍氣大熸，隊於是左宗棠爲駱秉章草奏言：“石達開在諸賊中，能以狡黠收民心，以兇威鈐其衆。每戰則選死士，厚供給，隸爲親兵，多至數千。其臨陣也，以他部前驅，而以死士監其後，層層設伏待之。前戰敗，而揮之赴援，往往轉敗爲勝。勝則盡銳衝壓，官軍每爲所乘。其止也，乍東乍西，倏隱倏現，冀亂吾之謀；其行也，忽馳忽驟，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此賊兇狡，非王錱一軍不足制之。”於是錱選銳三千人，謂：“持之以小心。出之以多算。嚴申號令，明示賞罰，屢勝而氣不敢驕，無賊而備不敢弛。禁騷擾以收民心，作忠義以邀天眷，讓功能以和諸將。以此衆戰，其有濟乎！”又乃以咸豐七年三月出兵江西，不攻堅而遊擊，聲東擊西，縱橫馳突；而伺其瑕，並兵一向。太平軍猝莫知措，爲之語曰“出隊莫逢王老虎！”旬月之間，大捷十二。而錱亦憊奔命，感熱疾，卒子軍，年才三十三，予諡壯武。其軍則偏裨分領之，世稱“老湘營”。及曾國藩再起督師，：轉戰江西安徽，則資老湘營以自強。其大將張運蘭、運桂兄弟尤其選而錱之偏裨也。錱之治軍，好整以暇，無日不課弁卒讀書，而己亦無日不讀書。尤喜《周易》，玩辭觀象，竊嘆人事之變遷，不外陰陽之消長，泰否之乘，剝復之運，其理甚著，而其幾甚微。伊古來治亂興亡之跡，不出乎此。而自恨胸中絕少寧靜之致，太息曰：“由平日養心養氣未能用功耳。稍暇則溫《周易》而心不與理洽；掩卷時，憂書自書，我自我。然猶稍勝於悠忽過去也。試觀古今來能勝大任者，雖身極勞，心極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萬匯雜投，應之綽有餘裕。蓋暇則靜，靜則明自生；休則通，通則靈機常活。明與靈，吾心所恃以酬萬事者也。大抵治兵與治心，事雖異而理則同。少縱即逝，常操乃存。危微之機，所關甚巨。將之以敬，貞之以誠，一有未至，則罅瑕立見，而流弊遂不可勝言，自非常惺惺不可也。天下事，壞於玩怠者固多，壞於張皇者實亦不少。鎮靜二字，實任重致遠、酬酢萬變之本。幾須沈，乃能觀變；神必凝，方可應事。若紛紛擾擾，不惟自損，且負國負民矣。”及其大捷於江西也，致左宗棠書曰：“吾卒憊矣。幸氣愈王而神愈斂，或尚可用。”宗棠復日：“璞山以治心之學治兵，克己之學克敵。知兵事以氣爲主，而多方養之，俾發而不泄，故其勞烈遂至於此。來書氣愈王而神愈斂一語，直揭古今用兵要訣，非深於此道，不能說，不能知。果能此道矣，則靜專動直，雖千萬人何懾焉。嘗論用兵須全體《周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才爲萬全。能此者有幾人哉！”對李續賓方領兵九江，而錱貽書規之曰：“大丈夫出身爲國計，名固不求，罪亦勿避。切勿效小英雄手段，知進而不知退，知經而不知權，膠拘於一成之見，聽操縱於庸人之手也。”傳有《王壯武公遺集》二十四卷。

四 胡林翼 曾國藩 左宗棠

羅澤南、李續賓、王錱，三人者，披堅執銳以當太平軍，身經百戰，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三公，則知人善任使，指揮若定，幕府畫嘯，而坐享其成；身兼將相，爵至通侯。顯晦不同，勞逸亦殊。然其困心橫慮，裕以問學，以憂患動心忍性，而不以憂患喪氣墮志，一也。如以勳名之崇庳，而定人品之高下，抑淺之乎爲丈夫已。

胡林翼，字貺生，號潤芝，益陽人，道光十六年丙申進士。咸豐朝，以戰太平軍，積功累擢官湖北巡撫，卒於官，諡文忠。其行事世多知，不具著，而著其動心忍性，見於經世宰物之大者，以爲後世法。道光之季，林翼以知府分發貴州，歷署安順、鎮遠等府。捕盜鋤奸，其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而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菁，上下馳驟，與同甘苦。而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頒之屬縣，督以必行，以固民志、清盜源。行之有效，夜不閉戶。顧每以謂：“團練之效，外助官軍，內消宵小，此爲治鄉之要；而亦與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選將相似。假如守令不得人，則州縣必壞；將領不得人。則兵勇必潰。團練亦然。以正士良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皆可禦侮。以劣生莠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可使抗糧犯法、可使攘奪爲亂。假鄉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而日後之流弊滋甚。”咸豐元年，補黎平府。洪秀全、楊秀清起廣西，永寧、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蜂起以應。林翼則舉保甲，辦團練，修建碉堡，連屯相望，以謂：“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自後黎平迭爲太平軍及叛苗環撲，而屹不可拔，則林翼之以也。累擢四川按察使，留湖南辦理防剿。以咸豐五年署理湖北巡撫。洪秀全已都金陵，傾銳而犯，武昌、漢陽、黃州、德安，皆爲所據。林翼坐困金口，無官無幕，一身懸寄，獨念自古平東南必爭上游，武漢，則金陵之上游也，荊襄綰南北之孔道，而武漢又荊襄之咽喉，非力圖之，無以救敗。其時水陸軍萬人，多新募未經戰陣，太平軍所向披靡。林翼從容談笑，處以堅定，軍屢挫而氣彌厲，鼓舞諸將，以忠義相感發。嘗謂：“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挫而志不可挫。”因以撫循溫恤，整飭其軍而簡練之，遂克武漢而奠定焉。乃上疏言：“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荊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荊襄之咽喉。昔周室徵淮，西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荊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嶽鄂，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夫善鬥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于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遞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炮爲利器，炮聲震迭，無半年下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於時官私掃地赤立，吏好貨，民騖亂。而林翼以亂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偷，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參鎮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樸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推廉讓能，稍知吏治矣。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教民察吏之法，謂：“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財；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財。明崇禎之勸慰而不助軍餉，李自成之腦箍而一獻百萬，叔季人心，大率類是。夫不得已而養兵以殺賊，即日費萬金，亦出於救民。取稅贍軍，使人民同仇，即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己，即以興廉。”養兵六萬，月費四十萬，而民無怨謗，兵無乏購，自是湖北軍強天下。顧不爲自固之謀，南征九江，北取安慶，發蹤指示，皆出林翼。以爲江楚脣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九江既復，而太平軍所扼長江險要，獨有安慶。而有清一代，督撫之用兵出轄境，自林翼始。其治軍務明紀律，而選將尚志氣，用兵貴審固，以謂“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尚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平時奉令慎謹，而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致敗乃公事。然軍事何常之有：以爲兵力厚，而勝負之數又不繫乎厚薄；以爲將才勇，而勝負之事又不盡系乎勇怯。將在謀而不在勇，於戰勝攻取之道具有心得，以靜制動，以預應猝，以我料敵，以經行權，讀兵書而通其變，而知進知退，能正能奇，雖古名將，不是過矣。凡事當有遠謀，有深識。堅忍於一時，則保全必多；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戒一勝之功而誤大局。蓋僥倖而圖一勝之功，不如堅忍以規遠大之謀。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貴乎審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知敵之不可以力爭，莫若審勢而避其堅；知事之不可以勇鬥，莫若擇利而蹈其瑕。臨陣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擇賊所不防之處，併力一戰，如破竹然：於根本節要批之，則勢鈍；於竹尖竹尾批之，則勢利。賊從東來。西面必輕；西面破，東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本。譬之南塘矛法，須先讓對手打一下，然後應之。此理至微妙。堅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一發即破矣。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非算定，非多算一二著，不能成功。以多蓄兵力，預留活著爲第一義。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賊謀而勝者，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後勝者，此時須待賊動而後應之，躁者必敗，靜者必勝。動者必躁，靜者有所恃，有所謀，不可測也。”撫馭諸將，量能授事，體其隱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數千裏外，輒饋資用，問遺其父母，珍裘良藥，使歲月至；而敗軍政，罰亦不貸也。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而體羸善病，咳血久，欲寐則咳，嘆曰：“吾欲耽半夜之美睡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已矣夫。”既而曰：“吾疾苦，不祈死，亦不怨生。惟義之趨，此心坦然，而精氣迥異前數年矣。”及咸豐十年，曾國藩爲兩江總督，用林翼之謀以圍安慶，久不克。而林翼亦出兵英山，進駐太湖爲聲援，調兵籌餉，日不暇給，而委己於學，夜則延老儒姚桂軒會講《論語》，未嘗稍間。一日，病甚，不食，左右請曰：“公休矣。”笑曰：“吾口不能食耳，吾舌尚存，吾耳有聞，何必不講書，不聽書？”自言：“讀書有得，臨政治軍，與文武將吏敘論，無不盡其情僞，而心目渙然，指畫秩然。”終日危坐，講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嘆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與曾國藩、左宗棠共濟艱難，推誠相接。而兩人者，名位高下迥殊，一與爲亡町畦。每曰；“滌帥德高而謹慎之過，季高才高而偏激之過，鹹性情之所獨至，不能易也。滌公之德，吾楚一人；而季高謀人忠，用情摯，特傷於偏激；如朝有忠臣，室有節婦，平時嘗小拂意，臨患難乃知其可恃也。”而國藩之稱林翼，則曰：“潤公聰明，本可霸術。而講求平實，從日常行事以見至理，開口皆正大之語，舉筆則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朋友，純用獎借，而箴規即寓乎其中。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有如此襟懷氣局，豈與倉猝成功名權宜就事會者比哉！”李續宜隸林翼久，告國藩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無權術。”國藩應曰：“胡公非無權術，而待吾子昆季，則純出至誠。”續宜笑曰：“然，雖非至誠，吾猶將爲盡力也。”傳有《胡文忠公全集》四卷。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戊戌進士。咸豐朝，累官兩江總督。以平太平軍功，封一等毅勇侯，晉大學士，卒於官，諡文正。湘勇之戰勝攻取，國藩資之以有成功，而威震天下。然而事之初起，國藩獨焦心苦思，慮湘之不成其爲勇，以謂；”湘勇不佳處有二：一則歸心極切，無長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脆多疾病，不耐勞苦。將帥亦皆煦煦愛人，少英斷肅殺之氣。大抵衡湘之士，狃於風氣，不慣麪食。冬則皮帽皮衣，炭盤手爐，刻不能離。羅李名將，亦不免冬烘。”嘗貽書劉蓉、左宗棠諸人太息論之，則湘之所以爲勇者亦僅矣。而一時之風氣轉弱爲強，因恃有一二賢豪長者爲之倡。而憂勤惕厲，抑亦國藩矢此寸衷，有以鼓舞而大振奮之也。國藩幼而端默，未嘗啼泣，花開鳥語，注目流眄，狀若有悟。稍長，研窮經史，因文見道，而尤好韓愈義，慨然欲躡而從也。既以二十八歲登進士，遂官京師，從太常寺卿善化唐鑑遊，講求爲學之方。時方讀史闡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鑑則專以義理之學相勖。遂以朱熹之書爲日課，而肆力於宋學矣。與蒙古倭仁、六安吳廷棟、昆明何桂珍、竇垿、仁和邵懿辰之徒，往復討論，爲日記，有過必記，力自繩檢。每太息謂：“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作，信之者障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於仕途，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泄泄成風，阿同駭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最浮華者莫如言。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咸豐初，以直言極諫有聲。累官侍郎，丁母憂回籍。而太平軍長驅入湖南，奉詔督辦本省團練。國藩語湖南巡撫張亮基曰：“團練僅衛鄉里，法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餉於官，緩急不可恃。請改募成軍，乃可資以討賊。”湘勇之說自此始。而事權不屬，文酣武嬉，召鬧取怒。獨以公忠誠樸爲天下倡，與左宗棠書曰：“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以求塞絕橫流之人慾，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其萬有一補。”而以提督鮑起豹齟齬，嗾標兵與湘勇哄，移駐衡州以避之，增募勇丁足六千人。以謂：“所募之勇，全在立營時之嚴訓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作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切不可使其因擾民壞品行，因嫖賭鴉片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感發而日趨於善。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敵數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也。”每逢月之三八日操演，集諸勇而申儆之，反覆諄諄至千百語。每日召諸裨將輪對，至一時數刻之久。自言：“不敢說法點頑石之頭，亦欲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嘵口瘏音，耳提面命。然成師以出，大敗靖港，而初困於江西，再圍於祁門，諸將奔命，危然後安。其過人識力，在不搖定見。當死生存亡之交，持孤注以爭命；值危疑震撼之際，尤百挫而不撓。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其在軍也，終日凝然，奏牘書札，無不躬親。危城之中，益誦書史。嘗謂。“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蓋其生平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從容補救，轉危爲安也。持己平實，不爲矯激，而欲萃諸子百家之長於當躬。曰；“遊心如老莊之虛靜，簡身如禹墨之勤生，齊民如管商之嚴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虛心實做，庶幾乎道矣。”綜其一生，定爲戒律，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一曰不誑語，二曰不晏起。任事之初，橫逆四面至，無所措手，以爲天下事必無幸。與友人談：“當今之世，富貴無可圖，功名亦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世道。所謂正心者，曰厚實。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騖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以此自勵。亦以此戒所屬。然挫敗既多，德慧亦生。常誡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餘於數語，常常體驗。大約用兵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敝。此善於用氣者也。願學陸抗，氣方銳而厚蓄之；不願學荀罃，氣已竭而復振之。願算畢而後戰，不宜且戰而徐算。與悍賊交手，總以能看出他的破綻爲第一義。若在賊者全無破綻，而我昧焉以往；則在我者必有破綻，被賊看出矣。毋乘以躁氣，毋搖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效，雜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昔作有《得勝歌》雲：‘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雖粗淺之言，而精意不外乎是。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軍事如槍法，門戶宜緊；如拳法，有伸有縮。若入之太深，則有伸無縮矣。”然自將則敗，命將則勝。其用兵也，不善制勝，而善救敗。折而不撓，神閒氣定；常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以是諸將久而服之。居官治軍，粹然儒者，戎馬倉皇，不廢文事。以謂：“古之知道，未有不明於文。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獨藉於文以讀古聖之書，而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欲明先聖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及其自爲文章，蓋誦說桐城姚鼐之義法，至列之《聖哲畫象記》曰：“國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大抵以定氣爲主，以影響爲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探源揚馬。專宗韓愈。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採炳煥而戛焉有聲。異軍突起，而自成湘鄉派。門弟子著籍者，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最爲絕出，先後主直隸保定之蓮池書院。新城王樹枬、武進賀濤，得其法脈，聲光迸出以稱宗於河北，傳授徒友。於是河北之治古文者，皆衍湘鄉之一脈焉。桐城之文，由歸有光以學歐陽修，由歐陽修以追《史記》，蘄於情韻不匱，意有餘妍。湘鄉之文，由韓愈以摹揚馬，由揚馬以參《漢書》，蘄於英華秀髮，語有遒響。桐城優遊緩節，如不用力，而湘鄉則雄奇跌宕，肆力爲之。其大較也。自來言宋儒程朱之學者，無不拘謹。而羅澤南發之以大勇；爲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緩懦，而國藩矯之以神奇。然則湖南人之所以爲湖南，而異軍突起以適風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強有力而已。獎拔英豪，如恐不及，而擇其尤，同升諸朝。左宗棠以舉人蔘湖南巡撫幕，而爲湖廣總督官文所劾，欲逮訊，則以深明將略薦爲幫辦軍務，授浙江巡撫。李鴻章以年家子相依，管奏記，則以文武兼資薦爲江蘇巡撫。鹹致大用，弘濟艱難。其後宗棠故相違異，以見丰采、明孑立。而揚言於朝，則曰：“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非所能及。”及國藩之歿，乃制其語爲輓聯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自以爲和而不同，君子之道焉。傳有《曾文正公全集》二百二十八卷。

