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正文
《日知錄》[清]顧炎武
●序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
●卷一○三易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也》,二曰《歸藏》,三《易》之名以名之也。
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來》,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宋、齊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徙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戚,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
○重卦不始文王大卜裳《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考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朱子周易本義《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
自漢以來,爲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
程正步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雲:“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雲。”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
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雲。“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依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
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幹亂先聖正經之辭。”王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後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後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後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後人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雲:“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彖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爲“象曰”者七,此鄭玄所連,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鹹》:“九三,鹹其股,亦不處也。”傳曰:“雲‘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爲繆戾。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雲小人,陽卦必雲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爲拾瀋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爲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傳爲主,經爲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卦爻外無別象聖人設卦觀象而系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溼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這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玄虛,然已一掃《易》普炎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卦變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擊公系《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後》、《臨》、《遁》而來者,當從程傳。
○互體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ダ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雲:“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然此又創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六爻言位《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故《乾》之上曰“貴而無位”,《需》之上曰“不當位”。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九二君德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鹹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即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既雨既處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後也。既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武人爲於大君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人之兇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了民,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ㄕ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過涉之兇,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巳。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歧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
○成有渝無咎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無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兇,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唸作聖。”
○童觀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屍;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無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不遠復《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不耕穫不楊氏曰: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獲之,初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獲,不而畲者。其曰不耕不,則耕且,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擊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君聖之大成,而無所創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獲,而弗畲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獲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無咎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無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
○有孚於小人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忄僉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斷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歲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徵,則身將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ㄜ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鐵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
○利用爲依遷國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若阝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之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則《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於金,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
○包無魚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向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顰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逾,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
○已日《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已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曆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是也。王弼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爲“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
○改命吉《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故曰:“信志也。”
○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捍格而不通,則忿忄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無燻心之厲矣。
慈溪黃氏《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慾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爲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遊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跡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此皆足以發明“厲燻心”之義,乃周公已先系之於《易》矣。
○鴻漸於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爲“逵”,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爲葉,而云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是。漸至於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與九三同爲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說並得之。
○君子以永終知弊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獻計獻策,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歡”,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弒。昏姻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人主這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徵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這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災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鴝鵒ず鵒,往歌來哭。”其此爻之佔乎?
○巽在牀下上九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葸也。○翰音登於天羽翰之音雖登於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辨,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絃歌遍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核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於天,中孚之反也。
○山上有雷小過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考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雲“似續妣祖”、“畀祖妣”,《易》之雲“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原爲此,《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原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於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爲之臣;馭失其道,則強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遊魂爲變精氣爲物,自無而之有也;遊魂爲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答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蒿悽愴。”所謂遊魂爲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陳無巳以遊魂爲變爲輪迴之說,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邵氏《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仙。”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於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扌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紜,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厄,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跡有常而可驗,順以考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佔;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跡,亦安所觀其會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佔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佔者,用也,佔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復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義、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
○說卦雜卦互文“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亙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于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佈,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別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御臣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濟》之九三即《濟》之九四也,其辭皆曰“臂無膚”;《未濟》之九四即《即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晝也明夷誅也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兇殘而殺伐用張,徵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
○孔子論《易》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無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跡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系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佔變者其常也,佔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系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佔其變,故以其所佔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
趙汝梅《易輯聞》曰:“揲蓍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餘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雲:”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
○卜筮舜曰:“官佔,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兇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兇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堂兇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佔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鑑》:“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兇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兇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鄉,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卷二○帝王名號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徵》則曰“先生”、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後,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九族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後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謂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明證矣,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言、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舜典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嶽之諮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兇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兇,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臺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燻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豐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錫土姓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卦建親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傳至相,卒爲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洛陽,宋失開卦,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嚐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迴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慾,不爲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爲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後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以伐斟,而相遂滅。乃處澆於過,以制東方;處臺於戈,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佈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雲:“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胤徵羲和屍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興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絀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闕祖”,湯於廟也。先君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則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毫,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故逾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末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爲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以關中並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
○殷紂之所以亡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馳,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緬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有《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武王伐紂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徵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爲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爲搖動,而必以卦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取於商”,曰“天之棄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卦,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恐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爲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並誅之法,而又不何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飢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仇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仇。”可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仇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撰者邪?
“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紆曲。○王朝步自周《武成》:“王朝步自周,於徵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制麻屨行滕。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就禱南郊。鳴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於周廟。”而其告廣東省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綿》之詩上稱“古公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
○彝倫“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龜從筮逆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龜爲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兇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
○周公居東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微子之命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鳴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矣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
○酒誥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鋒。”武王之誥康叔:既祗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戎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獲首!
○節性“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奸。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戎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一之歌》,亦能以謇諤爲珠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水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爾亙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於享者也。《易》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惟爾王家我適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爲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臺爲之說。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考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諮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佔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闢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弘,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流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闢用。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易傳》雲:“上古穴居而野處。”《詩》雲:“古公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人穴居者。洪水之後,莫包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
○顧命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妥,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而“狄設黼、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入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即位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逾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
傳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自“狄設黼、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於榮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盱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斯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爲尚有闕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餘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矣。○矯虔《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昭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訴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鐵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常,鰓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文侯之命《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曾阝。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聞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餘臣於攜,週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餘臣於攜。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虢公之立王子餘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逼,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爲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以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於殷是也。幽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頑,併爲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秦誓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並於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秦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潁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併吞二週。”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惡知周之必並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徵》,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雲: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雲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菜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註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考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增多二十五篇,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鹹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佔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後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爲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爲兩篇者,妄也。○書序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康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並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雲:“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捨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這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爲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葉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已。愚因嘆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衝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類禮》,撰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收。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蒞政”之語,莽遂診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卷三○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入樂者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雲者,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闢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庸阝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據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
○四詩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孔子刪詩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系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了民。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弘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何彼農矣《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農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慾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農矣,唐棣之華。曷不肅,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庸阝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南”,《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麇》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曏者之說也。《何彼農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邶庸阝衛邶、庸阝、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庸阝、衛。
邶庸阝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庸阝篇爲衛。分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考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禮觀樂於魯,爲之歌邶庸阝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曰邶庸阝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庸阝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
邶、庸阝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爲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邶、庸阝、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爲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並武庚而爲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以爲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地綿廣,不得爲邶、庸阝、衛也。○黎許二國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庸阝。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這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侄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這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齊於西“朝齊於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暉注,以齊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蓋虹霓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邶、庸阝、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採於商之故都者,則系之邶、庸阝、衛;其採於東都者,則系之王;其採於列國者,則各系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蹟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跡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於外,則其友吊之矣。“於文”日夕爲退“。是以樽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大車”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這次序。先邶、庸阝、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庸阝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闢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無分器。岐陽之盟,楚爲荊蠻,置茅,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採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鄶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豳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採,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章》:“逆暑迎寒,則歙豳詩;祈年于田祖,則歙豳雅;祭蠟則歙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鴟》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綿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豕從>“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豕從>,獻<豕開>於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也。
○承筐是將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飠喜,是用孝享,礻龠祠嘗,於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奸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後崇降弗祥;有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斫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大滷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誇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薄伐嚴狁,至於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是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誌》:“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御嚴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御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於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爲周之在原乎?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徵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以黷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徵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莠言自口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齧妃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於是搖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臧孫紇見衛侯於來阝,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於向,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孔氏曰:“私人,皁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死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爲仇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於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於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夸毗“天之方忄齊,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以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須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強御多懟”,即上章所云強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乃未幾而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如毛“德如毛”,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汲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顯水徑良鄉縣這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考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雲:”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雲:“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汲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雙“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雲:“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徵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貊者,皆在東北。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嚴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代,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溪矣。
○不弔不祥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餘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德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谷,而有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來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見廄有肥馬、野有飢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餘年,作詩這人特本其王跡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玄鳥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忄慄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戌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而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才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詩序《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籲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閃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採蘋》,正義以爲《採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魯之春秋《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週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春秋闕疑之書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鄭伯髡頑、楚子麋、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採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
○三正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醜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
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裏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ぶ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考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谷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據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
《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曆,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曆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
○王正月《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春秋時月並書《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金滕》:“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フ。”《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言月則不言時。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楊龜山《答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鬥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醜。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雲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閒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雲‘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天王《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邾儀父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與蕭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阝犁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亙來歸惠公仲子之。”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衤遂。”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皆遠於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系夫之諡,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系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贏,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芊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孟子則並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逾,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夫滕、薛、杞猶是也,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強,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即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商人而書齊侯,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爲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喜生’、‘仲孫忌’又何爲者?是故‘夏五’,《春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範介儒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
○夫人孫於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複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仇通也。先孫後會,其間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爲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試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閒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於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憑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這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於禚《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冬,公及齊人狩於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仇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複稱“荊”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會於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於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複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於巢卒,始書“吳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敗雞父,滅巢,滅徐,伐越,入郢,敗李,伐陳,會且,會曾阝,伐我,伐齊,救陳,戰艾陵,會橐皋,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許男新臣卒,《左傳》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於太廟用致夫人“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於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之文也。哀姜與弒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衛《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於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這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于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
○王入於王城不書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且惠王嘗適鄭,而處於櫟矣。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星孛《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叔仲、惠伯人君而死,義張,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讀,而莫之知者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治,君弒不能死,從楚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仇,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仇者與?