左宗棠，字季高，湘陰人，道光十二年壬辰舉人。洪秀全、楊秀清起廣西，進湖南，奄有江東。宗棠起參湖南巡撫駱秉章軍事。揮兵四出，遂以知兵歷仕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平太平軍，平陝捻，平甘回，克復新疆。累官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晉大學士，封一等恪靖伯，晉二等侯，諡文襄。歷古以來，書生戎馬，而兵鋒所指，東極於海，西盡天山，縱橫軼蕩，未有如宗棠者也。世之人，徒震其功名冠時，才高意廣，而不知優勤惕厲，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固無不與胡林翼、曾國藩二公者同。胡林翼聰明絕世而納之於平實，曾國藩謹慎持躬而發之爲強毅，而宗棠則豪雄蓋代而斂之以惕厲。語於人曰：“古之讀書修身卓然有立者，無不從艱難困苦歷練而出。若讀書不耐苦，則無所用心之人；處境不耐苦，則無所成就之人。‘動心忍性’四字，最可玩味。‘動’字之義，如乾之惕，震之恐也。‘忍’字則艱貞正固之義。人情耽於逸樂；當無事之時，覺眼前無可復慮，耳目口體之慾日盛，而德慧術智日即消亡，冥然頑然。遇不如意事，見不如意人，斯可以驗平素之道力。至成敗利鈍，在我者不能不明辨深思，在天者不敢參也。竊以爲近時人心之蔽，每因此關未能勘破，而喪其心之所明以擾淡定之天。不如索性做去，成敗利鈍，不置於懷，世上盡有風波，胸中自無冰炭。而憂煩搶攘之中，時獲一恬舒休裕之境，庶可擔當世事也。”自童兒時，即知慕古人大節。稍長爲壯語，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而貧無錢買書，於家塾得前巡撫桂林陳宏謀在湖南刊行大字本《四書》，輒欣然忘食。日有粗糲兩盂，夜有燈油半盞，即思無負此光景。而無奇書可得，惟就四書五經，諷誦咀嚼。自謂：“一生受用不盡。四十年以後，抱負措施，都從此時蘊蓄。筋骨體膚，都從此時磨練也。”迨年十八九，於書肆購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潛心玩索，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瞭如指掌。又參以顧炎武《郡國利病書》及齊召南《水道提綱》，彙編手抄。又讀賀長齡所纂《皇朝經世文編》，丹黃殆遍。而長齡以江寧布政使居憂長沙，聞而召延焉。發所藏書，借與披覽。梯樓以取，而數登降，不以爲勞。及宗棠之還書也，必問所得，講論孜孜。每曰；“天下之大，人才之少，幸毋苟且小就，自限其成也。“遂介之見其弟熙齡。熙齡方以御史家居，主城南書院，而詔以讀宋儒義理之書。乃與羅澤南爲友，批而學行。而以二十一歲與兄宗植同榜鄉試中式。宗植領解，而宗棠中式第十八名，遂入贅於湘潭周氏。婦名詒端，字筠心，常時斂袵危坐讀書史。香爐茗碗，意度脩然。而宗棠每與談史，遇有未審，隨取架上某函某卷示宗棠，十得八九。宗棠閱方輿書，而授婦繪圖，爲《輿地圖說》，詳繪山川道里，條列歷代兵事，而不及形勢。蓋以地無常險，險無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也。歷歲乃成，署聯於楹曰：“身無半畝，必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少而力耕，喜讀農書而躬驗有得。以區種爲良，作《廣區田圖說》，指陳其利。而以食爲民天，必資於農，思爲一書，分類撰著，曰《樸存閣農書》。自負平生以農學爲長，嘗問之而得其事，亦學之而得其理。以謂：“今之農者，亦如今之學者，欲速見小，自誤而以誤人。吾三十以後，讀書漸多，閱世漸深，知區區之存於心中，自以爲是者，僅足以仿當今無足指數之人。而於古之狂狷尚未逮也。則願力耕讀書以自勉其所爲。”兄宗植假館四方，歲暮歸，輒出所著錄相示。或談掌故，論時事。然學求心得，不尚苟同。嘗各持所見，斷斷辯難，窮日達夕，至顏發赤，婦周乃溫酒解之。酒後，或仍辯詰，或遂釋然。三試禮部不第，伏處田裏，半耕半讀，而隱然具公輔之望。兩江總督陶澍、雲貴總督林則徐、賀長齡，交相推重。及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先後延佐軍幕。是時民不知兵，兵不經戰。宗棠以謂：“欲遏賊勢，先固民心，須先使民知兵。”會曾國藩奉詔辦團，乃就商，所見略同。遂羅致豪傑，募練勇丁。國藩率師東征，而宗棠佐駱秉章以坐鎮湖南。湖南之得以保境安民，湘勇之用能殺敵致果者，曾國藩倡之，駱秉章主之，而宗棠實力贊之。所用人才，皆國藩所不喜，曰：“天下之才幾何？若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厲而後成、需磨鍊而後出者，胥遭屈抑矣。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忠告善道，使知意向。勿窮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然才之難得，不在謀而在勇。漢高百戰而得天下，其《大風歌》，則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真閱歷有得之言，留侯，曲逆，若不得韓、彭、絳灌之流，亦不能濟事。大凡才氣恢廓之人，時有粗豪之病。人之性質，各有短長，不可概以繩墨相拘，亦不必求其相諒。夢想奇才，求之不得，則以世之遊俠必有奇才出其中也，不知若輩只能爲亂民耳。試看歷來遊俠有幾成人？屠狗販繒中所以有豪傑者，所執雖卑，而其心尚樸，其性尚完。若遊俠，則已鑿其天。縱其偏至之性，不畏不仁，不恥不義，吾安得與之遊節義之林哉！”選將訓士，募府雍容；南征北討，指揮若定。而申儆之曰：“兵事屬陰，當以收斂閉塞爲義，戰陣尚氣，當以磅礴鬱積爲義。知柔知剛，知微知彰，則皆乾之惕若之心爲之也。至用兵之道，察地勢險易，審彼己情形，規模局勢，尚可預計。而臨敵之審機致決，瞬息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勝負止爭呼吸，斷無遙制之理。自系軍事，閱歷頗多，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賊算不應，並有賊算出於我算之外者。大抵勝局須防一著之錯，敗局原有一著之生，其分在用之之人，其效在一心之用而已。兵事利鈍，未可預知，而銳進須防其退速，後勁尤重於前茅。蓋戰陣之事，最忌前突後竭。行軍佈陣，壯士利器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乃危道。”曾國藩出師屢挫，而宗棠用兵必勝。岸異自負，署號“葛亮”。特詔以四品京堂幫辦國藩江南軍務。一募五千人，自樹一幟，一號曰“楚軍”。遂以平浙，平閩，平粵，平陝，平甘，平新疆，戰勝攻取，威殫旁達。而始出兵，之江西，與石達開戰於景德鎮。以新集之勇，當方張之寇，斬將奉旗。軍聲遂振。而詒所部將卒曰：“汝曹亦知我之所以勝乎？始賊以重圍困我，賊衆我寡，其鋒銳甚，不可戰也。賊見我不動以爲怯，數挑戰，驕也，驕極必怠，俟其怠而擊之，用力少而成功倍也。兵之強弱，在乎氣之盛衰。無以司其消長之權，則強者弱矣，今日之賊是也。我有以妙其鼓舞之用，則弱者能強矣。”大兵之後，赤地千里，而宗棠教將士種樹藝蔬，闢田野而撫殘黎，因地制宜，詔以山農澤農之法。其入甘度隴而平陝甘也，首師行所至，輒以屯田爲務。至則相度形勢，於險要之口安營設卡，而墾平原爲廣田。督弁卒戰陣之餘，即釋刀仗事鋤犁以藝谷蔬。農功之暇，則開溝洫，便灌溉以興水利，築堡塞以居遺民，給耕具種子以勸農田。官道兩旁，種榆柳垂楊以蔭行旅。兵民雜作，而宗棠日巡行看視以勞來而勸勉之。及其流亡漸復，客作漸集，則去而之他。所有兵屯之地，盡付之民，緩催科而勸儲時。自涼州以西至玉門關，井竈相望，而楊柳夾道，延數千裏，綠陰沉沉。蓋所部楚軍。向募農家，不收遊惰，而偏裨亦多來自田間，故以其所習課其所能，不煩教督而自勸也。嘗詔其子曰：“古人經濟學問，多在蕭閒寂寞中學得。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在手，隨時舉而措之。吾頻年兵事，頗得力方輿之學。入浙度隴，兼及荒政農學。大都昔時偶有會心，臨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讀書之有益，而問學之宜豫。兒曹但知吾頻年事功之易，而不知吾頻年涉歷之艱；但知吾此日勘定之功，而不知吾此後負荷之不易也。”新疆既定，而俄人以兵佔伊犁，不肯還。李鴻章方爲直隸總督，遙執朝政而主媾和，詔下總理衙門問宗棠。對曰；“泰西各國，船炮雖利。而重洋遠隔。彼以客軍深入，雖得吾地，戰則勢孤，守則費巨；彼如思逞，亦有戒心。俄與中國，則壤土和連，狡焉啓疆，得寸即寸，得尺即尺。苟無以制，患莫大焉。主戰固以自強爲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圍棋，敗局中亦非無勝著。惟心有恐懼，則舉棋不定，不勝其耦矣。自海上用兵以來，其始壞於不知洋務之人，不知彼己，僥倖求勝。其繼壞於深悉洋務之人，不知大計，苟且圖存，愈辦愈壞，莫知所措。西人狡詐，每於倉皇之際，乘吾猝不及詳之時，危詞迫促以要之，鮮不墮其度內。而和戰未定之際，宜定計於先，而出之從容暇豫。以戰爲備，不妨以和爲款。譬乘船遇風，當用風掉槍時，操船者欲張帆，必先下帆，令舟無欹側，乃免遭險。若隨風轉腳，必有傾覆之虞。昔與多禮堂將軍論黑龍江事，多將軍力言‘非由黑龍江出兵深入俄邊，不能掣愛呼俄兵之勢。’意以用棋局劫著爲宜。且謂：‘俄越境入中國，所壞者中國地方；我越境入俄邊，所壞者俄國地方。得失固不相侔也，俄人須防後路，自不敢一意向前。’多名將，不徒以武力見稱；豐鎬舊家，未有其匹；惜不逢此奇傑，快睹壯猷也。”英風霜氣，老當益壯，而出其餘事爲文章，亦復生氣遠出，磊落英多。胡林翼謙不敢言文事，而宗棠則仗氣愛奇，殊不以唐宋八家自限，而欲駕出其上，大抵以漢京之典茂，救宋人之輕俠。略與曾國藩伺。曾國藩力學而資稟拙，每有累句；宗棠則天分高而功夫淺，不免拙筆。然大方家數，不爲描頭畫角，而出以灝氣流轉，拙處亦見姿致。顧不喜接文士，以謂華而不實，無補時艱。湘潭王闓運以文章傲視公卿，擅聲東南，而與之書，怪其不以賢人相師，謂“天下之大，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顧宗棠則言：“王壬秋爲易篁村傳，將胡文忠說得極庸，李忠武說得太愎，於理未安。即起篁村問之，亦必有蹙然不安者。徇一家之私言，亂天下之視聽，文士筆端，往往如此。”婦周戲言：“君不喜華士，日後恐無人作佳傳。”笑曰：“自有我在。求在我，不在人也。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天下事，但求無愧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名之美不美，何足計較！‘吁嗟沒世名，寂寞身後事’，古人蓋知之矣。”既而同縣郭嵩燾、巴陵吳敏樹，欲纂《楚軍紀事本末》，遺書索鈔奏稿書牘，宗棠復言：“吾湘二十年以來，內固封守，外從王事，所歷多危險阻絕之境。他人咋舌斂手不敢引爲己任者，吾湘毅然一身當之。其初何嘗有天下後世在其念慮，亦何嘗預計所事成否，爲寂寞身後之圖。會逢天幸，各有所就，戰績昭彰，此乃天下一大轉機，吾湘禱祀求之者。豈謂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湖南出乎？其人先世，率守耕讀，不但仕宦稀少。而經商服賈以至外省者亦不數見。老生宿儒，耐寒餓而厭聲稱，歲得館穀數十石，即爲稱意。及兵事起，謹厚者走匿山谷，徐乃覺事尚可爲，強起從戎，學騎馬，學擊刺，今所指爲達官貴人，由此其選也。自今以觀，高官厚祿，焜耀一時，何莫非先世貧苦睏乏，蘊蓄積累所致乎？諸君子爲桑梓謀，則凡所以去奢去泰者，莫如保先世純樸願愨之風以保世滋大。俾湖以外得長享蕭閒無事之福，爲幸多矣。”自言：“餘出山十餘年，躍馬橫戈，氣揚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親六籍。”亦與胡林翼行軍必講《論語》、曾國藩臨戎不廢書史之旨趣同。胡林翼以聰明成其虛懷，可謂善用其長；曾國藩以愚直成其忠誠，及宗棠以剛愎成其勢銳，則皆善用其短。而澤之以文章，養之以學問，以艱難自勵其志氣，以強毅自振於挫敗，三公者，又不同而同。傳有《左文襄公全集》一百二十三卷。

五 劉蓉 郭嵩燾

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功成名顯，身都將相，劉蓉、郭嵩燾，方振即蹶，中構讒慝，遇與不遇，固以不倫。左宗棠薦劉蓉自代以參駱秉章之軍事，郭嵩燾爲左宗棠劾去而薦蔣益澧爲粵撫，交道離合，亦難言之。然處官以廉靖，委己於問學，位高者固以不懈於學善全其勳名，身退者亦以不懈所學自勵於家園。德業盡異崇庳，而苦學則固同歸。特劉蓉以宋爲學，以廉自詡。而左宗棠則與人書以切論之曰：“廉僅士之一節耳。不廉固無足論，徒廉亦何足取！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艱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樸；惟其耐堅苦，故強。惟其樸也，故塞而鮮通，惟其強也，故執而不達。今之曾侯相及郭筠仙、劉霞仙，皆是也。至於操守一事，則曾、郭、劉皆無譏焉。朋友之道，貴規其短而知其長；論人之道，貴持其貧而止於當。霞仙若以其廉而傲人，則吾湘之人，尚無不廉而在位者，又何傲焉？若謂廉之外不必深求，則廉而在位者，又非湘所乏也。何以不聞自責以責人，而反據人所同有者以傲人乎？霞仙生平好論學，且好以宋之程朱軌轍自命；實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告子陽明一路人耳。”極言貶譏。然而生乎今之世，由今之道，真能以宋爲學而心安理得，以廉自詡而不間人言，吾見亦罕矣。

劉蓉，字霞仙，湘鄉人。少有志節，與曾國藩、郭嵩燾布衣訂交爲兄弟。而國藩早貴，官京朝，蓉尚未補諸生也。國藩集蘇東坡句爲聯以贈曰：“此外知心更誰是？與君到處合相親！”蓋以子由相視，而貽書告以因文見道之說。及國藩奉詔辦本省團練，蓉規以書曰：“執事，今世所謂賢者。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武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耳。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轍而躬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無歉然於懷也。若夫陸、範之志量則遠矣。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鑑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贍之節概以自多，採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遊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當今之所急，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哉！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逐臭。於此有人，志節皎然，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日；‘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女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才辯之士，捐墳墓，棄親戚，出沒鋒鏑以與死寇角，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刓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間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濟，而吝賞抑無以系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國藩深納其言，顧招之以書曰：“吾不願聞弟談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仙深藏梓木洞，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筠獨得容其晏然乎？”蓉赴召，而嵩燾繼之。二人者與國藩約：“服勞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舉。”國藩諾，而詔管理銀錢所主計曰：“郭、劉二君，吾兄弟交，不與衆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數也。”然二人從國藩數年，不支一錢，國藩意頗不安。一日，欲登蓉薦牘，曰；“此亦古人之常。”蓉曰：“蕭朱、王貢以轉相汲引爲賢，蓋漢人踵戰國餘習，非君子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強爲？”國藩乃止。國藩每談經，好舉漢學家言。蓉應曰：“漢人詁經，各有專門，守師說；雖所得有淺深，不盡當於古人精微之旨，要不失慎重傳信、篤學好古之意。近世所謂漢學家，何謂者耶？異論歧出，其說千變，以爲宋儒去今僅數百年，漢則數千年，於時較古，又宋儒者，功令所崇，衆人之所同趣也，吾亦從而同之，不足爲異，則創一解焉，引漢人箋註，曲爲證附以成吾說；既可援漢儒以自尊，又可貶宋儒以立名，而吾之學，遂以超宋軼唐，獨承漢以來二千年之緒。及叩以六經之大義微言與宋儒所以不合於道者，茫然莫知所謂。然則彼以漢學自鳴，非師古也，師心而已矣。其所爲終身由之而不厭者，非好學也，好異而已矣。朱子於諸經諷誦反覆蓋數十年，精思熟讀以求古人廣大精微之蘊，匯衆說而折其衷，推其用力之勤，知其所深造而自有得者，未可幾及。特朱子於古今時務政治之宜，靡所不講，而後之學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氣之辨，《太極》《西銘》之說，閉門獨坐，泥塑木雕。一涉仕途。便無措手，所值皆無可奈何之事，所應皆未之前聞之務。此智略之士，睨視竊笑，以道學爲廢物也。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捨，嚴義利之辨。就兢不敢少過，則猶庶幾君子。道雖未宏，學與行尚出於一也。至爲漢學者乃歧而二之，‘學則吾學也，行則吾不知地’。世亦遂無以行義責之者，以謂彼特爲名物度數之學以資考證而已，不當以道義相苛。泯泯棼棼，學術壞而人心風俗隨之。”國藩亦無以難也。及咸豐十年，左宗棠以佐駱秉章而專其政，爲總督官文所劾，遠引而薦蓉自代，以起之於家。明年，秉章移督四川，攜蓉而往，平巨寇藍李二姓，散其徒衆，遂授四川布政使。會太平軍翼王石達開以其衆經滇入川，而前扼大渡河，後阻苗山，陷絕地，飢無所掠食，於是蓉以兵往，撫其衆而縶達開以歸。問起兵狀，達開歷陳金田發難之後，戰勝攻取，一一如繪，而猛鷙之氣不衰。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屠戮官民千萬計，今天亡我，何借一死！”臨刑怡然。蓉頗壯之。而左宗棠貽書，欲以葛亮一號貤贈。蓉戲對：“諸葛食少事繁，鞠躬盡瘁，所不欲承，謹以奉璧。”尋以關中漢回交哄，而捻乘之，移蓉陝西巡撫，而爲御史蔡壽祺劾罷。將去官，聞左宗棠奉詔以陝甘總督督師剿賊，而移書告，以謂：“關隴用兵不可不早計者有六：一、剿賊不難，所難者籌餉籌糧。籌餉籌糧尚易，尤難者運糧。非寬籌糧餉，運有辦法，切勿進兵。一、軍糈無資，當緩新疆西征之師，先肅清隴境。闢地屯田，儲糗糧，練馬隊，然後振旅出關。一、辦甘賊，當以陝爲根本。資糧轉輸。皆須借力於陝，非得同心膂、共憂樂之人爲陝撫，持中定志。不足與濟艱屯。一、捻賊入陝，號四五萬，然能戰者不過六七千人。每戰，輒以馬隊萬騎四面包裹，懦卒怯將，懾而望風靡。、其實但能嚴陣堅持，屹立不動，則亦不敢進逼吾陣。俟其銳氣之惰，奮起突擊，必無不勝。一、辦甘回，當先清隴東，次搗河狄。兩地既定，其餘可傳檄而定。專事剿，則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議撫，則叛服無常，亦何能濟。一、關隴將才吏才，無可用者。然地瘠勢艱，雖傑然者視爲畏途，須廣羅艱貞堅苦、仗義相從之侶，以資襄助。此六者其大端也。以公智慮淵涵，固可即此以得大凡矣。”其後宗棠平陝捻，平甘回以定新疆，一切經略，大率如蓉言。蓉既放歸，營遂初園，杜門講學者十年。其論學一以宋儒程朱爲歸，力排漢學之穿鑿，亦不取陸王之禪悟，而於學者之不能反躬、徒以矜私知而炫多聞，尤不憚深貶而痛絕之。乃至訟其鄉人以湘鄉之功名日盛，而湘鄉之風俗日敝，語重而心長以慨乎有言曰：“吾邑風尚素號愿樸，農民勤稼稿，士子勵廉隅。放軍興以來，文職武弁，崛起草澤，以能爲國宣力。而遷流日久，僥倖之心生。以利祿爲易得，而爭事繁華；變樸厚之舊風，而羣趨囂競。鄉村每有爭訟，不問理而較勢，及其呈控到縣，亦復以是爲衡。由是有勢者恃以橫行，而無力者亦藉資於有力之紳衿以張其焰而求一勝。此民風所以澆漓，人心所以窳壞也。二十餘年來，東南遘禍，舉凡衣冠文物，競逐紛華之國，無不殘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遺，巨賈豪商之所積累，莫不蕩爲灰燼，化爲飛煙。子女仳離，乞食道路。獨湖南晏然無恙，吾鄉人因此躋致名位，廣積金錢。舊時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華屋以自豪於鄉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智者見禍於未萌；凡無功有享厚報，無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視爲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於難，吾鄉獨蒙其休。天道忌盈，物極必反，如不惕厲修省，懍持盈保泰之思，正恐暑往寒來，福過災生。前日之膺祉蒙休，冠於他郡；後日之遭殃罹禍，亦且烈於他邦。此古今盈虛消息之常理，非同釋氏因果報應之談。每舉以語朋輩，款語諄諄，聽若雖頗面從，退則或相迂笑。人心陷溺，如何如何！”觀其持論不徇風氣，知制行不爲詭隨矣。論文不持宗派之說，而爲文章條達疏暢，如己意之所欲出，其源蓋出於蘇軌雲。傳有《養晦堂詩文集》十二卷。

郭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號也，湘陰人。年十八，補縣學生。遊嶽麓書院，識劉蓉，而曾國藩自京師歸，道長沙，與蓉舊好也，介相見，欣然聯歡爲昆弟交，以問學相切劘。國藩稱引漢學，蓉褒大宋儒，而嵩燾則言：“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無相獎以言者。堯舜禹之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毖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即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自負爲善諫矣。其間賢愚錯出，人才勿論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強，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名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無敢任其責。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強使氣魁人也。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稍能待正議，核名實，振肅紀綱，考攬人才，輒曰‘無度量’。吾不知所謂度量者，將奚以爲也！司馬德操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本朝之漢學，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於，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其意淵然以大下爲量。尤自厲勤苦，以謂：“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其能爲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爲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隱。舜、伊尹之耕，傅說之工，呂尚之屠且漁，膠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賈，皆任爲士者也。至漢猶然。路溫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孫宏、承宮牧豕，兒寬爲都養，朱買臣刈薪，匡衡傭作，梁鴻任舂，韓康賣藥，徐穉耕稼，申屠蟠爲漆工；或歷仕公卿，或懷道守節，隱見不同，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爲養然也。唐世尚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性理之學，託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與異視之，爲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閒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搏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爲士者，而士之實乃終隱矣。”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回籍，會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曾國藩以侍郎居憂，奉詔辦團練，欲不出。嵩燾馳謁，苦口陳說。國藩乃爲起，而苦費絀。嵩燾則爲建釐捐之議，規鹽釐之法。國藩有所資以募勇制器，而湖南亦恃以保境安民，支柱東南，皆國藩有以發之也。既而帥勇援江西，俘太平軍卒，訊知戰罷則登舟，因言；“賊掠舟東下，縱橫馳突，獨佔長江，而我無一舟與爭利，非治水師，何以應敵？”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起。國藩亦以造船自任，移駐衡州，亦國藩有以發之也。江西圍解，論功擢編修，入直南書房。而左宗棠在巡撫駱秉章幕，爲總督官文所劾，詔下逮訊。國藩以謂：“宗棠去，湖南無人支持，東南大局不可問矣。”爲尚書潘祖蔭言之。祖蔭遂據入告，直言：“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詔問曾國藩意如何，遂授宗棠四品京堂。襄辦軍務。於是宗棠事解，而柄兵大用矣。則嵩燾之爲斡旋也。同治元年，特授嵩燾蘇松糧儲道，再擢署廣東巡撫。而宗棠以閩浙總督爲欽差大臣督師入廣東，連四摺糾參，褫嵩燾職而以畀其屬蔣益澧，曰：“此以人事君之義也。”嵩燾嘆曰：“季高至交三十年，吾一生爲之盡力，而相煎何太迫若此！”因論：“世俗語大人先生。動曰‘有來歷’，佛家所謂‘前生因果’也。少年徵逐，見朋輩中天分絕高而終無所成，是謂有來歷而無積累。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錦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滌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緣。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隨所至而機緣巧合，爭相擁護，而覿面者景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自問此生謂‘無來歷無積累’不可。而相煎迫出於至交，墮我成功，豈所謂‘無因緣’者耶？”其致怨於宗棠深矣。宗棠在官頗循名課實而爲治尚嚴。嵩燾則言：“曩讀船山書闢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爲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並起，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以知輕重緩急，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爲綜覈名實之說。而後慨然太息思船山之言。蓋親見萬曆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不可窮詰。如此當益窮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安民保國，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矣。昔官京朝，推求國家所以致弊之由，在其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相陵藉。曏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維人心，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宗棠在邊，亦整軍經武以對外主戰，嵩燾則言：“西洋負強爭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挾，是以先事有預定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迴審顧，久而後發。其陰謀廣慮，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禍有所止，而所發明之奇巧轉以爲我利用厚生。國家辦夷務二十餘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爲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及與其計劃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能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晏然自以爲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於時直隸總督李鴻章，則不言戰而通商勸工，練兵購械，講製造，力圖富強，嵩燾則言：“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由政教修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計趨公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者？今視富強爲國家之計，於百姓無與；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也。數百年來，順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奉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創爲電報，數萬裏消息靈通。輪船、火車，馳行數萬裏以利轉運。然必囊括四海，覷天下之利以爲利，故能富也。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電報、輪船、火車是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風俗是也。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強之基，凡皆以爲利也。利之所在，而政教修、人心厚、風俗醇者，國家與民共之。而又相與忘之，斯所以爲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不然，爭民施奪，上下交徵利，民與民爭則擾，上與民相匿則潰。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其侵耗而已矣。夫以西法爲名，一切務爲泰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爲利多少不能計，而所耗不資，久且不支。人人言利，而卒之無利可圖以成敗局。何者？無其本也。機器者，末之末也，凡用機器，必西人爲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有人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爲利，庶幾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所用機器，亦須因地制宜。何地何器，層累以求。貿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爲用。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本末存焉。而百姓之爲利，與所以求利國家，又自有本末次第。蓋西洋富強之業，資於民人，其民人趨事興功，而國家用其全力護濟之，歲計所需以爲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院。其國家與其民人交相維繫，並心一力，以利爲程。所以爲富強者，人民樂利勸業，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行之固有本矣。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強者。日本在英國學工技者二百餘人，其戶部尚書恩婁葉歐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欲仿更制。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自謂考古證今而知其通，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而有以見損益之宜。光緒元年，起爲福建按察使，尋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遂建議講求邦交，遣使各國，以謂：“西洋立國，本末兼資。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宜推究其情勢，洞知其利病，遇有交涉事，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資以因應。”詔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中國之駐使外國自此始。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爲大辱，正言切論而勸之辭。嵩燾曰：“苟利於國，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於名？主憂臣辱，在此行也。”道員劉錫鴻求隨使，嵩燾以其矜愎而不達事理，不之許也。錫鴻固以請，遂薦爲貳，而相畔異，患生肘腋，劾以十款，末言：“由候簡運使而授閩臬，由閩臬擢兵部侍郎，朝庭何負於郭嵩燾而日夜怨望？”嵩燾讀之惶駭曰：“此真惡交矣，尚何言哉！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而吾不能。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者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比匪之傷，吾道固窮，亦功業無因緣之明效大驗矣。”徑歸臥家而不敢入朝也。因太息爲人言：“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予，一皆準之以義。服官之始，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財貽子孫。及巡撫粵東，出使西洋，人之所視爲利我也，照例開支，分毫不溢。在官之日，視國家公款重於私款，私款或供友人稱貸，公款無遷就也。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衷違反，或至用相詬病，輒爲憮然。少時讀《張子全書》曰：‘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憮然有感於其言。程子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亦是此意。及蒞仕以後，而所見有進。世之衰也，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爭，而於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遇事有涉，陳說紛紜，每覺語言多而情事迂迴。莊生有言：‘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實匿情以自圖私便。閱歷多而體驗深，則常愀然懷薄視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不反躬而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未遂，由學識有未充也！”自海外歸而里居者十三年，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祀王夫之，與學者講肄其中。尤善言禮。早年與曾國藩商量舊學，國藩嘗謂：“先王修己治人，經緯萬端，惟在於禮。”而未有成書。嵩燾則學禮而深造自有得。以謂：“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煉歲月，成《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折衷羣經，以見諸行事，其素所蓄積然也。及其發爲文章，理足辭簡，特寓拗折勁悍之意於條達疏暢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國藩之瑰偉，亦異劉蓉之暢發。曾國藩追韓愈之雄茂，而語不檢；劉蓉學蘇軾之疏快，而味無餘。嵩燾則得王安石之峭勁，而鋒欲斂，暢而不流，拗以出遒。碑傳之作，以簡馭繁，以敘抒議，語無枝對，義沙明當，出入歐王，允裨史裁。傳有《養知書屋詩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

六 王闓運 閻鎮珩

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劉蓉、郭嵩燾，一代名臣，聲施四海；王闓運、閻鎮珩，老儒暗修，獨抱遺經。道際不同，出處攸異。然學不僅佔畢，志在於匡俗；通經欲以致用，文章蘄於經國，則固不同而同。

王闓運，名滿天下，謗滿天下。目論者徒見其行己之通脫，與人之亡町畦。而莫知其振於孤童，魯而憤悱，爲學之不厭，誨人之不倦。其學人所知，不具著，而著其夙夜強學以待問，啓迪後生如不及，恢張學風，不知老之將至。此則吾意中所欲言之王闓運。而不憚縷息旁搜以見景行之意。王闓運，字壬秋，又字壬父。壬父二字，刻篆文小印，顛倒之如文王二字，穩自喻於素王之改制也。相傳生時，父夢神榜於門曰：“天開文運”，因以闓運爲名。而性實魯；幼讀書，日誦不及百言，文不能盡解，同塾皆嗤之。師曰：“學而嗤於人，是可羞也。嗤於人而不奮，毋寧已。”闓運聞而泣，退而刻勵。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年十五，始明訓故。十九補諸生，與武岡鄧輔綸、鄧繹、長沙李壽蓉、攸縣龍汝霖結蘭陵詞社。擯棄世所謂詩古文，而詩取潘、陸、謝、鮑，文則推源漢魏，號“湘中五子”。二十四而言禮，作《儀禮講》十二篇。二十八達《春秋》。其治學初由禮始，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體用，然後通《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於是大盛也。於時，學者承乾嘉以來訓詁名物之學，習註疏，爲文章法鄭玄、孔穎達，有解釋，無紀述，重考證，略論辨，掇拾叢殘，而不知修辭爲何事；讀者竟十行，欲隱几臥。而闓運不謂是，因慨然曰：“文者，聖之所託，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爲語言。”辭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藝文廢；俗且反乎混燉。況乎孳乳所積，皆仰觀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鳥獸蹄跡，必其燦著者也。今若此，則文之道或幾乎息矣。然辭不追古，則意不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是以文飾者普尚虛浮，馳騁者奮其私知。故知文隨德異，寧獨政與聲通！欲驗流風。尤資總集。”爲輯《八代文粹》，廣甄往籍，歸之淳雅。併爲述其本由，使必應於經義。自以起孤童，未冠即與縉紳長者接，恐不禮焉，則高自標置，放言高論。而成名之後，彌以無讓，貌似蕭散，意實矜持。以二十二歲中咸豐三年癸丑舉人，應禮部試入都，尚書肅順方柄政，延爲上客。一日，爲草封事，文宗歎賞，問屬草者誰，肅順對曰：“湖南舉人王闓運。”問：“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曰：“可以賞貂。”故事，翰林得衣貂，而闓運嫌以幸門進，不出也。既，文宗崩，孝欽皇后驟用事，以謀逆誅肅順，餘黨株連，而闓運先以事赴山東。得肅順書，馳入京，聞其誅，臨河而止。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詩曰：“當時意氣備無倫，顧我曾爲丞相賓。俄羅酒味猶在口，幾回夢哭春華新。”心夔亦肅順客也，蓋不勝華屋山丘之感。後數十年，闓運老矣，而主講船山書院時，一夜爲客誦此詩，說肅順事，曰：“人詆逆臣。我自府主！”淚涔涔下。其歲，走京師，託言計偕，而實未與試，陰以賣文所獲數千金，致肅順之家而恤其妻子云。闓運詼詭多智數，獨於朋友死生之際，風義不苟如此。肅順既敗，乃踉蹌歸，伏匿久不出。及曾國藩起督師而入其幕，告國藩曰：“公之文，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忠武、魏武帝以入東漢，則順而易。”而國藩不之省也。國藩好薦士，其尤者至起家爲巡撫、布政使。士爭相效，闓運獨爲客，文章雍容，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即歸。其後國藩益貴重，其客皆稱弟子，而闓運爲客如故。嘗至江寧謁國藩，國藩未報而招之飲，闓運笑曰：“相國以爲我餔啜來乎？”即束裝行，國藩追謝之，不及也。及撰《湘軍志》，敘國藩之起湘軍及戡定太平軍本末，雖揚詡功績，而言外意見，婉而章，盡而不汙，焯有史法。曾國荃者，國藩之弟也，自負血戰下江寧以佐其兄，勞苦功高；讀之而忿，致詰曰：“皆君故人，何故刻畫之？”毀其板。闓運笑語人曰：“吾於《湘軍志》著‘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議生致闕，及後見俘寇皆跪拜秀成，慮生變，輒斬之，羣言益譁，爭指目曾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云云。吾爲曾沅甫發憤而道，沅甫乃以爲恨而切齒於我，不知文之人不可與言文，以此嘆令尹子蘭之不可及也。”然其書實無大譏彈，自曾國荃以謗書爲詆，而向聲背實，不悅曾氏者，乃真以太史公目之矣。嗚呼，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世情自古如斯，所以闓運不怒而笑也。既以肅黨擯，不用於時，大治羣經以開教授。四川總督丁寶楨禮致之以爲成都尊經書院院長。至之日，則進諸生而告之曰：“治經之法，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詞，不足頒於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爲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然欲取裁於古，當先漸漬乎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賬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無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餘年不成也，人病欲速。”遂教諸生以讀十三經、二十四史及《文選》。漢儒人專一經，諸生亦各治一書，毋貪多，毋不經意。日有記，月有課，而闓運精勤校閱，將順其美，而匡正其不及。暇則習禮，若鄉飲投壺之類，三年皆彬彬矣。厥後廖平治《公羊》《穀梁》《春秋》，戴光治《書》，胡從簡治《禮》，劉子雄、嶽森通諸經，皆有師法，能不爲阮元《經解》所囿，號曰“蜀學”，則闓運之以也。既歸，主長沙校經書院，移衡州船山書院。在船山之日久，大吏造拜，或偃蹇不見；而引接後生，則溫靄逾恆，曰：“位高而齒尊者，菁華已竭，不如後生可畏也。”循循善誘。有獻詩者，即陋劣不中律，未嘗不爲改竄。其弟子縣人楊鈞請曰：“此不成語，何必枉拋心力？”應曰：“人有好學之心，即有誘之之責。若因其陋而薄之絕之，心沮氣墮，不得無望於進，即此惡詩亦不爲矣。”縣人張正陽者，本鍛工也，耽吟詠而爲人傭，一夕，睹白桃花盛開。而月色綺映，忽得句曰：“天上清高月，知無好色心。夭桃今獻媚，流盼情何深！”姜畲陳鼎見之大驚曰：“子詩何似孟郊？然非王先生不能成子名。”會大雪，戴笠著屐，單衣磬踔，造門投卷。閽者見其面垢衣敝，拒不爲通，則大呼曰：“我以詩謁王先生，乃卻我耶？” 閽者不得已爲進。方設筵宴邑令，邑縉紳先生鹹在，闓運即席開卷讀，顧曰：“邑中有此詩人耶！”延之上座，座客愕然。正陽泥淖滿身，而貂狐裘麗，嫌爲所污，莫敢與酬對。闓運則殷勤問訊，遂使受學而補諸生，通三禮、《春秋》、《尚書》、《詩經》，講評孜孜，撰有《詩經比興表》、《禮經喪服表》，闓運嘆爲前人所未發也。然宏獎之中，不廢規誡。龍陽易順鼎者，幼而英秀，闓運呼之仙童者也。既而以道員自傷侘傺，署號“哭庵”。闓運則規以書曰：“僕有一語奉勸，必不可稱哭庵。上事君相，下對吏民，行住坐臥，何以爲名？臣子披昌，不當至此。若遂隱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闓運言不見重，亦自恨無整齊風紀之權，坐睹當代賢豪，流於西晉，五胡之禍，將在目前。因君一發之。”其峻厲如此。其弟子楊鈞請業，曰：“如何？”答曰：“成名有餘。”鈞大懼曰：“所謂‘成名有餘’者，殆謂自立不足也，敢不勉夫！”闓運言：“詩有家數，有時代，文無家數，有時代。餘學晉宋詩，駸駸入古。至於文力追班馬，極其功力，僅得似《明史》，心甚恥之。及作《湘軍志》，乃超時代矣。以數十年苦心孤詣，僅僅得免爲明文。若學八家，數月可似。學話易，自運難。故不甚勸人學文，恐誤人拋心力也。不如學詩，離去時代，專講家數。成家，即上躋其代矣。”而鈞則言：“吾師門人，文字通順者不多，皆謂唐宋之文不屑意，而以《史記》《漢書》爲學。故虛字多反用，造語尤晦澀，反不若時手之駕輕就熟，無詞不達也。古詩不求明暢，以拙爲宗，稍可掩不通之跡，故師門多詩人。”其爲文章，長於抒情敘事，從容諷議，中含詼詭，以優遊出頓挫，而不以馳騁爲曲折。嘗教人以學范曄《後漢書》及魏武帝文。鈞則言：“魏武帝文無長篇，而亦不多，如何學？餘初聞而疑之，久乃知其短篇無不具長篇氣勢，不駢不散，有子長之遺風也。”闓運爲鈞言：“作人墓誌，須敘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別於傳記。”乃授以所爲《剛直彭公墓誌》，寥寥短幅，中曰：“然其遭際，世所難堪”，果敘其不得意事也。於是文思大進，深悟化繁爲簡、舉重若輕之法。門弟子輯其詩文箋啓，爲《湘綺樓集》，凡若干卷。而鈞則言：“湘統之文，墓誌第一。數千年來，傳志不分，變爲一體。而湘綺崛起，體格判然，峭妙輕靈，難於蹤跡。”闓運爲鈞言：“汪容甫雲：‘讀書十年，可以不通。’‘不通’二字，俗人多不能解，非讀書有得，又肯虛心者，不肯出此言也。然而難言之矣。漢學始有不通境界；宋學以意斷，遂無不可通矣。此境甚高，讀經可得。而治文史者則無所謂‘不通’。吾未信汪容甫之真能不通也。”宣統元年，巡撫岑春萱以闓運老儒，上所著書，賜翰林院檢討。及革命成功，而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以年家子手書聘問，則復曰：“今之弊政在議院，而根由起於學堂。蓋椎埋暴戾，不害治安；華士辯言，乃移風俗。其宗旨不過弋名求利，其流極乃至無忌憚。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閉距也。”既而世凱強起爲國史館館長，以民國三年抵北京。人問“鹹同中興，先生及見其人物。今之人才，何如曩日？收拾時局，有其人乎？”闓運沉吟有頃，笑曰：“以今視昔，才智殆有過焉。惟昔人做事認真，而今人做事不認真，收拾時局，殆未之信。”尋以齟齬歸。而其歿也，以聯自挽曰：“春秋表僅成，賴有佳兒習詩禮；縱橫計不就，空留高詠滿江山。”蓋不爲詩人自居也。其弟子楊度，頗傳授心法而得其縱橫之術，方以佐袁世凱謀稱帝而負世謗，乃挽之曰：“曠代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亦以政治家推之。然而同治之末，龍陽易佩紳者，易順鼎之父也，以郭嵩燾之介而謁闓運，談學論政極歡。嵩燾則以書誡之曰：“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壬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於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方，玄黃易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則固盛以文章推之矣。