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忄希矣。”○三國來媵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
○殺或不稱大夫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弒其君”也。《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邾子來會公《定公十四年》:“大搜於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於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贏,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義陵,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爲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凡繼立之君,逾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爲君;未逾年則稱子,未逾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逾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
裏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裏克“弒其君卓”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逾年書爵即位之禮,必於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以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了。周衰禮廢,強弱相併,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醒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籲弒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國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爲稱。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也,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卻氏之稱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範氏之稱子也自會也,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諡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諡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Θ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嘆曰”,“夫子不答”,“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
○有諡則不稱字《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諡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夫諡也,而後字之。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諡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諡,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諡而後字之,子幹、子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子儀是也。衛州籲、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人君稱大夫字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後,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日貳,日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
○星隕如雨“星隕如雨”,言多也。《當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查餘“,皆其類也。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
○築“築,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
○城小谷“城小谷,爲管仲也。”據經文,小谷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範寧解《穀梁傳》曰:“小谷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谷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爲齊邑濟北谷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谷”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谷。”《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谷。”《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谷。”四書“谷”,而一書“小谷”,別於谷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濟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齊人殺哀姜哀姜通慶父,弒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
○微子啓“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鄭,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跡?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有,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齊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諡。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太史書》曰:“趙質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
○臨於周廟《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於周廟。”勞動致富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仿古而爲之歟?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之說。
○欒懷子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諡?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諡,而遂傳於史策邪?
○子大叔之廟《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遊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即如是,子產乃使闢之。”《十八年》:“簡兵大搜,將爲搜除。子太叔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斯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搜,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曰:”魏子必有大咎,幹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幹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幹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斯,計徒庸,慮財用,書侯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雲:“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斯得之矣。
○佔法之多以日佔事者,《史記。天宮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佔。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佔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佔,《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佔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佔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臺;而太史公亦謂皋、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佔之外耳。幹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君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佔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佔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佔,又是一法。
○天道遠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故張衡《思玄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佔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佔《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飢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飢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飢。一事兩佔,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天文王行之說,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佔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這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佔天。”
○左氏不必盡信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並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針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楊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
○地名《左傳。成公元年》:“戰於鞍,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御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坑氏葬諸丘輿。”注云:“坑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蒞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於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於或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於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爲盂大夫。”今太原盂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高阝、逆、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洛之間。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A227]《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在昌蜀、白、黑、形鹽。”注曰:“昌蜀,昌蒲菹。”而《釋文》蜀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蜀,魯有公父蜀,其音爲觸。《說文》:”蜀,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蜀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考顧氏《玉篇》有”[A227]“字:”:徂敢切,昌蒲俎也。“然則傳之昌[A227]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蜀“。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遍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之。“今本作”[A11M]“,《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考《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考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文字不同《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ホ”:“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左氏》一書,其錄楚也“氏”或爲“氏”,“箴尹”或爲“針尹”,況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均勻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考矣。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紀履糹俞來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子沈子《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闢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何後師之多歟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谷伯鄧侯書名“谷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吉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於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於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後。○爭門《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從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後人以“氵靜”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
○仲嬰齊卒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於。”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爲氏。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於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鞍、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爲之立後哉。
◎隱十年無正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戎菽《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誇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藝之荏菽,荏菽旃旃。”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則自後稷之生而已藝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於宋五《公》、《谷》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於宋五,六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雲“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雲“六”,而夫子改這“六”也。穀梁子曰:“隕石於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ず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
○穀梁日誤作曰《穀梁傳。宜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其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卷五○閽人寺人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攸之、衤韋、允三人。於是後主欲採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閽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正月之吉《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佈教於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正歲,令於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於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雲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雲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
○木鐸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今則文官用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遍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這,故杜甫詩云:“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雲:“簫,編小竹管,如今賣糖者所吹也。漢時賣糖止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於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於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い鱉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礻龠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
○邦饗耆老孤子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遍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醫師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這,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
《唐書》許胤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璧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兇。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造言之刑舜之命龍也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
○國子世子齒於學,自後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ヘ,“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期職秩。於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捍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爲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爲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併爲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
○凶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兇札、禍、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兇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素服”注曰:“大,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於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於ゾ,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屨,素襪,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吊,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於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巳。《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
○不入兆域《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闢。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衤遂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嘆。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考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
○樂章《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賊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百後以樂和之。舜命夔都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於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降及魏晉,彥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到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巳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紀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呂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音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
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採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一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遊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鬥與辰合《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鬥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雲:“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怕。”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醜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И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鐘,以祀地。如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裏。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太玄經》所謂:“鬥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兇聲“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兇聲,慢聲。”兇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令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間,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
○用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少,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周禮》司ピ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蒞戮於社《大司寇》:”大軍旅蒞戮於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孔字國雲:”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屍。而王奔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官。“宰我戰慄之對,有自來矣。○邦朋《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馳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奠摯見於君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奠摯見於君。
○主人“主人爵弁,裳,緇施。”注:“主人,婿也。婿爲婦主。”“主人筵於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婿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婿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婿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婿“。婿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婿,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
○辯《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衆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辯察”之辯,古字辯與“遍”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辯’皆作‘遍’”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然後辯ゾ。”《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史記。禮書》:“瑞應辯至。”
○須臾“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逾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幫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飧不致《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三年之喪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礻覃,徙月樂。”王肅雲:“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巳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孔字國《書傳。太甲篇》雲:“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礻覃,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礻覃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儀禮。喪服篇》曰:”疏衰掌,齊牡麻,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舀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ヮ,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衰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礻覃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礻覃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逾月則其善。”而孟獻子礻覃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礻覃而後,乃謂之終喪。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礻覃,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礻覃”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衰杖其未除”,《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子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礻覃。”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並礻覃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後皆發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玄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奈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從韋糹舀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附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禮教之淪有由來矣。
自古以來,奸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以上母妻務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附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卦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后者,三年。”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曰:“凡喪禮,製爲斬、齊、功、緦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期母開,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子曰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聽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人之後夫未除服,婦巳除服則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裏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繼母如線,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民。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
○女子子在室爲父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巳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ヮ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有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親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后,則未可信也。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玄說:”服止在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子,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張。《內則》雲:“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答,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雲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出妻之子爲線”,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
○父卒繼母嫁“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雲“‘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考,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觀先朝嘉羰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張。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歿則姑老“,明其不與祭矣。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雲:“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纏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玄孫爲後,而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無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之子亦可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敬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
○兄弟之妻無服“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
○先君餘尊之所厭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遙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A170]啓:“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A170]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
○貴臣貴妾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侄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侄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侄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侄,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士無侄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願,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
○外親之服皆緦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糹舀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侈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拿,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慼。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逾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雖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侄女這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內,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宙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絀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絀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者哉。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不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諡,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所後者,謂所後之親;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一等,自小功降而爲緦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察,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斡父之蠱,有子,考無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歆《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嘆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予嘗”之意也。喪之皋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
《既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爲噫興也。”噫興者,嘆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嘆息而欲神之歆也。
●卷六○毋不敬“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雲:“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
《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姓之爲言生也。《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子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之告叔向雲:“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後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典禮》:“納女子天子,曰備百姓。”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易》曰:“男女暌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糹妥,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結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諜,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嘆也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蒙上“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姜食,不多食”義,即謂“不多食姜”同一謬也。○檀弓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傳,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鐘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忄詹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異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礻覃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上議,以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雲: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雲:“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雲:“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后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製,一字不可增損也。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幹王政,是尚不足以窺漢儒之裏,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論語》之言“斯”言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
○太公五世反葬於周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雲“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週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崩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見則不詳;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ゾ之南陵有夏後皋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扶君“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即安也。”魏中山王哀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爲服“人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
廣安遊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今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魯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遍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浸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外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義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雲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鑑斯在。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菜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於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吊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之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屍。”《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是也。《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論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