閻鎮珩，字季蓉，石門人。喜讀書而生長窮谷，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並注讀之，數月皆能記。既而聞鄰翁有《史記》，請借，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而翁所居少薪，鎮珩家有山場，請日饋肩薪，乃許之。正珩朝食畢，則荷薪攜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成誦矣。及補縣學生，以制舉八比之文教授鄉里，而推之通經學古。方當王闓運譽滿東南，文采照映之日，而闇然潛修，不騖聲氣。學本程朱，文爲歐曾。因文欲以見道，經世必以明禮。途轍所自，推本曾國藩；而文章浩落，不事塗飾，同國藩之寬博，異國藩之茁軋，然亦不爲桐城末流之虛聲搖曳；直抒欲言，意盡則言止，其意確然，其辭沛然。一時耆舊楊夷珍、郭嵩燾之倫，折輩行與交。而夷珍尤以古文自負，則以女繼其室。然古文不爲步趨以自名家。夷珍刻煉而筆駑，不免雕飾；鎮珩則坦夷而氣浩，自然方雅。是時漢學大盛，風流湘楚，人人騖通博以爲名高，而恥言程朱。至於文章，則窮詭極妍，宗尚齊梁。鎮珩每誥於門人曰：“學無古今，適於用之謂賢。章句煩碎之學，有用乎？無用乎？百餘年來，人人嗜奇炫博以倡漢學，自謂度元明而軼宋唐。然彼遭時無事，幸而竊據上位，如紀昀、阮元之徒，果何補於國家乎？自君子論之，貌榮聞而苟富貴，雖謂不有其人，可也。學以窮理爲先，其次莫如通識古今之務，詩文抑其末爾。古之君子，學充積於心，其理得，其事該，未嘗盡意以爲辭，而辭莫善焉。今之學者，炫奇博，騖夸麗，譁世取寵利，而返之其中，無有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子曰：‘本深而末茂。’二語者，非直爲文言也，即文不外是矣。蓋古之聖賢，未嘗有意學爲文，其中有所不得已，因事而書之於策，則道爲之體，氣爲之用，道充，故氣亦充焉。今之治文者，所得皆古人膚末，一字之奇崛，於文無關輕重，而斤斤然自許爲諧古。其道，吾不知焉，其氣，吾又不知焉。夫如是，其求孟韓也愈似，其去孟韓也愈遠矣。且韓子諸碑銘，多仍漢魏雕刻之習，特文中一體爾，於道無與。古人極至之詣，不在是也。若其《原人》、《原道》、《原毀》、《爭臣論》、《佛骨表》、《上張僕射》、《答孟尚書書》、《送王秀才》、《浮屠師文暢序》，其言寬平質直，無有艱苦拘澀之態，讀之但覺真氣充塞行間，與六經孟子相出入；而其詞與其意適，則自荀卿、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以來，未有過之者焉。夫所貴乎文者，非獨聲音采色之極其工，使人不能有加也。其得於中者，有至有不至；其發於外焉，無不肖之以出。凡勉強而僞爲之者，皆不肖夫其中者也。故眉山蘇氏之論，以爲‘辭至於能達而文不可勝用’。雖孟韓之文，要於能達而止，然其所以能達者何在，吾不可不熟思而慎取之也。文至唐季五代，其氣苶累而不能舉。北宋諸子，矯而振之。其尤顯者，廬陵之歐，臨川之王，並南豐曾氏而爲三焉。大抵浸潤六經以出之，而曾氏最爲無纇。夫文非可以徒作也，六經言道之祖，諸子時或叛而去之。揚雄、王通，無其道而強飾經言，其貌得，其實喪，學者卒莫之貴焉。曾氏之學，湛深經術，於道粹然，故其發之文者，湛深而精純，往復而多不盡之致，汪洋自恣，與道大適。其於孟韓，將殊途而同歸也。近世言文者，詆方苞而進胡天遊。天遊於文初無所得，其外雖張爲怪險，而中實寒餒，氣塞滯而不流，譬諸畫鬼者欺人以所不見，工拙不足論也。方氏漸漬經術者深，不煩塗雕，自然雅潔，粹乎儒者之言。姬傳修飭之功，誠自有得於古人，然舉唐宋以來覺裕恢博之氣象，一變而爲促狹，讀其文者，如遊窮巖絕壑，目隘而心不舒。視方氏未知何如，要其去韓歐遠甚。近代文家，曾文正才力豪縱，恃其駿足。一往奔放，時或軼出法度之外，然未嘗與道不相準。蓋其辭偉以辯，而其氣沛焉能達，古之立言者類如是，寧獨孟韓云爾哉！”曾國藩探源漢之揚馬以學韓愈，力造雄奇瑰偉之境，以矯桐城緩懦之失。而鎮珩則取徑宋之歐曾以學韓愈，務爲坦蕩浩落以出，一洗湘鄉茁軋之語；涵蓄宏深，發揮盛大。義寧陳三立治古文有名，而鎮珩與言：“近代作者，最難得優遊寬博氣象。”三立以爲然，曰：“願與吾子共勉之矣。”鎮珩推本其意以爲駢文，亦不塗澤，不使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湘鄉張怕純婦何氏能詩，爲序其集，有曰：“關河曉別，良人萬里。”善化瞿鴻禨讀之，激賞曰：“真六朝人語也。”所作如《漂母祠碑》、《吊春申君文》、《吊吳越錢武肅王文》、《吊羅昭諫文》、《屈賈合集序》、《遊蘭亭記》，浮藻既湔，古豔自生。與王闓運同時而不同格，同其散朗，異其弘潤，標緻不如，而意度過之。蓋闓運取徑徐陵以出入潘岳、陸衡，而鎮珩則脫胎范曄以參隨曹植、孔融也。自言：“初學唐四傑及李義山，志在流麗而已，往往混入袁吳一派。至作《吊錢武肅王文》，始專爲魏晉人體。”詩亦肆意有作，務爲優遊寬博，盤硬而不入於生澀，疏宕而不落於淺俗，不爲曾國藩之生奡排宕以學昌黎、山谷，亦不同王闓運之華藻麗密以追士衡、康樂，只是學杜而得其跌宕昭彰爾。性勤恪，一息不肯以自懈；而受人之託，必爲盡心。瞿鴻禨以光緒十九年督浙江學政，延校文。之杭州，舍館甫定，鴻禨示所取優貢卷，頗不慊鎮珩意，即捉筆改首次二名陳生、王生卷，塗乙幾盡。鴻禨大服。學政署西有亭曰定香亭，故學政阮元建也。鴻禨新葺而爲之記，使人持示，且貽書謂：“昔人詩云：‘平生風義兼師友’，乞痛繩削，如改諸生之卷，惟恐其不多耳。”鎮珩如旨。明日，鴻禨詣謝曰：“記勞點竄，惟以阮文達自比，殊愧其僭。”鎮珩笑曰：“文達非有豐功盛德可比跡古賢，徒以文采風流烜耀一時而已。公以自比，吾猶爲公羞之，奈何反疑其僭乎？”鴻禨默然。顧性實樂易，見人一技之善，必廣爲延譽，如不容口。嘗主澧州之漁浦書院，病目已久，而白晝篝燈，據案校諸生課文，劣者，案左，不列等，佳者右而給獎。一生狙伺肘後，見己卷之左也，掣而雜之未閱卷內，尋閱而又左之，再掣之，如是者三。於是搓眼起立大呼曰：“此寧科場，吾校文亦有鬼神瞰督耶？”諸生傳以爲笑，而無不嘆其校閱之矢慎矢勤爲不可及。湖南學政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薦於朝。授官訓導，部選缺，不赴。至宣統時，徵爲禮學館顧問，亦不起也。獨杜戶擯人事，發憤著《六典通考》一書，以謂：“文墨俗生，往往掎摭漢儒章句，穿鑿立異，謂之經學。耳食者因而驚寵之。其實庸猥下材，無足置齒論。夫士當爲國家設施耳，區區操簡牘，注一經，安足貴乎？嘗論古先哲王經世之法，莫善於禮；禮之體用燦備，莫具於《周官》之書。曾子固盛引唐六典以爲得《周官》精意，而明太祖因時立政，革中書省，重六尚書之權，幾欲復周人設官之舊，相沿至今，遂莫之廢。蓋六經，聖人經世之書，其言無一不與道俱者也。漢以後諸君，於道或合或離，然即其行事得失，可以推見當時之治亂，而二三墜典遺文賴史家紀載以存者，未嘗不與經訓相表裏，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也。往覽秦氏《五禮通考》，偉其通博，亦頗疑其徵引叢雜，駢拇枝指，旁見歧出，觀者不無惝恍而失所守。且五禮者，於六典僅一端，而不足以賅其全，欲以彙集睹記，別次爲書，讀史有得，隨事著錄。積十三年，成《六典通考》，凡二百卷。自以謂於先王之大經大法，究悉原委，蘄於匡補杜、馬二《通》及秦蕙田《五禮通考》之書，而於世道之治亂興廢有補焉。昔曾國藩作二聖哲畫像記，謂：‘先王之道，所以修己治人，經緯萬匯者，曰禮而已。辨後世因革之要，而欲周覽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莫不以禮爲競競。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是則鎮珩之學所由本也。於時王闓運才高意廣，欲自外於國藩以別開風氣；而鎮珩嚴氣正性，則推本於國藩以模楷後生。闓運通而門戶大，鎮珩介而不免固，然不得鎮珩之固，無以救闓運之通。闓運嘯傲公卿，跌宕文史，以經術爲潤澤，以文章弋羔雁，聲氣廣通，宕而不反；而鎮珩遺外聲利，君子闇然，篤實輝光，足以日新其意矣。獨居深念，身當叔季，每太息於民生之況瘁，士風之己偷，學術之不純，而發憤言之，以謂；“君子之守身，不可以不正。而其爲學也，必造己於廣大。智足以周萬物，仁足以利無窮，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寧日淡然而已哉！山林幽默之士，違天而自用，閉門而孤遊，彼徒知用貧賤爲已樂爾。抑知先憂後樂之君子，其身雖處窮約，而未嘗不引天下國家爲己任。勞苦變動，而其心益進於光明。蓋堅忍之操，夙定於中，則事之卒然外至者，莫能以困我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彼流俗之人勿察，顧以其身不自佚樂爲君子訾笑焉，豈不謬哉？始羅忠節公爲諸生，家窶甚，歲嘗聚徒講授，所言皆古今經世大略，無一語及世俗利祿之學，鄉里聞而竊笑，公勿爲變。其後軍事起，倡率義旅，爲國討賊，功雖未究，而其學術之正，氣烈之高，無待餘論矣。獨其皇皇不自佚樂之心，由布衣以陟臺司，未嘗一日或異。然非知公生平之深與學道而自有得者，見不逮此。予嘗謂今日人心之弊，患在居貧而強效富，無資而好爲侈靡。耳目聲色之娛，恣欲自快，脫手千金如稊稗；至其昆弟族戚之寒餒者，視之漠然，不啻秦越人之相值焉。夫如是，雖舉天下國家畀之，豈能知憂哉？私其樂於一身而已矣。”傳有《北嶽遺書》二十一卷。郭嵩燾讀其文而善之，貽書推挹，以謂：“議論沉實，有關世教。而力詆近世言漢學者，上及高郵王氏，要皆實有心得，非以門戶爭勝。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矣。往時孫芝房著《芻論》，推原漢學流弊足以亂天下，曾文正頗以爲過。愚嘗原《芻論》立言之旨，非謂亂天下者漢學之爲也，爲其意氣之凌厲，聞見之烜赫，盡宋元以來所守程朱之藩籬而務抉去之。但爲規行矩步，屏不得與於學，積成貪戾暴慢之習，夷然不以爲非。當乾嘉間創爲此名，亦多聰明宏通辯博之士，十年間消磨既盡矣。而其習中於人心，相爲披靡，無復廉恥禮義之存，則謂以其學亂天下，非過也。前時此風莫甚江浙，今又漸被湘中，人人排斥程朱爲名高，心有懼焉。甚望得如閣下者相與匡正而維持之。讀其書，想見其人，亦邈然深長以思也。”

七 鄒代鈞 羅正鈞

王闓運、閻鎮珩肥遁邱園，鄒代鈞、羅正鈞浮沉仕宦，而孜矻所學，上說下教，鍥而不捨，終身以之，則固輔世以長民，同歸而殊途。乃知進退無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鄒代鈞，字甄伯，將生，而從大父漢章夢畢秋帆沅相造，故又字沅帆也。新化人。祖漢勳，博學名湖南，尤習州城形勢沿革，而代鈞儒染家學，嘗言：“切於經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也。”史學地理之學，始於吾無錫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其後武進李兆洛朱印康熙、乾隆兩朝《皇輿一統圖》，而墨注古地名其上，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爲二十圖，曰《歷代沿革圖》，而後中國地域，古今沿革，瞭如指掌。魏源則私淑於李氏，而頗不慊顧氏之書，以謂：“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搶攘策士之談。”顧左宗棠不謂然，獨稱顧氏“熟於古今成敗之跡、彼此之勢”。而潛心玩究其書，手繪其圖，以謂；“康熙輿圖，以測度定地而成。乾隆中，命何侍郎攜帶儀器，遍歷各省而增訂焉，是爲乾隆內府輿圖。欲知往古形勢，當先據之以成圖，然後辨今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經史言地之始。以史印圖，以圖繩史，雖不必盡得實，而失實也亦寡矣。”然而未有成書。代鈞則推本家學，而成宗棠之所未成，一以今地爲依據，而溝通曆代疆域、戰爭、港運及江河遷徙等事，肆力探窮。年二十餘，補縣學生。發篋讀祖所著書，負之走千里，謁左宗棠於酒泉軍次。乞序而行之。宗棠以參軍謀奏保，得官縣丞。光緒十一年，貴池劉瑞芬以太常寺卿奉詔出使英吉利、俄羅斯兩國，而代鈞以兩江總督曾國荃之介，得爲隨員。隨員者，例二十人，而代鈞得廁十九人之末。顧志節磊落，不以卑官自囿，長圖大念，縱觀歐亞全勢，而陳議：“修鐵路起東三省，亙蒙古以達新疆，與俄起中亞細亞以橫貫西北利亞之鐵路並行，而移民殖邊，通商惠工，我不視之爲甌脫，俄自不敢起戎心。”又言：“高麗介日俄兩大之間，勢不能自保，而我又無力以相保，狡焉啓疆，何國蔑有？不如聯東西友邦，公保其國爲永久中立，比如歐洲之瑞士、比利時、盧森堡焉。”說瑞芬據以入告，爲屬草。奏入，留中，十九人者目笑存之，而代鈞心獨憂之，嘆曰：“吾謀適不用，異舊必有噬臍之悔，何嗟及矣！”英人爭哲孟雄爲印屬小國。總理衙門以諮瑞芬。瑞芬集隨員議，相顧莫發一言。代鈞獨侃侃而陳，謂：“哲屬西藏，非印度屬也。”援古證今，退而具議以獻。顧瑞芬素倚任記室方某，召而示之，方厲聲曰：“書生泥古，而昧於時務，何知大計？我大朝泱泱大國，豈在此七十里之小部落哉？英之所欲，不如與之以爲好焉。”參贊馬格里者，英人也，顧折之日：“鄒君，輿地家也，其說鑿鑿有據，苟以譯復英外部，何必不得當也？”方乃蓄縮，而瑞芬從之。英外部果無辭，照租借例定議。全是交涉無不諮謀，而意氣稍稍發舒矣。暇則究心地學。一日閉戶，潛推度裏相差之所以而憬然有悟，謂：“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隨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準，尺亦隨之而準。以地定尺，是謂邁特，邁特者，法蘭西之尺度名也。一邁特爲四千萬分地周子午圈之一，以吾華一尺與邁特比，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萬分與四千萬分之比，華之一尺，適等於百萬分邁特之三十萬又八千六百四十二。”遂以此率制中國輿地尺，而圖繪乃有準繩。期滿回國，敘勞報知縣。時清廷方開館續修《會典》，代鈞上書五千言，言測繪地圖，其要有三：一曰測天度，二曰測地面，三日依率成圖。立說周詳，後來測繪者以爲楷式。西士傅蘭雅讀之心折。而其論測天度，原本經術，熔冶歐法，尤發前人所未發，而闡揚家學。先是魏源之著《書古微》也，乃祖漢勳嘗爲繪《唐虞天象總圖》，次璇璣內外之圖，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於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繪各圖，而言：“善言地者必合於天。地之合於天者，惟北極高度與東西偏度爲最著。地圖而不合天度，勢必少準而多差。”代鈞蓋推本其說而上徵於《周官》，以謂：“地體渾圓，其南北二點，正當天空之南北兩極，其中腰大圈，亦與天空赤道相當。如人在北極下，則以北極爲天頂。人漸向南行，見北極漸低，至赤道，則北極與天平合。南極亦然，是地之南北不同，則北極出地之高低必異也。東地之日出入，早於西地之日出入。週三百六十度，與天周相應，每度六十分，都爲二萬一千六百分。日曆周天爲晝夜，分二十四小時，時六十分，都爲一千四百四十分。故時之一分，等於度之十五分。四分時等於一度。此地在彼地之東一度，則此地之日出入早於彼地之日出入四分時。是地之東西不同，則日出入之遲早必異也。而測天度者，必先定午線，如京師之有中線，英吉利之格林回次，法蘭西之巴黎，昔年西圖所用之福島，皆是也。《考工記》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執／木】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按此言匠人建國而於夏至日定其國之午線也。‘水地’，言以水平地，如西人之用瓶水準。‘縣’，垂線也。言地平者，必使地與垂線成直角。‘【執／木】’，表臬也，植表臬使正如垂線而視其景也。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必等長，慮所識景端或不確，乃任以一景之長爲半景，臬底爲中心，展規爲平圓，兩景端均交圓邊，則爲密合，是爲規識日出入之景也。復折兩景端間圓邊爲點，向臬底作直線，即爲午線之向，鄭注‘度兩交之間中屈之指臬，則南北正’，是也。又日中之景爲長短，必與所作午線合，復以日中之景參之‘極’‘星’。近北極之句陳星，即《堯典》之‘璇璣’，‘璇’，旋假借；‘璣’，極也。言句陳爲旋繞北極最近之星也。‘星’，即《堯典》之‘玉衡’、《爾雅》之‘斗極’，晉以後天文志所名‘黃道極’者是也。夜觀句陳玉衡爲直垂線，則赤道與黃極相當，又與所畫午線合，則午線合，是‘夜考之極星’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土深’，指南北；‘日景’，指東西。夏至晝漏中，日南景短，是地在南近日，故土圭之景短也。日北景長，是地在北遠日，故土圭之景長也。此定南北緯度之理也。日東景夕，是地在東，日過其國之午線時，東地之景已夕。月西景朝，是地在西，日過其國之午線時，西地之景方朝。此定東西經度之理也。西人定其國之午線，亦用匠人之法，而參以指南什，除電磁差，安子午差使極隱以窺日星之過午。其隨處測經緯度，則自日晷將午，至日晷過午，用紀限儀或經緯儀屢測太陽高弧，取其最高處爲本處太陽過午線距地平高度，亦即本處天頂度；以與本日太陽赤緯南北加減，即得本處北極出地之度。於是先以極準時表，如太陽過其午線之午正開準，行至本處，即測得午正，以與時表較遲早，差若干時分；化度，即知本處在其國之東西若干度分。但一測午正，而地之東西南北皆定。古今中外，若合符節。善言地者必合於天，是不可不先務也。”總裁王大臣善其議，奏充會典館纂修。湖廣總督張之洞電調主修湖北全省地圖，以兼會典館差，奏得旨俞允。圖成，而系之以說，有曰：“武昌、荊州、襄陽，同爲湖北重鎮。然荊扼江而不能扼漢，襄扼漢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漢之會，可以制東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衝，非特吳楚所憑陵，實爲四方之輻輳。觀此則知所輕重矣。”之洞以爲卓識偉略，殆過顧祖禹雲。代鈞好談兵謀，而於東南海防，西北邊情，指陳鑿鑿。中日戰起，我師屢敗，而代鈞陳說當道爲持久之計，而無僥倖於一勝，以謂：“宜分全國爲五鎮，更進迭戰，而屯重兵於京津以爲中權，以偏師遊徼遼陽、牛莊、海蓋等戰地，彼強而我後退，彼進則我旁撓。孤不羞走，只與之戲，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未必非以弱制強，轉敗爲勝之道。”又議合南北洋閩廣師船哨巡海上，截日人之運輸以阻其繼械繼師，所以措置甚備。書累數萬言而莫之省，割地納幣而請盟焉；飲恨而已。於是德宗懲於前敗，欲以變法自強，而詔開經濟特科。張之洞及湖南巡撫陳寶箴、廣東學政張百熙、札部侍郎曾廣鑾，皆以代鈞名上，堅謝不應也。既而拳亂起於北方，八國聯軍入京，而迫清廷爲城下之盟；於是清廷以維新爲媚外，而首興學，詔以張百熙爲管學大臣。於是奏起代鈞充編書局總纂兼學務處提調官，實爲光緒二十八年。其明年，充《欽定書經圖說》纂修兼校對官。書成，擢分省補用直隸州知州。既而百熙奉詔籌設學部，代鈞上書言：“當此新舊交接之際，大懼新知未浚，舊學先亡。當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庶無奇衺偏宕之弊。學部之設，當以干涉各省學務爲主義。所謂干涉者，非徒文書往來之謂，一鄉一村無學堂，學部之責也，一男一女不知學，學部之責也。”及學部成立，補員外郎，遷參事廳行走，鹹以病辭。及三十四年，將以提學山東。旨未下，而代鈞速以寢疾，歿於武昌輿地學會。先是代鈞之隨使英倫也，購英法各國所刊地圖，滿載以歸。義寧陳三立、錢唐汪康年、達縣吳德瀟，皆年少氣銳，而騖經世之學。代鈞告之曰：“英國兵部海部之輿圖學，開辦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或輟。是知彼之雄長五洲，於地理固研求有素焉。朝廷萬幾勿遑，吾草莽臣且爲之。”蘭人者力贊其議。遂創輿地學會，雖往來湘漢，於役四方，而圖局常以自隨，綜繪中外輿圖七百餘幅，而譯繪西人地圖，原本比例，有用英法俄尺者，悉據中國輿地尺改歸一律，無論何國何地，按圖可得中國裏數分率之準，五千年來未有也。族子永煊、永良、永修，鹹傳其學。而輿地學會之開，則永煊、永良贊襄之力爲多焉。首出亞洲樣圖，即永良手繪也。永良，字易卿，嘗佐代鈞從測繪湖北全省地圖，纂有《測繪綜要》四卷，而敘以發其指曰：“地圖之制，不外測繪兩端，而算術者，測法之原，測法者，繪事之原。其事不難，其理甚明，乃矜奇祕巧者筆之於書，而於測繪中之層累曲折，必故艱深其辭，以苦人探索，發揮寡而其辭晦，議論微而其意晦，以爲不如是，則人不服予術之精深也。於是深者淺之，晦者顯之，繁者簡之，缺者增之。首算法，次測法，次繪法，次釋器，條貫分明，不分中術西術，斯於易知易能，而其中有用舊說者，有用其理而易淺說者，有合數說而成者，有分其說而散見者，間有竊附己意者，語多因襲，不害共曉而已。”以光緒三十二年先代鈞死。代鈞嘆曰：“吾失一臂矣！。”及代鈞之死，而輿地學會隨解。所有地圖之底本，製圖之器械，蓋學部購之以去而不知所用焉。永煊懼家學之漸以墜也，起而繼之，開地學社於武昌，曰“亞新”，而永修實贊之。永修，字覺人。永煊，字煥庭。及永煊死，而子興巨能纘其業。興巨字伯庚，其父永煊出版之圖，殆三十種，而興巨隨時調查，隨事更正，事爲之表，省爲之說也。既以繼志述事，而出版益夥，以永修宗老，奉手請益，而永修必發凡起例以爲之序。其序河南道縣圖，以謂：“顧宛溪論河南形勢，有曰：‘宛（南陽）不如洛（洛陽），洛不如鄴（安陽）’，獨不數汴梁，以其無險之可守也。夫閉關之世利於阻，開港之世利於通，地險不足憑，人險足以持之。鐵路可以鑿空，電信可以調兵，故山川丘陵，能限人於汽機未發明以前，不能限人於既發明以後。河南自黃河北徙，而患息於東，鐵路中交，京漢通於南北，汴洛貫乎東西，周郾道清，胥足佐軍轉餉。江淮米粟，既實廒倉，燕趙勁師，崇朝渡河。古今異形，夷險異勢，使顧氏生於今日，必下轉語曰：‘鄴不如梁。’”酌古斟今而不爲墨守，信爲發顧祖禹所未發雲！興巨死，而子新垓纘其業，胚胎前光，不懈益修，祖父子孫，繼繼承承，鄒氏輿地之學，於是過五世矣。清季以來，前後出版輿圖殆三百種，而系說裝冊者十之三焉。餘特仿《太史公書?孔子世家》《老子列傳》之例，著其繼世，以明家學。而自新垓以溯代鈞，則曾大父行也。代鈞一生孜矻，而未嘗縈情祿仕。嘗主講兩湖書院、京師大學堂，以所學傳授弟子。而所纂述，輿圖以外，有《西征紀程》四卷、《光緒湖北地記》二十四卷、《直隸水道記》二卷、《中國海岸記》四卷、《會城道里記》二卷、《中俄界記》三卷、《蒙古地記》二卷、《日本地記》四卷、《朝鮮地記》二卷、《安南、緬甸、暹羅、印度、阿富汗、俾路芝六國地記》八卷、《五洲城鎮表》一卷、《五洲疆域彙編》三十一卷、《西圖譯略》十二卷、《文存》四卷、《詩存》一卷。

羅正鈞，字順循，號劬庵，晚號石潭山農，爲湘潭人。少貧劬苦，讀王夫之書，慨然想慕其人，鐫一印曰“船山私淑弟子”，而罔羅舊聞，補輯儀徵劉毓崧《船山年譜》二卷，《船山師友記》十七卷以寄意。及年逾弱冠，負笈長沙之嶽麓書院，師郭嵩燾而友湘鄉杜俞元穆。俞才氣無雙，而正鈞亦好議論，務陵儕輩出其上，顧二人者，相好也。俞方讀書其邑之東山，因得盡識其同學黃煦海霞、朱應庚恢元、陳瀚子瀞、曾希文仙亭、張通典伯純諸人，所謂“東山十子”者也，志意縱橫而詩歌唱答，每有會山，篇什爭出，互贊交誦，旁若無人。正鈞獨不能詩，默坐以聽，而十子者亦置之不厝意。每發論曰：“往者湘鄉曾、羅、左、李諸公以忠義倡動鄉里，遂平劇寇，其爲學具有本末，而未嘗喜言詩。言詩者，湘鄉之衰也。”然而十子者不以正鈞言爲忤。正鈞舉光緒十二年鄉試，受聘爲醴陵淥口書院山長，而左宗棠先主講焉，嘗依朱子小學爲學規八則，董課甚嚴，其後無踵行者，而業亦墮。至正鈞踵修墜緒，士習丕變。三試禮部不第，而刻厲於學，景行鄉賢，以爲必可企而及。讀其遺書，而爲之年譜，欲以推見志事，爲例尤精。每言：“劉毓崧《船山年譜》，雖不免疏舛，然其據遺書以譜生平，經緯往復，條貫而詳核，非深具苦心者不能有也。”於是推本其體以成《王壯武公年譜》二卷、《左文襄公年譜》十卷。武強賀濤，嘗受古文於桐城吳汝綸，而世之號稱知言者也，尤喜誦說《左文襄公年譜》，嘆曰：“昔趙充國平西羌，言兵事利害及屯田諸奏，翔實矜慎，一洗賈、晁浮誇之習，於漢文中爲最知體要。班氏論次其傳，一即仿效之，而其文乃與充國諸奏無異。文襄勳伐大於充國，而謀略則同。其籌畫之見於章奏書牘，《年譜》既備採之，摯大拾零，捃摭遺佚，至繁博矣；而融以精意，經緯成章，洪贍堅重，一如《年譜》所載文襄之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羅君之謂矣。鄒代鈞馳心域外以究方輿，而正鈞景行鄉賢以治年譜，宏識孤懷，駢絕當代。侍郎廖壽恆以人才薦，詔用知縣發直隸，試署撫寧。縣瘠而民習爲盜，士不知學，正鈞之蒞官也，則捐廉俸購書數千卷，置驪城書院，時詣講課以勸學。而編保甲，捕斬大盜陳國魁、韓振擇等數人以靖盜。先是義寧陳三立爲正鈞論：知縣一官當以聽訟爲教養，謂；“判決公而民知是非，所以爲教。判決勤而民免拖累，所以爲養”也。正鈞心識其言。至是定旬之三六九爲堂期，親自收呈，出批未嘗逾三日，皆出親筆，有虛誣者，必抉其情實乃已，往往一批而訟以息。有傳案者，計道里遠近爲期，一到即審，非兩造輸服，不下判詞，尤出以澄心審量，而邑大治。尋移定興，而拳匪起。其原起於莠民習教以怙勢，悍民習拳以抗教。而正鈞折獄以情，治獄以平，教民無所怙恃，教士不得關說。顧邑民之習拳者，拳壇星布，拳足蜂屯，相爲構扇，欲闌入；而正鈞馳諭立散，羅拜跪送，呼“定興好縣官，勿犯也”。及返城，而邑紳鹿學尊迎謂曰：“今日真可謂黃巾羅拜鄭康成矣。”然大府熟視莫爲之所，而朝議袒拳，聲生勢張，漸不可制。而正鈞請剿，久不報；請代，厪得歸，而京師陷，拳匪亦熸，時爲光緒二十六年。朝局更新，大臣交章論薦，宜加擢用。詔赴部引見。湖南巡撫俞廉三奏留本省興學練兵，而以二十八年派赴日本觀操，因考察學制。返報，而請派學生赴日本習專科之學，湖南之派留學生自此始。二十九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立學校司，電調辦學。正鈞上言：“教育貴普及，而以中小學堂爲本；然必先造就師資，而後中小學能刻期舉辦。”中國之有師範學堂，自直隸始，而直隸之辦師範學堂，其議發自正鈞。遂以學校司提調派充師範學堂總辦，而招師範生六百人，分速成、完全兩科，是爲直隸創設師範學堂之始。明年，速成科畢業，派充小學教員，縣各一人，是爲全省各縣創設小學堂之始。而部檄補授邢臺縣，世凱以興學方始，而難其代，請改署清苑首縣，仍兼辦學。又三年，而師範完全科畢業，派充各府州中學教員，是爲各府州創設中學之始。自創設師範學堂，日就月將，四年而全省之中小學堂如期成立。風聲所播，於是山東、河南兩省人士，胥以直隸辦學，知所先後，程效最速，可爲法式，請選派俊秀，附學師範，以資觀摩而開風氣，則正鈞之以也。王闓運以今文開蜀學，而正鈞樹北學之規模，君子因機立教，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澤之所及者廣矣，何必以私於裏子弟哉！袁世凱奏請破格任用。三十三年四月，以保升直隸州知州，特授天津府知府，調署保定府，兼管全省學務，學部奏充二等諮議官。明年六月，以道員用，署山東提學使。時山東全省，僅省垣有師範學堂、高等學堂各一，而圖書闕，規制簡。正鈞即以施之直隸而有效者，首從整飭師範學堂人手，釐訂課程，禮延良師，而嚴定州縣辦學考成，法立令行。越二年爲宣統元年，而自省垣以及各府州縣之中小學堂，次第成立，一如直隸。然部定獎勵，納科舉於學校，其士之入學者，既志在得官，而師之爲教者，亦以爲速化，而不知道問學而尊德性，先器識而後文藝，學校愈推廣，風氣愈窳敝。正鈞惄然曰：“此班孟堅所謂祿利之途然也，豈國家所以敬教勸學、化民成俗之意？惟讀書可以變化氣質；抑讀書何限庠序諸生。”於是廣購圖書，以創辦山東圖書館。而日本人有購運嘉祥、肥城諸縣漢畫像十石以過濟南者，正鈞嘆曰：“吾國藝人之瑰寶，何可爲外人有！”截留不許出境，而創設山東金石保存所以附圖書館內，曰：“士子摩挲古物，亦以發思古之幽情也。山左畫像石最夥，山崖墟莽，往往有之，而武梁祠畫像盛傳於世，然黑文凸起，體貌樸拙。餘獲金鄉漢扶溝侯朱鮊墓畫象石以置金石保存所，朱文古勁，獨爲精絕。往者諸暨陳章侯畫人物，軀幹偉岸，而衣摺如鐵畫銀鉤，瘦硬通神，見者稱其兼有公麟、子昂之長，而章侯則自謂得之漢畫，人以爲大言誕誣。今觀朱墓畫像，而後嘆章侯之言爲有徵也。”以宣統二年九月引疾歸。歸一年而革命成功，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起正鈞爲經界局會辦，再電不應，而使至，亦不見。搜採一時臣僚之殉清以死者，得百數十人，成《辛亥殉節錄》六卷以寄懷雲。正鈞熟當朝掌故，尚氣好談兵，侃侃自將，多忤而少與；然所交契，如同縣趙啓霖芷蓀、郭承鎤伯庚、黃篤恂滌君、長沙左調元長卿、黔陽黃忠浩澤生、義寧陳三立伯嚴，及湘鄉杜俞之倫，皆志節磊落之士。其中趙啓霖，名御史；黃忠浩，名將也；陳三立，名公子也；杜俞，名監司也。而郭承鎤、黃篤恂、左凋元三人者，困諸生不得出，無鄉曲之譽。聲聞顯晦不同，而正鈞久而敬之，蓋無不同。三立則以正鈞揚榷古今，議論務爲激發，而諍之曰：“以此承王先生遺老孤憤之流弊，其極也，將以黨同門、妒道真。”正鈞亦自笑也。顧正鈞獨稱推郭承鎤、黃篤恂及左調元爲人，如不容口，以勵儒行。

左調元者，家貧，居長沙城北一破屋，客至，坐門檻，商榷古今，至日旰不能設茗，薄暮則持一布囊，徐行入市，購米鹽魚肉以歸奉母，意有欲，無不致也。爲諸生數十年，憔悴專一，無當世名，而志在天下。頗嫉世衰政窳，不務推本仁義，每太息言之，以謂：“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養民之生，而非徒爲奉己以自尊也。孔子於三代之君，獨推禹無間然，而其所稱，‘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三者而已。此則仁聖之同趣，治天下之要道也，”通《論語》三《禮》，不爲章句。或勸以著書，答曰：“學務心知而已。後世著書之士，探索臨時，久之已亦忘之矣。吾不爲也。”

郭承鎤者，少孤好學，聞湖北有章先生者，講學山中，附舟造訪，而途遇盜，刃傷數人，諸客惶怖乞命，承鎤危坐大聲以斥，盜不測所以，相驚引去。已從章先生受邵雍書，歸而逾益精通，獨處一室，如對嚴命。行事造次，必準前儒，人大姍笑之。及察其行己，久而益卓，轉相欽嘆。劉錦棠以通政使督師新疆，聞其名，走書幣速駕。錦棠久將威重，幕府數十人，長跪白事，而承鎤自以布衣爲賓客，相見一揖，同幕側目，以爲慢也。意不自得，則日閉戶著書；倦則匹馬獨出，冒大風雪，射獵天山，而賦長歌；以攄懷雲。始承鎤家居貧甚，當授徒給衣食，而以不習制舉文，無相延者。乃日具粥飯奉母，而身與其妻食糠秕，恆經月不粒食，其自厲如此。然志意廣大，欲通一經以整齊百家。始治《春秋》，未卒業，見方苞書，與己說無殊異，乃棄去治《易》，著書曰《周易觀象》。既至新疆，陝西有李生者，抱其父所著《易》，走千里造謁軍中，言曰：“吾父且死，屬若干歲後，南方有郭君者至，可以畀矣。君豈其人耶？”承鎤閱書名乃與己同，大異之，而益喜自負。於是爲繕寫其書以刊，而更名己書曰《周易經傳解》，苦思力索，每下一義，屢歲始定；而自新疆歸，未盡一月，畢上下《經》《大象》，自詫爲有神助焉。