○武王帥而行之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幹。《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焉:“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雲:“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考之經文,無用支之證。
○社日用甲《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性》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雲:”吉日丁卯,周你祝社。“疑不可信。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玄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兇。惰遊之士縞冠垂,不齒之人玄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兇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阿乎兇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礻覃礻覃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礻覃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礻覃,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礻覃。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礻覃。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
○庶子不以杖即位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庶姓者,子姓也。《特牲饋食禮》言“子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雲“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雲“土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
○愛百姓故刑罰中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於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欲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ぱ》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瓶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慾,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
○術有序《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裏,四里爲ガ,五ガ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又按《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經。經,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裏,裏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三代之世,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元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系《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閒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肅肅,敬也;雍雍,和也。《詩》本“肅”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雲“有有潰,”毛公傳之曰:“,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以其綏復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於,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以車者,男子之居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以其綏復者,象其行也;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屍將事之禮矣。邾婁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礻覃。“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
○十五月而礻覃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礻覃。孔氏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週,逾月則可以練矣,主曰十一月而戲劇。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逾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礻覃矣,故曰十五月而礻覃。
父在爲母,其礻覃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礻覃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週而畢,蓋不數礻覃月。
其他期喪祥礻覃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戲劇,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吊。”
○妻之黨雖親弗主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裏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裏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奔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礻覃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礻覃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礻覃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
○先古《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受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如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致知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爲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聽論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訁是天之明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訁是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相”,而以爲捨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予迓續乃命於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佑。
○桀紂帥天下以暴《仲虺誥篇》曰:“篇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忄質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殷。”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賤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遍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大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Θ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子路問強《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強。○鬼神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ゾ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優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雲:“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嘗之義,緣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爲祭祀之鬼神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
○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概言之爾。○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後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無豐於暱”,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聽李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ル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慎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慼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道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闢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心誠必信,忽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認,忽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忄交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曰,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會與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卷七○孝弟爲仁之本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
○察其所安“求仁而得仁,安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子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併爲七國,七國之親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諱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屍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武未盡善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不足也,亻免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註》乃謂借嘗得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溪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載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也。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雲“巧言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首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りり,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複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認。”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問,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身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通學,後來者藉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孔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變齊變魯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週日以強大矣。乃託之採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跡,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雲:“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鍾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慾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慾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秀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有婦人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以後《山東並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季路問事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跡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跡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跡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暗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跡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去兵去食“乃積乃倉,乃裹侯糧,於橐於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Θ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
○盪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蕩陳,其銳卒謂之跳蕩,別帥謂之蕩主。《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蕩,十蕩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蕩。”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
○管仲不死子糾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姑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性相近也“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教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呼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太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潁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樸: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所其言也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產,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這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闢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不動心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市朝“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撲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闢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С。”鄭氏曰:“見間當爲<間見>.”《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遷豐,其國巳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廛無夫裏之布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徵。”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雲:“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雲:”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糹欠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裏。
○孟子自齊葬於魯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記改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實皆什一也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鹹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跡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勻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塗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塗、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
○莊嶽“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觀乎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逾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朝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跡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惟。”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幹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吊。
○爲不順於父母《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義,不格奸。”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慾其貴,愛之慾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滷,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後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周室班爵祿爲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費惠公《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吧了。“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製。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屍二事,皆禮之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纔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具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欣然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欣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變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遊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遊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遊人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飯糗茹草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後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註》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宮也。“《正義》引趙岐雲:”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雲:“子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
○孟子引論語《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於字樣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蓋久亦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今惟《孟子》書用“”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於,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貧成適嘗爲孔子門人,尤誤。
○荼“荼”字自中唐始變作“荼”,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今按《爾雅》“荼”“氵荼”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雲:“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遊冬。《易緯通卦驗玄圖》雲‘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雲:“按《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雲: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別外。此二字皆從草、從餘。”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紅草而粗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雲:“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雲: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氵荼,委葉。”注引《詩》“以{艹休}氵荼蓼。”疏雲:“氵荼一名委葉。”王肅《說詩》雲:“氵荼,陸穢草。”然則氵荼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從草從塗。《釋木》曰:“賈,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Η,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從草從餘。今以《詩》考之,《邶。穀風》之“荼苦”,《七月》之“採荼”,《綿》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爲“荼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捋荼”,傳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記》:”望而視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葉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與賈之苦荼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雲:”武都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雲:”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荼Η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雲“炮鱉烹荼”,後雲“武都買荼”,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荼,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菜。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鳥可>《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鳥可>.”即“”字。《左傳》:“魯大夫榮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鳥可>鵝。”《太玄經》:“裝次二,鵝慘於冰。”一作“哥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鵝,雙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鵠鴇,鴇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者兮,豈鵝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鵝鴻軍。”《南都賦》:“鴻鴇鵝。”杜甫《七歌》:“前飛鵝後。”《遼史。穆宗紀》:“獲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雲:“未詳。或者駢當作‘’,其從‘馬’者,傳寫之誤爾。”
○九經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曆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歿,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越,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無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鹹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並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幹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佔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禮〉札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則《禮記》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考次經文《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考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考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曰《康誥》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雲‘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闢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和”,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佑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於義亦通。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卷八○州縣賦稅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進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ㄌ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賊,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降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次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叛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制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洛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毫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恥,奏言:”西於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鄧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奸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遠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並。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荊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漢時縣制,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正七品,丞薄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府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幷州爲太原府;玄宗以薄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荊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幷州爲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自潁王升儲,升汝陰。爲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爲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唐州爲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嶽州職勰進言,英宗嘗爲嶽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刑州巳升安國軍,遂以刑州爲信德府,嶽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國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藩擁麾之地也。”《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狹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體統乖而名實淆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者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鄉亭之職《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夫職聽論,收賦稅;遊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爲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ガ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趙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祥,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衝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複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斡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愛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篤,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病縣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之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鬥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曆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鋟,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載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幷州縣官皆置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詞訟,把持官府。累經整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亡矣。
巡檢,即古之遊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又定爲考課之法。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何者?巡檢遏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裏甲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也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
○掾屬《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考漢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闢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則已。”帝乃大陪。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範滂,南陽太守成晉委功曹岑蛭,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
唐高宗時,魏玄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並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庚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從,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髒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呂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鹹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坎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阿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ぁ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居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闢;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鑑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雲:“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于差失。”疏奏不納。玄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纔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纔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
○都令史《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浪,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悄,漸爲卑冗,不參官品。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緱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臣,語緱直雲‘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緱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佈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籲,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奸,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韋處厚爲相,有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夫身爲大臣,而有甘臨之憂,系Т之疾,則今之君子有愧於唐賢多矣。
謝肇氵制曰:“從來仁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ウ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纔不獲盡,有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顰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御,仇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鄣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並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
晉荀勖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臺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軟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爲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弊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于慎行《筆麝》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裏,風士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佈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外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年,京師谷貴,始分人於洛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里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李峴傳》曰:“代宗即位,徵峴爲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中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旱蝗,谷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啓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並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裏,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弦者矣。處臺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尚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敏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雲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興,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仿《毛潁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議取士,臺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願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產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倖,得爲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雲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史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廣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觀其答書之指,考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無噪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鹹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親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製。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逾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這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馳,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鬥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訴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靡刂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撫弊,百吏廢馳,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Ш然而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入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甫爲相,未逾年薦八百人,豈綿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渾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這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春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爲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奸,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這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並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小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這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薄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佈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薄尉,自薄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軟者、老耋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薄,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雲:”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奸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寇菜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今狐亙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嘆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諮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註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超趄而失步矣。朝廷鹹謂載能振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親未死而設爲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得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願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必有得人之慶矣。”
●卷九○人才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這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這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則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ナ所云:“謀不足以剪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宋史》:“元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葉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譭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雲:“王登爲中牟令,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纔行,若素不知聞,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敕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尼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關防《隋書。酷吏傳》:“厙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閒日甚,少不禁飭,則奸宄之待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鹹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敕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如袁高、崔植、韋弘景、狄兼、鄭肅、韓、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敕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仿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曆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這力,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漢武帝遺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諂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鹹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軒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腳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而邑志載之。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玄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由始也。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論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鹹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
於文定《筆麝》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
○六條之外不察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故朱博爲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爲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爲,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
宋真宗鹹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裏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睹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閣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雲。昔漢宣帝下詔雲:”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
○知縣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這事。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雲:“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跡萬狀。至優諢之言,多以令長爲笑。”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於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志文雲‘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則直雲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復而義舛矣。
北齊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
○知州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姑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誠,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鎮強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
○守令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若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闢,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闢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闢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則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奸,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系守令事矣。夫闢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闢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空虛,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蒞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災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並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採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胤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奸,豈能據一州爲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敕,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址,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敕。從之。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敕,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間,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玄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洛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採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也。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常禮謝,並不須侯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陛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邈絕。
○漢令長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廉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浸消,頡頏清塗,便臻顯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保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週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闢強、劉長樂,綿爲光祿大夫,闢強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洛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フ,五從侄鄭縣尉瞻,五從侄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鹹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於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任逾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於臺閣,將觀志於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違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于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德宗貞觀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皋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遊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曹ぁ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后王其可不鑑乎?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並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荊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於蜀,若顛木之有由櫱。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於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爲牧師,亦何至大盜覆都,強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並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爲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察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氵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爲洛陽令,不避強御。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奏曰:”聞訛可欲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后王之永鑑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曜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閣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於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夤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托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褻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餘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閻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杖杜》作而晉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后王之殷鑑矣。”
○藩鎮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並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徵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並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範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慾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徙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勳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勳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勳。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御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守瀛,王彥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鹹累其任。管榷之得,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通,以爲爪牙,軍中之改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由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進搗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鹹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進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榮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乃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御史臺言:“兵逾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太祖獎攻幽州,其後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後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夫逾山絕河,深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御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鑑於斯?
○邊縣宋元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服。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漢和熹鄧後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於《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共隋蔡允恭爲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蟄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玄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是知宦官之盛,由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過色爲本。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采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於涼,其敝猶貪。至於萬曆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某肅總兵官都督費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敕責其低眉俯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恥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向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義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恥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恥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恥,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恥。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後》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剿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峯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奸監王振,乘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蕭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關,欲危宗社。今日朱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侄在外管事並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奸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史致疑。稱美者驟逾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急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侄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系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奸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內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侄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鑑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實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付腑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
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鉅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嘆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諮嗟,慮名臣之慾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蟄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敕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鑑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管鑰,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拿處斬。仍詳察舊典,開無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官,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亙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于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槍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剪除逆,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溯治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啓;遵典章則職守自屬,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鑑古酌今,可以無敝,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現,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遍於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凱富貴者,仿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差別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並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興州左屯衛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製,無得逾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刳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由於此。伏願浚發德音,詳爲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權罷內臣進養子。
●卷十○治地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也,而亦不盡地。田間之塗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襲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佔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鬥斛丈尺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鬥甬,正權概”是也。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鬨之市,兩鬥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爲冀州刺史,爲銅鬥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地畝大小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鹼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札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科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仿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裏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時田制不立,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併冒僞,未嘗考按。”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爲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他州。”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爲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並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並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威縣之間,有新河縣。地;清河、威縣之間,有冠縣。地;鄆城、範縣之間,有鄒縣,地;清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藪奸誨逋,恆必由之。而甚則有如沈丘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鬥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
○後魏田制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己業,永不起科。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佔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稟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啓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鬥。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裏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公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並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捨,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雲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鬥。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鬥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系官田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氵熒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氵熒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跡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右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名處巡撫侍郎並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鬥一升至三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鬥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佗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佗胄與其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慮、張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張田,以供中宮;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管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皆不繫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周阿不刺、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遍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鬥,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用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並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鬥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鬥、六鬥,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鬥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待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嬴絀,率數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這不杏勸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鹹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爲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徵,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爲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勻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升五勺。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王弼《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鬥,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僱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爲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鬥,少亦八九鬥。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蠲,後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第,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佔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併之徒”,宋已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
○豫借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爲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遂爲後代豫借之始。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谷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遊城南詩》雲:“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征斂谷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詩》雲:“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爲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製,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
○紡織之利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識,雖有材力而安於遊惰。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裏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爲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復,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識。”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龐之化,豈難致哉!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谷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採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斫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馬政“析因夷奧”,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漢晁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徵行定戶無以馬爲貲。“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屍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時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於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厄,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遞公文。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征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
○行鹽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更稻來東吳”爲證。餘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唐劉晏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上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恆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餘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及遊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卷十一○權量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鬥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曆志》言:“梁、陳依古鬥,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鬥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鬥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鬥。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令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С。”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詩》曰:”無姑酌彼金。“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鬥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鬥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鬥,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謁,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鬥。“正義曰:”六萬小鬥,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雲其中容十鬥,蓋古用之鬥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鬥,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鬥,重十五斤。鬥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鬥弱,軹家甑三鬥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是懸象無所容其謬。施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佔。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糹圭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大斗大兩《漢書。貸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鬥也。”是漢時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鬥,三鬥爲大斗,十鬥爲斛。凡權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凡積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鐘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鬥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鬥斛,以宋一石當今七鬥故也。”是則元之鬥斛又大於宋也。○漢祿言石古時制祿之數,皆用鬥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爲品級之差而已。今人以十鬥爲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鐘”,“縣石鑄鐘ね”,“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谷長石鬥”,《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鬥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谷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繫谷數,從其取之醇ㄤ。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鬥或六鬥;而ㄤ者,多至於十五六鬥。若以谷百二十斤爲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鬥;從其量名,則斛當谷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鬥言石,此乃古法。打錘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粗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縈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今人改銖爲錢,而自兩以上則縈百、縈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鹹義,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系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爲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或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谷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就成二術。因度尺而求犛,自積黍而取縈以犛、縈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犛;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犛;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犛。等一兩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縈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縈。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縈。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縈,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績黍爲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爲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釐、黍、縈、銖,各定一錢之則。毫則百,犛則十。轉以十倍倍之,則爲一錢。黍以二千四百杖爲一兩,縈以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爲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爲一十犛,則每犛計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線六忽有差爲一黍,則犛、縈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爲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爲銖,二百四十黍爲二銖四縈,二銖四縈爲錢,二縈四黍爲分,一縈二黍重五犛,六黍重二犛五毫,三黍重一犛二毫五絲,則黍縈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奸,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奸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是則今日以十分爲錢,十錢爲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十分爲錢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曆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犛爲分,十分爲寸。”《漢書。律曆志》:“本起黃鐘之長,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石。”此則權之名。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區,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潁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至有百。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雲:“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雲:“洪武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雲:“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址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採,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緞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檯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甍ㄆ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銀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並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硃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爲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爲用也。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乃倉米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爲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爲便利。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氵熒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爲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常、松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准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鉅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祟禎十三年,郡國大,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爲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爲一代能臣也。