黃篤恂者，博觀書傳，而修潔有精識，嘗以春秋士大夫達於治術而有文采，後世能兼之者，獨賈誼、蘇軾，慨然慕其爲人。兄弟八人，鹹有才器，而篤恂次居仲，褒衣博帶，相與提衡今古，以爲古昔聖賢言治備矣，而立國日益貧弱，乃綜覽中西之書，斟酌百家之說，著爲論曰：“近古無百年之治者。近古之爲治，無以禹墨爲體，周孔爲用者也。言夫其必以禹墨者，以其貴儉兼愛也；必以周孔者，以其敦禮明教也。由禹墨之道而不用周孔，則其弊也質勝文，所謂‘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道而不別親疏’；由周孔之道而不別禹墨，則其弊也文勝質，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禹墨者，不敢一息弛其形；周孔者，不敢一息縱其心。不弛其形，不縱其心，庶政以修，百度以貞，而天下不治，治而不長久者，未之有也。弛其形，縱其心，上樂其欲，下同其風，紀綱廢弛，內外交訌，而多其術以求富強，卒之富強不可治，而國愈困，民愈貧，【亻讒｜訁】焉不可終日矣。”又言：“爲學之道，先之以絕流俗之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成務。”高瞻遠矚，而最早死，年二十二，士論惜之。

三人者，皆屏跡閭巷，聲光闇然，而左調元、郭承鎤，尤窮窶不自活，正鈞獨喜誦說其言，以謂“巖穴之士，趨舍有時。王夫之著書，綜貫天人，而遁世無悶，經二百餘年，其書始出，而能讀之者亦幾人哉？太史公曰：‘士欲砥名立節，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抑亦志士仁人之所悲也。若左調元、郭承鎤之屬，其學行固皆有可稱。”

正鈞有《劬庵文稿》四卷、《詩稿》二卷、《官書拾存》四卷。

八 譚嗣同 蔡鍔 章士釗

世窮欲變，當王爲貴。譚嗣同、章士釗文章經國；蔡鍔將略蓋世。文武殊途，成敗異變，而無不運會維新，志欲匡時。譚嗣同明於死生之故，變法不成，而殺身以殉所信。蔡鍔力張軍國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聲大義。章士釗欲權新舊之宜，與時相劘，而叢詬以將沒齒。嗚呼！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蘇軾不云乎：“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其中是非譭譽之故，亦監觀得失之林也。吾於譚嗣同，而得處死之決焉；吾於蔡鍔，而明擇主之誼焉；吾於章士釗，而知用晦之道焉。遂以終於篇。譚嗣同，字復生，瀏陽人。父繼洵，光緒初，以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外擢甘肅鞏秦階道。歷甘肅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撫。三子，嗣同次三。其鄉人歐陽中鵠以舉人會試留京，而繼洵延館其家，使受業焉。倜儻能文。自言：“少爲桐城，刻意規之，出而識當世淹博之士，稍稍自恧。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絕麗之文，子云所以獨遼遠也。昔侯方域少好駢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既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而所謂駢文，非排偶之謂，氣息之謂也。子云抑有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並所侮者矣。”於是改字壯飛。弱嫺技擊，長弄弧矢。其父之官甘肅鞏秦階道，而嗣同往省。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七晝夜馳一千六百里，巖谷阻深無人煙，載飢載渴。比達，髀肉盡脫，濡褲血殷，見者目不忍視，而嗣同神色洋洋。乃父所部防軍，設酒饌，鼓吹陳百戲以相宴享，嗣同不喜也。獨出馳生馬，走山谷中，遇西北風作，沙石擊人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顧，臂鷹彎弓，從百十健兒，大呼馳疾，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歌秦腔，歡呼達旦。既而出玉門關，謁新疆巡撫劉錦棠。於時方爲馳騁不羈之文，講南宋永康之學，抵掌而談，奇策紛紜。自以究天之奧，握霸王之略也。自是往來於直隸、河南、陝西、甘肅、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等省，諮風土，結豪傑。而其父之巡撫湖北也，嗣同時以便道省視，因攬其山川形勝。一日，循視羅澤南洪山故壘，憮然有間，曰：“此絕地也。武昌處江漢之衝，江水南來，掠城西而北，折而東，漢水自西來會，湖陂溪澤，左右縈帶。惟道洪山而東，陸路達咸寧、通山，以聯湖南、江西之勢，而爲武昌之吭背。而逼城以峙，俯瞰則環城百里一覽盡。昔洪秀全踞武昌，而羅忠節公駐軍於此，然利於主而不利爲客。蓋山蜿蜒一線夾兩水間，而無岡阜以爲屏輔，使城賊潛軍斷其後，則援軍阻水，而不戰成擒矣。幸胡文忠公先據金口，而羅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賊壘以自達金口軍；於是犄角之勢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賊有矣。然論武昌於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長江之要領也。今則中外互市，輪舟上下，而長江盡失其險。故武昌，譬則鬥也，而其柄不在此。亦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內，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陝西、四川、雲貴、湖南、江西爲根本，而以武昌爲門戶，合勢併力以臨馭長江之下流，然後東北諸行省恃以益重。嗟乎，古今之變亦已亟矣！餘謂毋遽求其變也，先立天下之不變者，乃可以定天下之變爾。”先是羅澤南率厲鄉人以起湘勇，曾國藩、左宗棠因之，削平東南，威殫旁達，南至於海，西極天山。而湘中子弟睹父兄之成功，欲襲故跡以奮起功名。顧嗣同悄然嘆曰：“湘軍其衰矣。狃於積勝之勢，士乃囂然喜言兵事，人頗牧而冢孫吳，其樸拙堅苦之概，習俗沾溉，且日以趨於薄。讀聖人書而蕪其本圖，以殺人爲學，是何不仁之甚者乎！”既而走京師，謁鄉先輩劉人熙而問業焉。始識永康之淺中弱植，俶聞張載之深思果力，而發之以王夫之之精義，幡然改圖。於是著《張子正蒙參兩篇補註》。道之大原出於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乃進而求之六經，而欲以禮立體，以《易》觀通，及治《春秋》以說例，一折衷於禮，而推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以謂“大《易》觀象，變動不居，四象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爲運，人以新爲生，湯以日新爲三省，孔以日新爲盛德。方其機已勃興於後，乃其情猶執滯於前，何異鴻鵠翔於萬仞，而羅者視乎藪澤？則勢常處於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勿重，不必其卑狹也。方其事之終成，即其害之始伏。何異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謂已固，則患且發於無方矣。此皆不新故也。早歲之盛強，晚歲必臻衰老；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朽腐。道限之以無窮，學造之以不已，庸詎有一例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怪‘善’豈一而已，擇之何雲‘固執’。俯仰尋思，因知固執乎此，將以更擇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戰；不能進者抑豈能常保不退耶？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不樂小成，是其所長；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則欲速躐等，豈能深造而自有得？不得已，又顧而之他；又無所得，則又他；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紛自擾而無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體；循序者，日新之實用。頗思以循序自敕，而以日進於不已。不已，則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遂在瀏陽設一學會。適南海康有爲倡強學會於京師，多士風動。嗣同千里造謁，而有爲歸廣東，不得見，見其弟子新會梁啓超，則導揚師說，而爲述有爲所發明《易》《春秋》之微言，窮《春秋》三世之義，闡《禮運》大同之治，而體《易》乾元統天之精，與嗣同平日所誦習契機，而益聞所未聞，則大感憤而欲措見諸行事。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補金陵。而石埭楊文會亦需次焉，博覽佛典；嗣同時時往從之遊，明心見性，而以反求諸己，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度外人更無自度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圓性無礙。深造而有得，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說“慈悲”證孔子言“仁”。佛說“悲智雙修”與孔於“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捨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即“智”即“仁”焉。即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掛礙，無所恐怖。大淨土與我且不愛矣，更何利害、譭譽、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度衆生。於是觀孔佛之會通，條而貫之，而傅以康有爲《春秋》三世之義，《禮運》大同之說，以成《仁學》一書，而人我之閡以祛，死生之故以明，而任事之勇猛亦精進。嗚呼，此所以捨命不渝，而能視死如歸也！義寧陳寶箴方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維新爲己任。而嘉應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宛平徐仁鑄爲湖南學政，以光緒二十三年先後到任，志同道合。前學政元和江標留而未去，力贊其謀。於是湘鄉蔣德鈞以四川龍安府知府任滿赴部引見，措資回湘，鳳凰熊希齡以翰林院庶吉士在籍，相與應和，欲糾湘中志士併力經營以爲東南倡。德鈞之知龍安府也，循良著績，一致力於社倉、義學、保甲。約旨卑思，精心實踐。而緝盜務獲其魁，聽訟必求其情。日坐大堂，躬收訟牒，旁批眉注，以示兩造，無不情得，然後下判。在任九年，訊結萬餘起，好事者爲彈詞流傳武昌。張之洞見而嘆曰：“知府一官虛設久矣，得此君起而張之。’屬門人楊銳通書致殷勤。答曰：“願爲飲冰茹櫱之勞臣，不爲腸肥腦滿之達官。”硜硜自守，亦磊落奇士也。至是寶箴奏請德鈞以道員留省主時務學堂，而德鈞則赴天津挾梁啓超以歸主講席。黔陽黃忠浩自武昌歸以主練新軍，爲統領。而嗣同則自金陵歸以主南學會，爲學長。南學會者，將以合東南各省士紳爲一大朋，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省一省辦起。以謂“統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而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興民權，必先興紳權以輔官治。欲興紳權，尤必興學會以開紳智。權者，生於智者也。唐宋以來，官必異籍，專制一切。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而紳士者，所以綰官民之樞，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土。教之惟何？惟一歸於學會而已。”顧學會也，而兼有地方議會之用。省有大事，必以諮議。先由巡撫聘選紳士十人爲總會長，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展轉汲用以爲會員。每州每縣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會中每七日必演說一次。陳寶箴、徐仁鑄、黃遵憲必率屬官蒞聽。而嗣同爲學長，主演說，慷慨論天下事，聽者感聳。雖以召鬧取怒，新舊互哄，而風聲所播，各府州縣私立學校紛紛成立。湖南新機勃發不可遏，則南學會之以也。時德宗銳意維新，而用事大臣不便。御史楊深秀言：“國事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向，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亦上疏請定國是。於是德宗以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詔誓改革。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爲，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許專摺奏事。徐致靖以子仁鑄之言薦嗣同，召對稱旨。而德宗用有爲言，以七月二十日下詔顯擢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及嗣同四人，著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凡百設施，不循故常。然楊銳驟用事，頗受饋遺，袍料狐桶，望門投止。而宦京朝久，深知宮庭水火，而勢之不能以無虞也。會張之洞生日，其子在京設筵宴門生故吏，而銳舉酒不能飲。座客問故，徐曰：“今上變法，太后意有忤。吾屬參樞要，死無日矣。”至二十九日而銳召對，賜密諭，謂：“朕位幾不免，汝康有爲、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速籌相救。”銳出傳示，即所謂“衣帶詔”者，相顧莫知所爲計。而五人者，惟嗣同卓厲敢死有知略。於是說帝以八月初一日召見武衛軍統領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好言撫之擢兵部侍郎，專辦練兵事務。而嗣同夜造世凱，出衣帶詔示之曰：“天下健者推公，若勒兵以清君側、肅宮庭，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且以手自撫其頸日：“苟不欲者，請殺僕。”世凱正色曰：“君以袁某何如人哉！”顧以隸榮祿久，心憚之，不即發也。榮祿則微有聞，馳使詢。世凱猝不得隱，則以歸誠於榮祿。榮祿者，太后之母族也，以大學士出爲直隸總督而柄兵居外，所部武衛軍，分隸提督董福祥、聶士成及世凱。即聞世凱之言，而以告太后，太后怒，而德宗知事急，又以初五日召見世凱。世凱出語人曰：“皇上責我以練兵，敢不奉召，他非我所知也。”顧林旭自始不以用世凱爲然，以小詩代簡示嗣同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幾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里草”影董字，“本初”影袁姓。蓋謂用袁世凱，不如用董福祥也。明日，梁啓超方造嗣同，有所議，而太后垂簾訓政，抄捕康有爲南海館之報至。嗣同從容語曰：“吾惟一死以報知己，君盍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以營救康先生？”啓超則以是夕宿日本使館，而嗣同杜門以待，捕者不至。則以次日之晨訪啓超，勸東遊。日使從旁諷曰：“不如君偕。”嗣同不可，再三強之。嗣同曰：“各國變法，無不流血。今中國未有以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競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因顧啓超曰：“不有行者，無以爲後圖。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而有爲以初二日奉旨出京，次日敦促，先期逃遁，顧嗣同未之知也。御史楊深秀誦太后訓政之詔，抗疏以爲不可。援引大義，切陳時艱，請撤簾歸政。遂偕嗣同及楊銳、林旭、劉光第與有爲之弟廣仁並就逮。而旭先一夕知不免，則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嗣同既入獄，題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懷有爲及北京大俠王正誼所謂“大刀王五”者也。遂以十三日斬於市。臨刑神色不變，而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嗣同呼之前曰：“我有一言！”剛毅他顧不欲聽，乃從容就戮。傳有《莽蒼蒼齋詩》二卷、《補遺》一卷、《寥天一閣文》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二卷，皆所自定三十年以前作。性任俠好事，而與友人書言：“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困之。以夫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君子；以功名困仕宦，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爲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爲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所當爲，其得失利害未足攖我之心。‘強爲其善，成功則天’，此孟於所以告滕文公也。可見事至於極，雖聖賢亦惟任之而已。君子坦蕩蕩，名教中自有樂地，安用長慼慼爲哉！”顧嗣同之致命遂志，養之有素。其立身自有本末。而談者藉爲康有爲之盛德形容，蔡鍔之舉兵討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別有襟抱。而論者漫謂梁啓超之發蹤指示，皮相目論，惡足與語天下士也哉！