○以錢爲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谷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畝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布,未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鬥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鴯贈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嘆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慾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則谷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兇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谷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谷帛爲租庸,以石鬥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遊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于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宋時歲賦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谷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谷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兇,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是諸稅悉收、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右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監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谷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吳倚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忄林,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其徵收這數,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殫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諮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這鬥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這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五銖錢今世所傳五銖錢,皆雲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錯,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燬之。自是錢幣始臺,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錢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並、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元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爲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啓、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只爲奸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啓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糹延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貨。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燬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考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爲:“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僞。”亮哉,斯言矣!○銅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銅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屬,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也,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並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跡。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爐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監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並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採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跡。
《通監》:“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佈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錢面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爲陰,無字處爲陽。古者鑄金爲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爲背。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啓大氏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錢以有字處爲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爲陰。
○短陌《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爲貫,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製。”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雲:“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爲陌,亦宜禁止。○鈔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妙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錢。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又令倒死虧欠馬駝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製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抬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乃猶以爲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髒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武帝元鼎五年,欽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這法,置之重闢,庶可以革奸而反樸也。
漢既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卷十二○財用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糹強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糹強百萬。”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義讎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鑑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佔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餘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餘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餘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餘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餘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餘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啓中,用操江範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蒐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啓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範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爲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範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範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覈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矇蔽,委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蒐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蒐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由此言之,則蒐括之令開於範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釒共、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ピ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娼,以想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徵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忘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俸祿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薄尉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由。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尉詩》雲:“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複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氵熒,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析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氵熒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氵熒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雲:“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雙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製,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П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臺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俗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皁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遊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助餉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這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譭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方,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羣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江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韜;出塞本徼倖之圖,漢武尚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天啓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請靈鷲廢寺所存男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也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效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樑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遍於效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卷言顧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謂與?《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周禮。野廬氏》:“比國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裏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遊。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旬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都寬傳》:“爲廢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后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這政也人矣。
○橋樑《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樑,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幾甸荒蕪,橋樑廢壞,雄莫之產,秋水時至,年年隱絕,曳輪招舟,無賴之徒籍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蓆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樑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慄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人聚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昇平。元稹詩云:”戍煙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曆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徵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泊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山有負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在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垌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謠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時豈無山人遊客於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回談兵,九門之中填馗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當,上窺顰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載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藉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並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間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鴿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於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於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今。‘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於曰:”此三者足。’“
《鹽鐵論》曰:“水有扁狙池魚勞,國有強御齊民消。”
○盜賊課《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敝爲山陽太守,遼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於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纏,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彎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柔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鳴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彎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水利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鹹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義焉得而無水旱乎?崇幀時,有輔臣徐光啓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讀,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劃門縣,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門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人,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系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競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俊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徑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恤。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恤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吹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遍爲亢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別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慾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零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六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鳴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闋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肭,至於大丕;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人於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矩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爍。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跡,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讀視諸侯。謂之讀者,獨也,以其獨人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讀。“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讀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請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人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沖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懷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懷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佈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人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沖決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時,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日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日所求之功大於禹。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並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泄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瀕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爍者,將在今淮、泅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佔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於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雲梁山爍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並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日決、日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氾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決,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了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後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爲鯀,乃國家教之使爲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敦也。
因河以爲槽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聞之先達言:天啓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遊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沖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卷十三○周未風俗《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波,不閒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借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右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餘之所以斥週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褐石門則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男女挈誠。夫爲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並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鹹、日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佔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雲:“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爲開晉之始。
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鋤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幹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拭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慾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荊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纔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荊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跡荊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蠢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日‘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兇。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無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於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兇。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僕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清議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裏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盪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污,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兇,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於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奸,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好盜詐僞,幹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名教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核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複製。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幹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淪,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易攵,驅馳府寺之門,出人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上,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宋範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祭、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盪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允。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琢郡之賢,常頒羊酒。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幹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徵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佈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衝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諡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以餘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氵熒,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於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雕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於》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後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矣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釒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廄;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央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亻必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ヂ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貪而無謀,先厚遣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亻必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流品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徵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競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渭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人辭,文帝令以後め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學攵,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學攵,登榻坐定。學攵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亻不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烷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佈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恆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君》、《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云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國奢示之以儉,君子於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吊,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才餘五騎,雲:“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未。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干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洛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人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後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無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鹹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後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於文定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鉅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磚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鳴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毫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舊將之子,又是附馬石敬塘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上贖銅。敕旨:”李商招愆,懼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抵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鹹平尹石抹阿沒刺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禍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訣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製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Г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餘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範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裏,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人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鳴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奸臣子孫唐太宗詔禁錮字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武後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釒共子孫不原。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π、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而章子孫亦不得仕於朝。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未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人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論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兇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拭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雲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州,”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待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懲戒。制可。”
《楊元禧傳》載,武後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兇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倖免,子竟族誅。斯則奸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跡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待衛。”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山成}之畫。是時壽{山成}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山成}亦居甲第。有投詩者雲:“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範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考之《憧約》乎?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奴僕《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乃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雲:“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人。”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弒之臣。“清斯催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遊守禮,號曰“楚濱”。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爲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僱募,如江北之例。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閽人《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童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於此。○田宅《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天忝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佔良田,乃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土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鬩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今日人情有三反,日彌謙彌僞,彌親彌泛,彌奢彌吝。
○召殺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鬥很劫殺,安、史諸兇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范文正公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雲:“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庭,自發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ㄢㄢ墮水中,終思少遊之言。古今同此一轍,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鵲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士大夫晚年之學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人於莊,則人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惟悴,此老成大人側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ル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溺,‘“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雲:“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誥、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裏中喪,以先往往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雲:“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夢,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若劉安世劾章,“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夢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鬥尺之間,參商是競,欲仿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力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係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徵行賦役;五丁己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
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譭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人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陳思王植陳思王植初封臨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馬順,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膝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記》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下及漢魏,而馬日、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於遂。”《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死而田單復齊,弘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楚漢之際,有鄭君,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未,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效卜地燒磚。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
《舊唐書》,劉句撰,句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雲“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雲“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自書《裴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是歲朱氏篡唐己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元如之何。
●卷十四○兄弟不相爲後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廟,睿、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穎川,後皆復。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鄞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於瑕。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於此矣。○繼兄子爲君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跡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諡,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諡也。
○皇伯考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後。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後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並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廟諡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戾太子、戾後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爲穆皇後,配享太廟,又立後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後廟,詔曰:“婦人外成,禮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後,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後,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後。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後並非正嫡,不合稱後,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未,奸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諡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亻參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自此宗廟之廣,諡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諡法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裏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諡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諡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見弒。
○追尊子弟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爲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亻炎爲承天皇帝。
○內禪《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於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嶼緣生事亡,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庚曇隆啓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未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楊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皋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佔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個正,莫甚於此。
○乳母《舊唐書》:哀帝天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奶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出門下秦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例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奶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於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爲修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浸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受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慚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奶婆楊氏、王氏,雖居溼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當國命贅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鹹令宴樂,休假三,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宴之所起也。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覆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敕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後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人殿。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六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脯釀,永爲常例。“又敕:”慶成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已、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筋權停。“自是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信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帝爲乾和節。然則此禮創於玄、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吳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釒彖。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爲嘉節乎?‘比大麴水楔亭,重陽射圃,五日採線,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令甲,佈於天下,鹹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緩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上明玄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佔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遊,清秋高興,百轂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羨箋,上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勳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爲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曰,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而已葬之後,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徐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爲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史書所記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後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贏瘠骨立。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薛包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眥,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爲丞相,弟修爲臨淄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己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爲令,以幹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往代無窮之譏。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六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羊傳》:文帝崩,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未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謂御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後殺姑,劉、石更帝,豈非治謀之不裕哉。後秦姚興母她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傅玄、羊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範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樣。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禪。禪,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禪,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廟後即吉,才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忙胃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呈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日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禪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嘗創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扦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眼之差,庶兒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む衰裳,牡麻,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喪禮主人不得升堂濟陽張爾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吊。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樞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人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人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樞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今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居喪不弔人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樑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或疑未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古之於喪也有重,於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屍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大公之廟,麻嬰爲屍”,《孟子》亦曰“弟爲屍”,而春秋以往不聞有屍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屍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
朱子自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內築壇,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字塑像,則禮制合經,神只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氵熒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誌》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其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烙《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把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
○從祀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鹹淳三年,自此之俊,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曆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暫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黃氏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鹹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低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創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日‘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誅之;有若之喪,悼公吊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
○嘉靖更定從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日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王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甚、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逮、何休、上肅、王粥、杜預、範寧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胃。自今有事於大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苟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把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拭、呂祖謙。度宗鹹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註》、《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暱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未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棒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爲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範寧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祭禮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仲弟,繼稱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創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
○女巫《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後肅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
《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把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囊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札。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斡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斡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卷十五○陵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骰有二陵,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太甲之書曰:“王祖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記》言古不墓祭,宗於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詞,便殿歲四祠。”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把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月,飲酌禮亦如之。洛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而十六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後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採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後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位,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濱,敬之衰也。蔡邕以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曲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臣,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玄宗亦並行之。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人五禮,永爲恆式,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徑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於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覆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詞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愨者以此悸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誅泗之間,所葬之家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家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大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是也。有贈溢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溢興日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速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徐年者矣。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後”,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兇;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仿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勳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遊。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緻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烷。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遊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
○厚葬《晉書。索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按《史、己。孝文紀》言:“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考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己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淹。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弋也,狐狸、水泉、奸邪、盜賊、寇亂之患,此弋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縷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節儉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奈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勢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輿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淳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好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以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寅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好玩、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們,們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們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扌日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豪樸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奸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扌日,齊未亡而莊公家扌日。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人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前代陵墓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王午朔,詔曰:“晉世帝後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灑掃。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瑩壟塋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棒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並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棒蕪,望古興懷,言念槍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忽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跡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而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場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瑩兆湮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唐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茸,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籲,非一朝之故矣。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閻山遼代山陵樵採。”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丸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紙,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鹹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旌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遊,眇瞻河洛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堇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上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側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髮,絕無後者,可簡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王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托,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闢,遺蹟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泊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併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停喪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戮。”生者猶然,況於既歿?是以充州刺史滕恬丁零翟所殺,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屍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人仕。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晉書。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舊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玉垂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里無不歸之骨。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紳不許人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歧,採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丰儀之爲厚義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逾日而不襲,逾旬而不斂,逾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返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音不除,其徐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徐謂期以下至緦也。《孔子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吉,始於虞而成於礻覃。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礻覃?故雖逾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礻覃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礻覃,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儉敗,仲武出其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位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逾禮,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敝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耷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礦。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並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胃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詩》曰:”庶見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又考《實錄入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後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礻覃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後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
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迫其謂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雲“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雲“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假葬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夕假葬。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即吉,詔用爲徵東參軍,論者以爲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違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閡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改殯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即遠之制。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裏。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屍崔杼於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慎終之禮如此。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官,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
《冊府無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愛自重興廟社,載展郊,旋盪滌於瑕疵,復涵儒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墜承桃,御朽若驚,涉川爲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鹹罹虺毒,速殞龍髯,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境。靜惟規制,豈葉度程,存愴結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僚,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飢財不足而止。
○火葬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六年,監登聞鼓院範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潘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幷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焰,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鳳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僻踊,爲遷其親之屍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屍而界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量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兇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屍,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倫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屍飛去。夫欲燒其屍,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屍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屍,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
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屍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慾望臺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燒,名日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裏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屍柩乎?茶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期功喪去官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雲:“範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雲:“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即日輕舉。”《國令趙君碑》雲:“司徒楊公,避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雲:“遷右扶風槐裏令,遭同產弟優,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雲:“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雲:“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雲:“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王純碑》雲:“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族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大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期月周,慼慼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晉書。傅鹹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悄乃造太傅楊駿。鹹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魄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ダ等三十餘人同會。魄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ダ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但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掛彈文,下幹鄉議。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們日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泰踊方聞,衿ひ己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於環。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強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陳,爲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褒、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庫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中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爲徑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劉焉,並見於史。而苟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之遺意也與?