蔡鍔，字松坡，邵陽人。年十四，補諸生。十七而負笈時務學堂，梁啓超主講席，遂奉手焉。然得啓超之心傳者少，而受楊度之薰染者爲多。楊度，字皙子，湘潭人也。嘗受經王闓運，自謂承其平生帝王之學，而留學日本，倡君憲救國之論。而鍔稍長亦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鄉人之中，獨與度契。休假日，必飯於度。放言高論，謂“非軍國主義不足以救積弱之中國。而近百年來，爲一切政治之原動而國制組織之根本者，立憲制是也。爲一切軍事之原動而國軍組織之根本，則義務兵役制是也。兩者相反而以相成。自國家言，則立憲制者，求其個性之發展，故自由者，義取諸分，對內者也。義務兵役者，求其團體之堅固，故強制者，義取諸合，對外者也。自人民言，則有與聞政治之權利，即有保衛國家之義務。大君與人民共國家，即可課人民以兵役。”與度之君憲救國論，此唱彼和。於時清政既替，變法無成，海外三島，志土雲集。而抱負不同，各有揭幟。持君主立憲論者，以爲“法制既修，政有常軌，君主不過虛器，何必漢人屍名。國步方艱，外侮頻仍，苟以革命起釁，必貽瓦解之禍。”大放厥詞以爲之主者，保皇黨之梁啓超，而《新民叢報》其喉舌也。不然其說而倡民主立憲者，則曰“治人治法，不可偏廢。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主之者厥爲國父，而爲之喉舌以與《新民叢報》旗鼓相當者，則有汪精衛、胡漢民等主編之《民報》。而度依違其間，蓋其持君主立憲與啓超同，而保皇則匪我思存。於是異軍突起以創《中國新報》。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吐屬婉約，不激不隨，以視《新民叢報》之鋪張排比、好爲無端厓之詞者。意度溫文，動人娓娓，一冊風行。而國父之自南洋抵東京也，下車之後，首造於度。談三日夕，欲伸所信而引爲同志，而度不以爲可。臨別而國父喟然曰：“吾舌敝而君執之堅。”度謝曰：“愧不克承公教。顧有一友，與公英雄所見略同，願介以見。”國父問何人，曰：“黃克強”。而黃興與國父之相見，則度爲之介也。旋歸國應經濟特科試，列第一。或讒於太后曰：“啓超之黨也。”罷不用。而袁世凱方柄政，力薦度，召對，賞四品京堂，以爲憲政編查館提調，於是度以世凱爲舉主矣。既而宣統即位，其父醇王攝政，世凱稱足疾罷，而度亦浮沉仕不進。及辛亥革命，黃興以黎元洪起兵武昌，攝政王莫知所爲，起世凱督師。朝旨未頒，而度先馳謁世凱，有所陳說。世凱之出也，遣唐紹儀赴滬媾和，而命度南下協贊。度與黃興雅故，爲世凱疏通其意。而和議屢停，以有成言者，度與有力焉。蔡鍔與度過從之日久而習聞其言論，及歸國，歷主湖南、廣西、雲南總兵事，擢雲南三十七協協統。時爲辛亥二月，而英人窺我片馬以有違言，於是輯《曾胡治兵語錄》以申儆諸將。意別有會，則爲加按。至曾國藩論“用兵之道，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一語，則加按曰：“兵略是取攻勢，固也。必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具而後以操勝算。普法之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速，而以兵力未能集中，軍資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後，陷於守勢以坐困。日俄之役，俄軍以西伯里亞鐵路之交通，僅單軌，遂爲優勢之日軍所制而以挫敗。吾國兵力，決難如歐洲列國之雄厚；而‘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能辨之。至於軍資交通，兩者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將取攻勢之戰略戰術’，何可得耶。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以墮軍，不如據險以守，節節爲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爲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之。昔俄人之蹴拿皇，用此道也。”觀於今日，我國人之堅持抗日，所見略同。而鍔燭照幾先，論之於二十年前。然抗日軍興，吾與語士大夫，罕有會其意者。吾自來湘，嘗告人：中國之對外戰爭，有兩番偉論，皆出湘人，而可以俟諸百世不惑。左宗棠之經略新疆也，俄人責言以陳兵，朝議蓄縮，而宗棠則主先進兵攻俄，引多隆阿之言，以謂“俄越境入中國，所壞者中國地方；我越境入俄邊，所壞者俄國地方。俄人須防後路，自不敢一意向前。”語詳本傳。蔡鍔主以守爲戰，而宗棠則欲以攻爲守，乃與自來德國兵家所倡防禦須在敵國境內之說，如出一吻。當年左公之雄圖大略，與鍔此日之操心慮危，相反相映。然而鍔知彼知己，其論爲不乖於情者也。既而聞黎元洪、黃興起武昌，遂舉雲南以應，爲都督。顧鍔高瞻遠矚，不甘割據偏方爲蠻夷大長以自恣娛，而迭電各省都督，力圖摧破省界，促成統一，而建設強有力之中央政府，我疆我理，擴張軍管區，縮小省行政，其素所蓄積然也。於是和議成，而國父以黃興與袁世凱有成言，遂遜位而以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顧以世凱之阻兵安忍，而興有第二次革命之役，以民國二年據南京聲討。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譚延闓、廣東都督胡漢民，無不響應，而鍔按兵不動。及興之敗，國父亦遁荒在外，而以其年冬電告世凱，請解兵柄爲天下先。遂入京，一供職統帥辦事處，與楊度過從。度論政而鍔談兵，意氣如昨。鍔言：“兵者以戰爲本，戰者以政爲本，而志則又政之本。故治兵雲者，以必戰之志而策必勝之道者也。所謂立必戰之志者，道在不自餒。夫強弱無定衡，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國，戰敗及革命之法國，彼惟不以弱灰心墮氣而有今日耳。惟志不立，萬事皆休。夫怵於外患者，退一步即爲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恥，曰‘知恥近乎勇’。恥者，餒之砭也。所謂策必勝之道者，道在不自滿。昔普之覆幹法，蓋爲墨守菲列德之遺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則在輕視普人之軍制。蓋兵也者，與敵互爲因緣者也。夫習於常勝者，進一步則爲虛驕，故古人必戒之以懼，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懼者，謀之基也。必戰者，至剛之志；必勝者，至虛之心。賢者負國之重，必以至剛之志，濟之以至虛之心，而其入手治兵首在擇敵。有逕以至強爲敵者，如今之英德法，各有其心目中至強之對，而衡之以整軍經武，是也。有先擇一易與者爲敵，而間接以達其抗拒至強之目的者，昔普欲戰法而先試之於奧，伊欲戰奧而先試之於俄。蓋凡百困難，隨一敗以俱來，即隨一勝以俱去。國家承積弱之勢而欲以自振，往住用此。惟有大不可者二焉：一曰甲可戰，乙可戰，乃既欲戰甲，又欲戰乙，則大不可。備多者力分也。一則甲可戰，乙可戰，乃今日欲戰甲，明日復戰乙，亦大不可。心不戰，力不舉也。”具詳所著《軍事計劃》一書。總統府內史夏午貽亦以鄉人時往還。午貽，字壽田，陝西巡撫夏時之子也。貴公子早擢進士第，以楊度之舉而得進於世凱。先是南北議和之屢停也，午貽實以世凱密命，貳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廖宇春赴上海，與黃興使者會甘肅路之文明書局。使者以臨時大總統爲餌，而宇春、午貽則探世凱之旨，以清室爲市。宇春、午貽逕請以世凱爲大總統，而使者則持之曰；“能傾覆清室者爲大總統。”訟辯三日而有成言。於是宇春電告段祺瑞，而祺瑞遂率北方將士二十八萬人通電以請清帝退位，而世凱遂繼國父受任臨時大總統。授宇春陸軍中將勳三位，所以酬也。宇春則著《辛亥南北共和記實》，印播萬冊以鳴得意。世凱大惡之，遂以投閒置散，而任午貽爲內史。午貽機敏有智數，尤善筆札。世凱有所指示，口授滔滔，而午貽則運筆如舌，手不停揮，無溢詞，無隱情，世凱倚如左右手。世凱意之所在，他人莫測，而午貽則以日侍左右，獨心領神會於語言之表。楊度有推轂之誼，午貽推知己之感，苟有知聞，必以告度。鍔日夕過度，而午貽亦與鍔上下議論。世凱以午貽侍論兵，談言微中。一日語曰：“君何書生而曉暢戎機？”午貽謝曰：“不敢，此蔡松坡之論也。”世凱因言：“小站宿將，暮氣漸深。而東鄰虎視眈眈，實逼處此。不如就南中大將知兵者，授以大任，簡練新軍，庶可去腐生新，爲國扞城。”蓋世凱舊練兵小站，所部宿將，惟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諺以龍虎狗爲況，鹹見倚畀。然士珍素性淡泊，畏遠權勢，雖曰知方，而非有勇，雍容雅望，本不足以投大遺艱。祺瑞廉潔自將，行行如也，果於自用，知小而謀大。士珍知柔而不知剛，祺瑞知進而不知退。國璋則貪財好色，位尊而多金，既以平黃興而撫有江南，徒以酣豢，事世凱爲謹，見則囁嚅，風斯下矣。一旦有急，折衝禦侮，孰堪大受？其他碌碌，世凱熟知之矣。辭氣之間，頗屬意鍔。鍔之督雲南也，諜者報有人勸脫離中央，世凱批“應查”二字，交統帥辦事處，亦以爲查無實據，束之高閣久矣。及鍔來供職，無意見之，心大危疑。而統帥辦事處主之者雷震春，亦小站練兵舊人，窺世凱之旨而有忌於鍔。諜報文書，爲鍔所見，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帝制議起而屢遭偵伺。世凱亦敬而遠之，以高官爲羈縻矣。然鍔志氣殊常，非如諸公袞袞之徒以酣豢也，勳業爲重，祿位爲輕。恆欲得人而匡輔之，挾雷霆萬鈞之勢，以振中國，轉弱爲強。其棄雲南而入覲也，以爲世凱之足與有爲也。顧世凱帝制自爲，未遑遠略，不競於外而以咆咻於中國，專治一切，自便私圖，此鍔之所不能忍也。於是謁梁啓超有所諮商，而微服出京，繞道回雲南以謀聲討。世凱以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下令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而鍔先三日以雲南獨立。唐繼堯以都督任留守，而鍔自將三千人出征，稱護國軍，任總司令。申儆於諸將曰：“吾人以一隅出抗全國，庸有覬倖？然此一役也，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衆之人格也。”遂進兵於四川，納溪之役，失據敗績。然義聲所播，舉國風從。世凱掉心失圖，遂以憤死，爲民國五年六月六日也。萬夫所指，不僕自僵，民的可畏，於斯徵矣。於是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授鍔四川都督，而鍔不就。以謂：“蜀雖可爲，而民情澆薄虛驕，不適於從軍。若用外軍而屏土著，主客不容，終成水火。加以連年變亂，豪紳良民，多習爲盜，恬不知怪。嘗謂治蜀非十年不能澄清，談何容易！必先臨以雷震萬鈞之力，芟夷斬伐；亂根既盡，民志漸蘇，乃煦以陽和之氣，扶植而長養之，亦盛業也。然我志不在此。北軍樸勇耐勞，爲全國冠，惜無國家思想，無軍人智能，倘得賢將以董督而訓練之，可植國軍之基，不如置身彼中以爲後圖。”顧鍔欲舍蜀以事北，而唐繼堯則圖窺蜀以自廣。方鍔以孤軍入蜀而左次不得進也，世凱遣曹錕、張敬堯等帥師御之，其衆十倍於鍔，幾不支。而繼堯不濟師，不繼餉，坐視勝負。至是乃遣師命將，大舉入蜀。鍔則以電告曰：“我輩應爲國家，不爲權利，毋負初心，貫徹一致。不爲外界所搖惑，不受私暱所劫持，唯義所在，公私兩濟。今袁氏亦既殞命，不撤兵而進兵，鍔愚莫測所以，兵連禍結，何以善後？鍔爲滇計，爲公計，不忍不告。”繼堯不聽，而鍔亦無以制也。顧鍔清羸，病肺久，而戎馬倉皇，日以沉綿，世凱死而鍔亦不支。瘖失音，亟解兵以就醫日本，而卒無救。遺書謂：“少慕東鄰強盛，恆持軍國主義，而非大有爲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今日之政體孰善，尚乏絕端證斷。特以袁氏強姦民意，帝制自爲，爰申大義於天下，以爲國民爭人格。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而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爲國惜才，畀以寬典。”而於是鍔之心事乃大白，欲持軍國主義以外禦其侮，而不欲擁兵割據，以地方抗中央。志在尊主庇民，整軍經武，鷹揚虎視，別有偉抱，豈曰師命惟聽，而奉梁啓超之一言以稱兵者哉？特以所投非主，而不能以義全始終，齎志以歿，識者哀之。後人搜其文章言論，爲《蔡松坡遺集》十二冊。嗚呼！《傳》不云乎：“君擇臣，臣亦擇君。”雖共和之成，名義可以無君臣，而大業之建，事實不能無主佐。蔡鍔之治兵也，不肯擁兵割據以徇一時風氣；然欲以尊重中央而無成功者，以所欲佐者袁世凱也。章士釗之治學也，亦不曲學阿世以徇一時鳳氣，然欲以整齊議士，裁飭學風而無成功者，以始所佐者岑春萱，而後所佐者段祺瑞也。二人者皆好學深思而知四國之爲，其所持者是也。然所爲擇而欲以行其所持者，惜乎非其主也。惟蔡鍔反兵以申大義，心跡分明；而章士釗拂時以負衆詬，志事不白。此其中亦有幸不幸哉！