○緦喪不得赴舉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市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雲:“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雲:”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雲: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覆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叔奏弟大冶王季Й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煒薨逝,季Й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月醫滿成昏。‘從之。“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享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郡主儀賓,己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斡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潘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司啓王,憚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民薨。癸酉,敕靈丘王遜全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並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慼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豈是所忍爲哉!”不允所奏。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粗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人。”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大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怕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裏;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
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紳之士矣。
《實錄》又言:“二十六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往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在外諸司素服治事。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十五月礻覃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若夤緣幹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六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於庫藏。故聞訃遄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刃之未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爲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韜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安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韜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韜,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荊鎮彷彿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睹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徐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樞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徐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十二年四月辛丑,附馬都尉於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苔四十,忠州安置。師笞四十,配流連州。於ν以不能訓子,削階。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洗,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洗聞而位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俊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盂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污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後轉》:”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末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僚滲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附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入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捆,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俊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
●卷十六○明經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日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人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並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舊唐書。社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雲:“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古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閒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攻當也。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判曰:”文藝小善,迸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
明初嘗舉秀才。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府知府,童權爲楊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嶽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渭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舉,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人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遊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遊說乾渴,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進士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通鑑》:“建州進士進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遏之於途,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日賜進士及第,徑又廣之日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捨出身。”從之。
○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佯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仿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由進用矣。
○制科唐制,天子自詔日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問,不爲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宮、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鹹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井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浩、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
○甲科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們日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八謂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爲二十房。天啓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幀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八房雲。
《戒庵漫筆》曰:“餘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餘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經義論策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旁等爲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已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系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系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複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矣。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浩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間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賞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爲難,而有並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幀七年之顏茂猷者,亦何稗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中靴,禮遇甚厚。”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於斯,可嘆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蹟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ウ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檐結構,難易遇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並《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顧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時。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剿襲,得於假倩,卒而間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們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爲上?《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於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餘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但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古之人有行之者。○題切時事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途廣也矣。
天啓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憬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崇幀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當時季集,而污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繮比陳啓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啓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即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試文格式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亻面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日“《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日“《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五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日《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未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未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胃之墨卷。《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佈學宮,以爲準則。”時札部尚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未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纔出矣。
○判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情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稿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犢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人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日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回經文字體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椽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潛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幹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不。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思。
○史學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往,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徐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爲一史。”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憚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宮,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籲,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卷十七○主員額數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大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仿之。
明初,諸生無不凜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搖二丁。”
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日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學生員。己而不果行。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情者乎。個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嘆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氵熒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並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凜米,黜爲民。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其條例曰:“生員食凜六年以上,不語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諸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由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由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蠢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爲之所乎。
其中之劣惡者,一爲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噪。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僞者生員,凡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間污演池”。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艮、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斡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並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遵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湧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即力停罷。八月癸已,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飢,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雲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大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盪;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後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鹹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喚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負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庫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獻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註疏與前代之吏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役寇賤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負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負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防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上,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子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肆業願給衣中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樸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蘄王於成村,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負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額數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核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己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才十四五。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爲此,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爲矣。《高錯傳》“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大宗乎?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速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魯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縷五寸,情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適得情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幹譽,下錦衣衙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只膺寶曆,殷鑑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闢。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鹹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深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鹹皆少通。朕以獨鑑未周,必資僉議,愛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鹹以爲闕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劍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感、劉灣等,勒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宋史。仁宗紀》:“嘉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治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諸科初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爲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今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肄業,以待複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爲恩澤之塗矣。○進士得人《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閒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爲慊。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雲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裏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日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迸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複試之。宋雖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大學,有任子,有郡縣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闢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由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衆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消。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
○大臣子弟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弟子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於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婿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爲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閡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樸、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同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待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大中末、令狐罷相,其子氵高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垣論氵高幹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
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摧進士合格者十人,陶子邴名在第六。翼日,人謝,上謂侍臣曰:“聞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至太宗以往,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人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
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欠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耀,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而趙兀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管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今宜杜絕其源。”以此爲防,猶有若秦檜子喜、孫壎試進士,皆爲第一者。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臍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人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捨偷濫,甚爲當時所醜。有張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爲武當太守,晉卿爲安康太守,復貶倚爲淮陽大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フ、起居舍人張ピ、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範果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己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曆癸未,蘇工部浚人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問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蜂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爲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北卷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雲: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況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爲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後見庸師應生,欲速其成,多爲刪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註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經》註疏爲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善驕驕”之嘆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糊名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好爲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後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迸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氵高之徒,相與υ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閒。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待,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山堂考索》同。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而范仲淹、蘇頌之議,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爲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張之矣。《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由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爲之追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詞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問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迸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此四者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慘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亻參,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妃、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搜索《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堤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辭,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好,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槧而出者。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亞,而犯者衆,桁楊之辱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別鑑,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只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這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好之法有餘。宋元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於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爲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爲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發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放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仿而行之者乎?”○座主門主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庭,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議,今日以往,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爲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遊、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會。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並自稱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雲:“餘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跡,大父則雲‘上覆伯恭兄’,成公則雲‘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爲門生天子。唐崔佑甫議,以爲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漢書。樊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舍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只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抵磐互,官方爲之濁亂,士習爲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爲司空王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做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苟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若此類者非一,然苟皆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由乎顯閥,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人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克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闢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鋪,而宰相令狐楚、蕭悅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雲:“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雲:“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讓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雲:“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敦煌長吏武班碑》雲:“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考廉柳敏碑》雲:“縣長同歲健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雲同歲,蓋即今之同年也。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
○先輩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複試,試通者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複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摧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複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由此也。今考《吳志。闡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蔽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未人語。○出身授官史言開元以往,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邵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大多,用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人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人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上今代則一人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爲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由。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爲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黻,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炫文之途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恩科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鹹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於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這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至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爲閔老酬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途,快羶情於升斗。豈有趙盂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稗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斷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爲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默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唐昭宗天覆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淡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准此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狠不諳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試,其中者人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記》曰:“四十曰強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宜定爲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佔《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曰,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洪熙元年四月庚戊,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人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
○教官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遵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學士,狠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日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而不可速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靡廩祿,狠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忄曷歲年,桃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耋,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懾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脩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慾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官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中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振,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爵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裏選之意,”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誌》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祿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武學《山堂考索》言:“武學置於慶曆三年,阮逸爲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週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大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把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爲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皆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大公但以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矢聿>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鬥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日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而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尚不祀於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幾,北坐南面;直講抗犢,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通經爲吏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奕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周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七也。輔,府吏,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問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己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
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
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熔成就之者何如爾。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迸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稗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爲二途,非也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複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徐烯、萬棋皆累官至尚書。
●卷十八○祕書國史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欲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細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ヵ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鹹讀祕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顏師古皆爲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衝,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覆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幹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佈。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在朝之臣非預篡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于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邢?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睹《六經》之字。鳴呼忄希矣!
○十三經注疏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雲《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雲《九經》,並《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歧注,皆漢人。《易》則王粥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梁》則範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佈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崔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判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佈下。“
○監本二十一史宋時止有十六史,今則並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採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於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蹟粲然於人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雲:”今當爲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又如《晉書。華譚傳》未雲:“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齊王同傳》末雲:“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同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大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柵笑乎?《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屍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饋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人謂之學祖,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六史》諸書地裏、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佈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日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張參五經文字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並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並及字書中泛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慢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梭序》:“紹興二年玄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爲“牡丹”。凡萬曆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好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讀宗廟,脾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招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篡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幀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捨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對,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啓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力貼黃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粘附犢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札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大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
《舊唐書。姚躊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始也。”
○四書五經大全自朱於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而採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名日《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仿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入像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篡疏》,吳氏《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入而定字之門人倪氏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篡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外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謹《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問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採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大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西伯勘黎》謂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論。
每傳之下系以經文及傳,《音釋》幹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並《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內典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夕外,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從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曏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於不生不死人於涅,則楊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於普度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傳浸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黃氏日鈔》雲:“《論語。曾子三省章》集註載尹氏曰:”曾於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撣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人去。今傳於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葵九峯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並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藉以爲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雲:”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已‘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革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
《論語》:“仁者安仁。”集註:“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訁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舉業林文烙《福州府志》曰:“餘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餘言林尚默,方遊鄉序,爲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雲。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工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低傳汪,殆不啻棄髦矣。由是學者悵悵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平?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遊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遊言始。”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徽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人制舉業也。其徒龍溪、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人制舉業也。龍溪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人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援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以其爲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系傳曰:“真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爲亡,從目從匕,入其所乘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爲“真武”,玄冥改爲“真冥”,玄挎改爲“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爲“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雲:“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偵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禁約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辟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淳,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既爲舂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對學必不明,世運必不勱。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借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未年,詭僻彌甚。
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幀三年,浙江鄉試題“義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八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雲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悟,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未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以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雲,釋氏亦每言之,豪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陳建作《學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氵方《對江右六君子策》乃雲’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於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亙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範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咒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鍾惺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遊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閒,《五經》掃地。化子衿爲錢樹,桃李堪羞;登駔儈於皋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坐是沈廢於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
餘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於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於抄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於《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篡》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勘書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Θ”,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爲往來之徑。”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著詩》:“還將貴公主,嫁與亻辱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亻辱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爲“褥氈”,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後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圖稱制,乃鳩殺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後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
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逾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雲: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而於《枚皋傳》雲:“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餘、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雲:“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羣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著書之難子書自盂、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亻免焉日孳孳,斃而後己。”
○直言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禹維師民,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雲從,維暴之雲”,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餘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註:“《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魂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日“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燬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仿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己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並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裏,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遊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慾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膝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鳴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烏》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
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爲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詩》雲:“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下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謅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曰助}之九錫。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鹹,文士之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奸。《宋史》言章用事,嘗曰:“元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文辭欺人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既污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鵬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污僞籍而自託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慄裏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啖。”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遊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札記》、範介儒之《膚語》,上規子云,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雲:“今人有效謝樂康、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雲:“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賦。”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る《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抒、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る《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曲禮》之訓“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市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間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間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雲:”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上,《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裏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裏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裏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虯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糖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奠可考矣。
何孟春《詩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毅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復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復也,一集之中亦無冗復。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志;見於志,則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範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範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書不當兩序《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誌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於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於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於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於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於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遊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考。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梁任《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大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負版,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負版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志狀不可妄作志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志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王《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後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後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
杜甫作《八哀詩》,李豈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毯,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昔揚子云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爲利也。《戒庵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今之賣文爲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詫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己,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好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於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腹,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力務聚斂徵求,以給迸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小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裏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大淵矣。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徵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椅掖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庚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後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徘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
陳後復幸之雲,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古文未正之隱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強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滷“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雲”文信公“,而謬雲”顏魯公“,本當雲”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列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滷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稱公《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則置三公,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苟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泊乎今日,志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籲,何其濫與!何其僞與!