章士到，字行嚴，長沙人。少讀書長沙東鄉之老屋。前庭有桐樹二，其中稚桐，皮青幹直，而士釗月夕瞻對，油然愛生，誦白香山“一顆青桐子”之句，自號“青桐子”。二十一歲，負笈南京，進江南陸師學堂。長沙馬晉羲方主講國文、史地，以鄉人子弟撫畜之。總辦俞明震，名士擅學問，能獎掖後生，尤重士釗，而治校嚴。時則南陽公學大罷學，上海《蘇報》特置《學界風潮》一欄，推波助瀾，恣意鼓吹，士氣驟動。中國學生之以罷學爲當然，自《蘇報》之倡也。一時知名諸校，莫不有事，而陸師亦不免焉。士釗既以能文章弁冕多士，則何甘於不罷課而以示弱諸校。一日，毅然率同學三十餘人，買舟之上海，求與所謂愛國學社者合，並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餘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華已盡。俞明震知士釗爲同學少年信賴，函勸不顧；馬晉羲先生長者，垂涕而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爲壯志毅魄，呼嘯風雲，吞長江而湧歇潮矣。然三十餘人由此失學者過半，或卒以惰廢不自振。中年以後，士釗每爲馬晉羲道之，追悔無極，曰；“罷學之於學生，有百悔而無一成，愚所及身親驗，昭哉可睹。”事在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也。方是之時，革命之說漸起，而國父之聲名未著。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及善化秦鞏黃之流，次第張之。鞏黃掉臂綠林，潛蹤女閭，自爲風氣，罕與士夫接。而炳麟、敬恆、元培，皆籍愛國學社。炳麟挾《駁康有爲書》一冊，沾沾自喜。而敬恆擅才辯，安愷第之演說，戲笑怒罵，四座盡靡。元培退然若不勝衣，與之言事，類有然諾而無諷示。士釗既罷學之上海，從諸公遊，不可無以自見，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炳麟則大喜，以爲得一奇士也。滄州張繼、巴縣鄒容，則以劫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之辮走上海，亦居愛國學社。繼爲無政府主義，而容著《革命軍》一書，士釗則潤澤之。初版籤書“革命軍”三字，乃士釗筆也。而容以序屬炳麟。一日，炳麟攜與張繼及士釗同登酒樓，痛飲極酣，曰：“吾四人當爲兄弟，僇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長，自居爲伯，而仲士釗，叔繼，季容。自是士釗弟畜二人，而呼炳麟爲兄也。容十九歲，年最幼，而氣凌厲出士釗上，卒然問曰；“大哥爲《駁康有爲書》，我爲《革命軍》，博泉爲無政府主義，而子何有？”士釗則笑謝之而已。顧自內慚，乃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爲底本，成一小冊子，顏曰《孫逸仙》，而自序於端曰：“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認。吾今著錄此書，而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尚哉？而不然。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號，乃新中國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爲。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無今之孫逸仙，吾知今日之孫逸仙之景與罔兩，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其時天下固瞢然莫知國父之爲誰何，而上海之與國父有舊者，獨一秦鞏黃，尤誦而心喜，爲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一海盜也，而豈知有如行嚴所云者。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一人圖祖國之光復，擔人種之競爭。且欲導揚人權於專治之東洋，得非天誘其衷而錫之勇者乎！”炳麟則爲題詞曰：“索虜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掩跡鄭洪爲民闢，四百兆民視此冊。”自是國父名著，播之文章而喧於士夫矣。時國父易名中山樵以避邏者，士釗著錄，用孫中山三字，綴爲姓字，睹者大詫，謂無真僞兩姓駢舉爲呼之理，然中山之名自此稱。會俞明震以清廷命來檢察革命黨，炳麟及容皆就逮，而士釗得脫，則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士釗既免於難，乃還長沙，隨黃興糾集三湘豪傑，創立華興會。而聯洪幫哥老會以舉事，不成，士釗乃亡命日本，走江戶。則頓悟黨人不學無術而高談革命，禍至無日，功罪必不相償。漸謝興不與交往，則發憤自力於學，而一刮磨少年喜事之習。自是欲以向學持世，而不肯以議論徇人。一意孤行，積與世忤，蹶而不振，兆於此矣。於是黃興以華興會併入國父主持之興中會，合組同盟會於日本之赤坂，中分八部，各司其局。而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爲信條。會衆三百餘人，舉國父爲總理。而士釗則謝不與，興則固邀而避之一室，動之以情，劫之以勢，非署名隸同盟會者不得出。於是者持兩晝夜，未獲當也。既而士釗之英，入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之學。顧最喜者邏輯，又通古諸子名家言，耙櫛梳理而觀其通。自是衡政論學，罔不衷於邏輯。黃花崗之敗，志士駢首，而友人楊守仁同客英倫，聞之，發憤蹈海死。士釗索居黯然，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爲“秋”焉。其時北京《帝國日報》屢徵士釗文，士釗則爲英憲各論，皆署“秋桐”二字與之。辛亥八月，革命突起而共和肇造，推國父爲臨時大總統，奠都南京。然革命黨人，所能依稀彷彿以渙然大號者，惟立國會、興民權，廓然數名詞耳。其中經緯萬端及中西立國異同本義，殆無一人能言。士釗歸自英倫，晤桃源宋教仁於遊府西街。教仁以能文善演說而爲國父所倚重者也，則坦然相告曰；“子歸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時考覽而明憲政梗概。”出示一冊，蓋士釗投寄北京《帝國日報》英憲各論，剪裁裝冊也。於是士釗乃以明憲法，通政情，爲革命黨人所欲禮羅。吳敬恆、張繼、于右任之徒，聯翩相造，邀之人同盟會，士釗卒婉謝之。于右任方主《民立日報》，乃委己以聽。《民立日報》者，同盟會之機關報也。梁啓超嘗持君主立憲以與同盟會牾，至是歸國而懼不容，揚言於衆曰：“吾夙昔言立憲者，手段也；吾目的亦爲革命。”同盟會不聽，而操之益急。顧士釗習於英憲，持論不爲贍徇，獨謂：“政黨政治之成功，在於黨德。黨德雲者，即明認他黨爲合法團體，而聽其併力經營於政治範圍以內，以期相與確守政爭之公平律也。凡一時代急激之論，一派獨擅之以爲名高，束縛馳驟，異議囁嚅，壟斷天下之輿論而君之，天下大事以定於一時；然理詘而不申，情鬱以莫舒，乖戾過甚，卒亦大傷。凡所爭執，隱之走入偏私，顯之流於暴舉。羣序既不得平流而進，乃爲事勢之所必然。十七世紀，英倫之政爭記錄，凡號爲陰謀史或流血史，即以此也。且一黨欲其黨內之常新，亦豈利他黨之消滅？蓋失其對待，何黨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一本其平素所篤信而由衷者，質焉劑焉，持說侃侃，以此大韙於國人，然亦以此失同盟會歡。同盟會既改組爲國民黨，黃興重邀隸籍，士釗又不許。國民黨人大譁，詆爲別有用意。士釗發憤棄去，則別出週報以暢欲言、抉政情，凌雲健筆，語語爲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傳誦萬口，而署之曰“獨立”，所以揭持論不爲苟同之旨也。袁世凱既爲臨時大總統，圖專政，而欲藉途憲法以謀稱制。既知士釗之通憲法，而聞其不得志於國民黨也，招入見，館之錫拉衚衕，禮意稠迭，惟其所欲。所望於世釗者，憲法之主持也。顧世凱則以早起家事清提督吳長慶，因與其子保初過從雅故；而士釗則保初親女夫，意可屬大事也。促膝深談，具悉所以爲帝制者，其計井然，則大駭。宋教仁既見賊，士釗意自危，而盡棄其衣裝僕從，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黃興，方圖舉兵，士釗則袖出討袁之檄。而與章炳麟先後之武昌，說黎元洪戮力。元洪隱持兩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於是國民黨乃緟認士釗爲政友。清前兩廣總督岑春萱亦起而聲討世凱以稱大元帥，則以士釗爲祕書。既不克，士釗亦被名捕，逃日本。知世凱不可與爭鋒，而欲藉文字以殺其焰，乃組《甲寅》雜誌，以民國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奧會。國民黨人既遁荒海外，而世凱務屏絕之不與同中國。於是士釗曉之以“政力向背論”、“政本論”。以謂：“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昔在英儒奈端治天文，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於焉運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曰‘向心力’；一力復曳行星而離之，曰‘離心力’。其後蒲倈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以衡政，極言爲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其說曰：‘社會號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維繫，則向心力也：反之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凡曰社會，無不有兩力爲之主宰。然謂後力可以剗除，亦決不能。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而小團體中之團體，莫不各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則其對於他團體及其個體之爲離立，可不俟辨。且社會過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利害衝突，意見橫生。彼之所以爲康樂，此或以爲冤苦。緩則別求處理，急則決欲合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優傷疾苦，環趨迸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夫所謂羣體裂者，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苟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在團體以內，使不外崩，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理。苛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厥無一定。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傾軋無已，爭民施奪，生人之道苦，而國家之大命亦傾。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民軍一呼，滿廷解紐。昔日之主張君憲者，無不同情於革命。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索瑕尋釁，日媒櫱於人以自張。於是離心力之可轉爲向心力者，既爲所排，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申向心力爲事。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上崩瓦解。顧今之爲政者，既利用國民黨之窮追離心力，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惜其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於法制之內，借圖政治調劑之用，而措國家於治平。於是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也。”語重心長，其論深切著明，爲世凱當日發，而實不僅爲世凱當日發，蓋有慨乎其言之矣。世凱稔惡，既以稱帝，梁啓超則領袖進步黨以與國民黨合而聲討。蔡鍔者，啓超弟子也，有云南首義之功。而岑春萱則入肇慶以稱兩廣都司令，闢士釗爲祕書長。啓超來會，士釗建議闢新運以別立政統，不復國會。啓超韙之，春萱亦以爲然。而湯化龍、吳景濂以議長呼朋引類，會上海，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春萱、啓超惕息莫敢禁。世凱既殕，春萱亦釋兵。士釗則勸以從容養望，而自入北京大學講學，期三年不聞政。春萱惑於人言，而欲恢復國會以收名望，召世釗議行止，士釗力沮之，並言國會黷貨長亂，恢復無當人意狀。春萱漏言而議士大恨。春萱亦卒走粵，召國會，立軍府，而自爲總裁。急電相召，無立異議地。士釗則降心相從。自後啓超附段祺瑞以徵南，而春萱遮蔽民黨，用事於粵，士約實爲上佐。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聞者大譁。士釗又在上海揭論，主憲法不由國會訂立。其文流傳，兩院中人指爲叛逆；而以士釗之亦議員也，張皇號召，削其籍。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學理，諡之爲“政學系”。時人爲之語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學”，以爲大詬。安福者，段祺瑞門下之政客系也。曹錕乘之，用吳佩孚以敗段祺瑞。而春萱亦奔走失職。士釗睹事無可爲，而疑代議之無補治制，以英國世界代議制之祖國也，乃以十年二月再遊倫敦，歷訪其名士，相與考論。而小說家威爾思、戲劇家肖伯納，皆於民治有貶詞。威爾思約士釗赴別墅，從容談及中國，慨然曰；“民主主義，吾人辯之使無完膚，只須十分鐘耳。但其餘主義脆弱，且又過之。持辯至五分鐘，即已旗靡轍亂。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世間以吾英有此，羣效法之，乃最不幸焉。中國向無代議制，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歷代相沿之科舉制，乃與民主精神深相契合。蓋白屋公卿，人人可致，豈非平等之極則？貿然廢之，可謂愚矣。吾欲著一書曰‘事能體合論’，意在闡明何事須用何能，何能始爲何事。事能之間，有一定之選擇方法，使之體合。中國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體合也。”爲太息者久之。而肖伯納之所以語士釗者，意尤詼詭，謂：“能治人者始可治人。林肯以來，政體有恆言曰：‘爲民利，由民主之民治。’然人民果何足爲治乎？如劇，小道也，編劇即非盡人能之。設有人言‘爲民樂，由民編之民劇’，豈非不詞？蓋劇者，人民樂之而不審其所由然；苟其欲之，不能自制，而必請益於我。唯政府亦然。英美之傳統思想，爲人人可以治國，中國則反是。中國人而躋於治人之位，必經國定之試程。試程雖未必當，而用意要無可議。餘所當講，亦如何而使試符其用耳。”於是士釗之政治信念漸變，遂返國也。會曹錕以直隸督軍脅總統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將吳佩孚練兵洛陽，申討軍實以爲奔走禦侮。錕彌洋洋自得，又欲藉重議士，餌誘以選爲總統。士釗既未甘以自貨，遂遁而之上海。橐筆已久，輒復思論。而自以《甲寅》得大名，欲踵前軌，名仍《甲寅》，刊則以周。招資授事，計議初定而軒波大起。江蘇督軍齊燮元用吳佩孚之命，起兵以逐盧永祥於浙江。吳佩孚自將大軍出山海關以攻張作霖。馮玉祥隨吳佩孚出師而有貳志，取間道歸以襲北京，取曹錕，而與作霖聯軍以夾擊佩孚，盡俘其衆，欲推段祺瑞以主國是。祺瑞失職久，莫知所爲，而以士釗能文善論，思請以爲謀主。士釗乃置《甲寅》週刊不論而奔命以赴，告祺瑞曰：“約法既壞，新法未生，何用總統舊名。西史紀元前，羅馬初設民主，署曰公薩，譯爲執政。請以臨時執政名義起用事。”於是祺瑞以執政建號北京，而用士釗爲司法總長，尋兼教育總長，爲十三年十一月也。自以爲習熟情僞，奮欲更張，天是渙然號於衆曰：“吾國興學己久，而校紀日頹，學績不舉。學生謀便曠廢，致倡不受試驗之議。即受試矣，或求指範圍，或脅加分數，醜跡四播，有試若無。爲教授者，以所講並無切實工夫，復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虛應故事，亦固其然。他國大學教授，在職愈久，愈見一學之權威，而吾國適得其反。夫留學生初出校門，講章在抱，雖無成業，條貫粗明。而又朝氣尚好，污俗未染，驟膺教職，亦以兢兢。此類人選，他國至多置之研究院內，助教室中，而在吾國，則爲上品通才，良足矜貴。何校得此，生氣立滋。過此以往，漸成廢料。新知不益，物誘日多，內諂學生，外干時事。標榜之術工，空疏化爲神聖；獷悍之氣盛，一切可以把持。教風若斯，誰樂治學？獨念吾國號爲文化古國，海通以還。學術之途徑日闢。今時述作，將百倍於古而未有已。乃自上海製造局倡議譯書以還，垂四五十年，譯事迄無進步，而文字轉形蕪俚。所學不邃，鹵莽滅裂。讀之，轉發不如無書之嘆。昔徐壽、徐建寅、華蘅芳、李善蘭、趙元益輩，所譯質力天算諸書，貫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視之，恍若典冊高文，攀躋不及。即下而至於格致書院課藝，其風貌亦非今時碩博之所能幾。以雲進化，適得其反。髦士以俚語爲自豪，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葦，一往無餘。學者自捫，寧誠不怍？而爲之學生者，讀西籍，既無相稱之功能；質本師，又乏可供之著述。幾紙數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講義，尸祝社稷，於是出焉。此雲興學，寧非背道？且大學爲學術總集之名，猶之內閣爲政治總集之名。內閣有長財政者，不聞稱財政內閣；有長司法者，不聞稱司法內閣。今大學有農業大學，有工業大學，有法政大學，甚至師範美術，文科中之一部耳，亦獨立稱大學。幹爲支滅，別得類名，邏輯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部落思想，橫被學林。卒之兼課紛紜，師生旁午，學統盡壞，排媢風生。欲圖易俗，乃畫三策：一、本部設考試委員會，仿倫敦大學成例，學生入學畢業諸試，概由部辦。二、本部設編譯館，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期以新著，播之黌舍，辭理並富，饜人取求。三、合併北京各大學。”驟議之日，士釗持說侃侃，無所避就，莫之能難。然而風聲所播，詬謗乃叢。部試諸生，青年尤大不悅。先生長者，陽持陰默而陰和之，潛勢極張。宏獎著述，則以爲欲甄別教授。而合併各大學，施受之間，暗潮不可終日。士釗又以其間緟刊《甲寅》，論多違俗。於時胡適方主講北京大學，而以倡新文化稱大師，萬流景仰，薄海風動。顧士釗則切論之，以謂；“新者對夫舊而言之。彼以爲反乎舊之即所謂新。今即求新，勢且一切舍舊。舍舊，何有歷史？而歷史者，則在人類社會諸可寶貴之物之中，最爲寶貴。今人競言教育，不知教育者，在以前輩之所發明經驗傳之後人，使後人可以較少之心力進而益上；不似前人之枉費心力，慘淡經營，以安於一知半解而已。又嘗譬之，社會之進程取連環式，其由第一環以達於今環，中經無數環，與接爲構。而所謂第一環者，容與今環不同形，其間若渺不屬。然諸環之原形，在邏輯依然各在。其間接又間接與今環相牽之故，可想象得之。故今之人而求改善今環，不得不求知原環及以次諸環之情實，資爲印證。此歷史一科所由立。而知新者早無形孕育於舊者之中，而決非無因突出於舊者之外。蓋舊者非他，乃數千年來巨人長德、方家藝士之所殫精存積，流傳至今也。新雲舊雲，特當時當地之人，以際遇所環，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拶，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將謝者爲‘舊’，受代者爲‘新’耳。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若升高而鳥瞰之，新新舊舊，蓋往復流轉於宇輿久間，恆相間而迭見。其所以然，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於一。蓋吾人久處一境，飫聞而厭見，每以疲苶惱亂，思有所遷。念之初起，必有奮力向外馳去，冀得嶄新之異壤。而盤旋久之，未見有得。於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遞嬗，或自身早歲之所曾經，注存於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向爲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動者，今不期乘間抵巇、肆力奔放而不自知。所謂‘迷途知反’，反者此時；‘不遠而復’，復者此境，本期翻新，卒乃獲舊。雖雲舊也，或則明知爲舊而心安之，或則昧焉不覺而仍自欺欺人，以爲新不可階，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諦，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也。今之談文化者，不解斯義。一是舍舊，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騖。宜乎不數年間，精神界大亂。鬱郁倀倀之象，充塞天下。躁妄者悍然莫名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入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不謂誤解‘新’字之弊，乃至於此。”顧胡適又欲以歐化易中國，一唱百和，幾成國是。而士創則曰：“唯唯，否否，不然。歐洲者，工業國也。工業國之財源，存於外府，伸縮力大。國家預算，得出以爲入。故無公無私，規模壯闊，舉止豪華。一一與其作業相應，無甚大害。而吾爲農國，全國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業意味羅之者，蕩焉無有。無有而不論精粗大小，一爲工業國之排場是騖。衣服器用，起居飲食，男女交際，社會運動，言必稱歐美，語必及臺賽。由放依而馳騁，由馳騁而氾濫，變本加厲，一切恣行無忌。此在國家，勢不得不舉外債，鬻國產，以彌其濫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勢不得不貪婪詐騙，女淫男盜，以保其肆意揮霍之無盡。其至於今，圖窮匕見，公私塗炭。而冥冥中人道墮壞，凡一羣中應有同具之恆德，淪胥以盡。乃至父不得教子，兄無以約弟，夫婦無以相守，友朋無以相信。羣紐日解，國無與立。昔有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歸。嗚呼，吾人今後，亦求得匍匐而歸爲幸耳！”好惡拂人，多迕少可，人慾得而甘心，遂躁而毀厥居。憤以辭職，意忽忽不樂。因吟白香山《孤桐》詩曰：“直從前芽拔，高見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獨立當如此！”因易字曰“孤桐”也。及段祺瑞以十五年四月奔走失職，而士釗一蹶不振，移居天津，尤致力於《甲寅》。或謂：“天下事未可以口舌爭，胡嘵嘵以蒙詬召怒爲？”士釗應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若其中散放言，刑踵華士。伯喈變容，罰同邪黨；生命既絕，詞旨自空。如其不爾，亦任自然。愚生平不工趨避之義，夙志不於違道之譽，天爵自修，人言何恤！”其年十月，以新出《甲寅》寄上海見示，告續發行。餘報以書曰：“見寄《甲寅》近期，知文章意氣不衰。伏以時論重名譽，而古人稱名德。名者公所自有，德則願以致敬，君子道在自信，積毀幾見銷骨。德不孤，必有鄰也。籀誦再四，爲之神往。惟人未厭亂，天不悔禍，十餘年來，士君子之宏言儻論，何莫非資大盜以乘權竊國。尊中央，則兆洪憲之帝政；言聯邦，又啓強藩之割據。民亦勞止，汔欲小休。而亂日方長，天挺人豪，方各肆其聰明才力以禍國殃民。吾儕讀書談道，夜氣未梏，盍姑捫其舌，韜其筆，斂吾聰明才智，息事寧人，以毋爲助惡長亂耶？僕於是嘆諸葛公‘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之爲雅量淵識也。方其時，劉表以名士牧荊州，博求儒術，關西袞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諸葛公以管樂自許，而南陽高臥。密邇州部，徵聘不及，淡然有以相忘。‘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雖不能至，心向往焉。昔聞左文襄自暑楹語於門曰：‘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未嘗不嘆左公虛驕之見，而未爲知臥龍。龍而已臥，何心經濟？而龍之得安於臥、成其臥者，在寧靜而不在經濟。竊欲改此聯‘經濟’二字爲‘寧靜’，書以相奉。‘文章西漢兩司馬’，固在公有以自信；‘寧靜南陽一臥龍’，尤祝公善以致遠。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與其爲桐之孤，召鬧取怒，不如爲龍之臥，寧神養氣也。”然以考試慎選舉之資格，以試驗重大學之課業，矯厲學風，宏獎編譯，雖以召鬧取怒於昨昔，而卒創制顯庸於方今。功何必自我成，士釗儻有以自慰於遲暮矣。刊有《甲寅存稿》、《續稿》。

九 餘論

餘著《近百年湖南學風》，而表以十七人。其人有文人、學者、循吏、良相、名將，不一其人，而同歸於好學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軍謀、外交、歐化，不一其術，而莫非以輔世長民。時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變，縮映於此百年之內；人限於湖南，而縱橫九萬里之紛紜，導演於若而人之手。其人爲天下士，爲事亦天下事。儻讀吾書而通其意，斯爲政不厲民以自養，而論事不生心以害政。張皇湖南，而不爲湖南，爲天下；誦說先賢，而不爲先賢，爲今人。嗚呼！尼父不云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賈生之著論過秦，而卒言之曰：“觀之上古，驗之當今，參以人世，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亦非以過秦人也，所以儆漢人也。昔太史公宏識孤懷，意有所鬱結不得通，錄秦漢，略跡三代，上紀軒轅，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當作《史記》讀，心知其意之無其人，故曰“藏之名山”。餘亦有別識心裁，寄意是書，略人之所詳，揚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學；而人或作方誌讀，心知其意之期來者，亦只俟之其人。吾所不知，蓋闕如也。以言方誌，吾漏正多。而讀太史公書作《史記》，徒見不該不備而已。太史公原始察終，以史之體爲諸子；吾則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於傳記。

或有問於餘曰：“王先謙與王闓運駢稱二王，亦一時顯學，成書數千卷，而著籍弟子且千人。吾子斐然有述，何遺此一老耶？”餘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學通人督江蘇學政，提倡古學，整飭士習，有賢聲。餘生也晚，未及望門牆；而吾諸舅諸父以及中外羣從，多隸學籍爲門生者。流風餘韻，令我低徊。然文章方、姚，經學惠、戴，頭沒頭出於當日風氣，不過導揚皖吳之學，而非湘之所以爲學也。餘私家著書，不同官書，別識心裁。太史公書自有孤懷，而不欲以苟徇聲氣。王闓運之人之學，老輩頗多繩彈，然有其獨到以成湘學。益吾先生，博涉多通，不啻過之，而無獨到。曩者吾鄉丁仲祜先生嘗爲餘言：“鄉先輩治經，外行不入格。”餘意殊不平，謂：“君之所謂外行不入格者，特以吾錫先輩治經，不合休寧、高郵轍跡耳。然不依傍人戶，異軍突起，自有獨到。如高攀龍之理學，繩以朱子之道問學，固爲外道；而揆之陽明之致良知，亦未遽爲入格也。然不入格而可以開宗。學亦多術矣：有外行而不害爲名家通人者，如吾錫高攀龍之理學，不程朱，不陸王。顧棟高之治《春秋》，秦蕙田之於禮，非休寧、高郵，亦非蘇州、常州。而顧祖禹之史學，不同當日之浙東，亦殊後來之嘉定，皆不害爲博學通人也。有內行入格而只成曲學者，如俞樾詁經證子，毛舉細故，自詡精識，以休寧、高郵張門戶，其實以《經籍纂詁》一書作兔園冊子而已。”仲祜無以難也。王闓運文章不爲桐城，今文繹亦非當行，然能開風氣以自名家。益吾先生，文章桐城，訓祜休寧，無不內行入格。然不能名家。而在吾蘇，則賢學政也。異日江蘇通志名宦傳，必有一席，豈借拙著一小冊子以爲重耶？

或又曰：“子江蘇人也，暫被兵僑寄於此，而不憚煩而張皇湖南以成書耶？”餘則應之曰：“餘江蘇人也，抑中國人也。江蘇豈能外中國而獨立？則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囿？吾中國而有若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諸公，寧學聖賢而未至，不可違道以幹譽；寧以一夫之不被澤爲己疾，不以寵利居成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以儀刑于百世，豈徒一方之豪傑也！吾此日在湘言湘，昨昔在蘇言蘇，亦嘗爲江蘇教育廳撰寫江蘇學風，遠溯顧炎武、陸世儀，近不遺徐壽、華衡芳，而歸之實事求是，遺外聲利，亦欲以景行前徽，匡飭時賢。然而談者徒稱其博聞多識，罕會其苦心危言。語曰：‘買櫝還珠’，非珠之罪也。餘講蘇學，稱顧炎武、陸世儀，而不稱錢大昕、阮元。以博聞強識，而動衆徒以謏聞也。餘講鄉學，稱高攀龍而不稱顧憲成，以門戶聲氣，而東林所由託始也。世之談學風者，多舉東林以爲諮詢，而餘不置對。非不能對也，方明之衰，土大夫好議論，不顧情實；國家可毀，而門戶不可毀；異己必除，而客氣不可除。黨同伐異以爲把持，聲氣標榜以爲結納，而義理不以飭躬行，問學不以經世用。及其亡也，法紀蕩然。武人跋扈，文人未嘗不跋扈，而矜意見，張門戶，以庠序爲城社，以臺諫爲鷹犬。恩怨之私，及於疆場，不恤壞我長城以啓戒心。國事愈壞，虛譽方隆。而東林講學實階之厲。始作俑者，顧憲成焉。餘寧爲王夫之之荒山敝榻，沒世不稱，而不爲顧憲成之籍甚羣彥，言滿天下。沒世不稱，庶幾自葆其在我；言滿天下，幾見不以學徇人？處今日學風之極敝，而揭幟東林以爲號，徒以長虛驕浮誇之氣，而無救於世枉。顧憲成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結黨合譽，實繁有徒，而氣矜之隆，見道日淺，不如高攀龍之處變若定，死義從容，自言：“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然就今月而言理學，與其講高攀龍，不如講陸世儀。精微不如，而切實過之。切實可以救虛誇，精微不免爲遊談也。明末以遺老爲大儒者，李顒學究氣，獨善其身，術未能以經國。黃宗羲名士氣，大言不怍，行不足以飭躬。王夫之槁餓荒谷，志行堅卓，又苦執德不宏。惟陸士儀、顧炎武，明體達用，有本有末，而又淡泊明志，不事馳騖。顧炎武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可以窺漢儒之真；陸世儀義理悅心，兵農濟世，可以匡宋學之偏。真知灼見，身體力行，私心淑艾，竊願景行。今日士風已偷，師道不立。曾子有言：‘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而在道喪文敝之今日，行炫自耀，亦既無聞可尊，抑且何知可行？道聽途說，惑世誣民，無事則聚徒合衆，放言高論，聞警則掉心失圖，逃死不遑。古人以憂患動心忍性，今人以憂患倖生喪志。平日侈談之學問經濟，文章道德，一旦大難臨頭未有片語隻字可以鎮得心住，振得氣壯。而喪亂孔多，以迄於今，寇深國危，土崩魚爛，人民死亡奴虜以數千萬。而癢序如林，師生如鯽，幾見有明恥教戰，引以己任，見危授命，視曰分內？多難古有興邦，殷憂今未啓聖。而鬧學罷教，紛紜如故，玩日愒月，泄沓如故。既以講學弋聲利，又視曠課爲尋常。行身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受任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安得陸顧其人生於今日，義理悅心，行己有恥，樹之坊表以立懦廉頑！餘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