《大雅。古公直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冊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於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爲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浩及詩之《雲漢》,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日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爲王,則臣亦潛爲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傳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並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而秦有キ公,吏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此縣公之公也。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晁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わ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欲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於定國傳》其父於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遊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後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
大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柰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東平贏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後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鹹嘆曰:是復爲李公矣。”《宦者傳》:種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屐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爲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雲:“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於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
《史記。晁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諡議》曰:“凡稱公者,須着宿大臣及鄉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醜爲十二辰。辰力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曆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灘,秋甲子朔。”賈誼《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固頓之年,盂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記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已。《隋書。律曆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已,歲次實沈“是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苟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雲:”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類,皆日也。惟《晉書》王е上疏言:“臣以王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於,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庚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歲在王戌矣。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後弒楊太後於金塘城之歲。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們日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至辛已年十月;至甲申年四月又,至丙戌年十月又;至己丑年四月又諦,至辛卯年十月又。”其辛已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王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楊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鐘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
《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成子於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於爲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娜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大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大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雲:“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雲:”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於儒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王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泄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雲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諜。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漱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字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訴諸晉而廢之,於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於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又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周合生子,名之日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競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已。甲午爲正書,而癸已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掃甲戌,後書癸酉。甲成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念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滬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系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雲“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系年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人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日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聽”,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晁”,日“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人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後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見相國產計事,日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沼,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人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哺時復;哺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寐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們又書。西域傳》杜飲曰:“斥侯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晉書。趙上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嗚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傳》:“漏上十門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曆書》雲:“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醜”,而下文卻雲:“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西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已”,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固髀經》亦有加卯、加西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醜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失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百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曰失,日失至,至下,下訕至日人。《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失”。曰“下脯”。《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失”,“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晉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爲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哺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日出於陽穀,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愛始將行,是謂フ明,至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食。次於桑野,是謂宴食。臻於衡陽,是謂禹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愛止羨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渝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卜楚卜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撰入之也。
○年月朔日子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系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雲:“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日王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雲“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雲“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據《綿竹江堰碑》雲:“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雲:“建安計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年號當從實書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壇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杌》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叟阝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號,此爲未讀《史記人們又書》者矣。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類。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釒復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釒復,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五年五月國鑄第四。”《文選。魏都賦》劉良往:“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日”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於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鹹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識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於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雲:“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等作亂,上崩於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
《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
○年號古今相同《水經注。水下》“千金曷”前雲“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雲“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並年號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枉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疏稱正統、正德爲”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啓禎“,更爲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臺”,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己有之。《史記。大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褐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琚《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廣。”是鍵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是鍵爲、二郡。《魏都賦》:“恆碣パФ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濟水爲“濟”,《史記》以黃帝,老子爲“黃老”,以王喬、赤松子爲“喬松”,以伊尹、管仲爲“伊管”,以絳侯、灌嬰爲“絳灌”。
○孫氏西齋錄唐人作書無所迴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並天後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人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人《皇後傳》,列於廢後上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後》雲。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通鑑書改元《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詞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祥興元年,非也。黃氵晉《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年號《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年號,此碑之未亦書“天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覆紀年,至天覆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覆”。《前蜀世家》則雲“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覆”。其說不同。按此碑則歧人亦稱天覆,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者。
○通鑑書葬《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雲:“甲寅,葬魏主外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仿《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間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己人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漢書。溝恤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堤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徑歷官不同之法。《書。君》:“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至太甲時始爲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爲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
○郡國改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詞舊宅。”又云:“乃悉爲春陵宗室起詞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日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YY,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候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日草火訛可、日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日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雲:”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書用意《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大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河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註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雲”字。雲、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書家凡例古人著書,凡例即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旗。《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己、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昨》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姒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一○作詩之旨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跡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自居易《與無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胃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詩以贈申伯,《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嫌。
○詩題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並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並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於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悶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餘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於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雲:“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大白《天馬歌》中有“自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遊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吳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漠》:“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玉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玄酒在室,醴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大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昌,疾不作而無妖祥,此之渭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
○易韻《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鏘”“姜”、“卿”、“京”,驪姬之“渝”、“俞”、“蕕”、“臭”,伯姬之“”、“貺”、“償”、“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蹙”‘、“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逾”。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ㄏ”,《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後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興”,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入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
《彖象傳》猶今之箋註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註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古詩用韻之法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髮》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兔》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替》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鹹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庫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系,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容、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體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並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徐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民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
○古人不忌重韻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爲八意,以爲必分爲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成唯用二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佔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獫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犖》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未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須”字。《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頹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戾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競述懷詩》二“反”字。任《哭範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鐘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雲:“間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系”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監,我心傷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於論鼓鍾,於樂闢ń。於論鼓鍾,於樂闢ń。“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七言之始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詩。餘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靈樞經。剌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團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繪盛文章,極服妙彩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慧然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侯爲之原,九針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古人未有之格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鐵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鐵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懸兮”是也。書》:“盧羣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
○詩用疊字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穢穢,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復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鶩諸神之湛湛。駿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瞿瞿。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令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耳,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耳。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蘋倡和詩曰:其問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蘋,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人他意以足其韻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雲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聯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由真書以窺八分。由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鄞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人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嶽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碗”爲“金碗”,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迴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誤庾子山《枯樹賦》雲:“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雲:“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搗衣曲》雲:“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
○於仲文詩誤隋於仲文詩:“景差方人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人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祥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李大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後單于競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
○郭璞賦誤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盂於而誤邪?
○陸機文誤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考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大公、呂後,並無皇溫。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排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浩》:“於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了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雲:“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計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欲、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驚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湮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從木爲居,“薛”從辛爲{自辛},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北米}”,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訓爲土。“威”爲姑,也爲女陰。“”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曰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剿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罪,“襄”爲解衣耕,“吊”爲人持弓會<區支>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ㄏ扌世,“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罪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空師之而制字,荊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爲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採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制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亦鉉等加也。“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萬曆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爲淫奔之詩,而謂“衤今”即“衾”字,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虧■”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窺,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爲“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爲孟蜀邪?
又云:“孫忄面《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鹹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忄面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鹹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爲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雲瓜當作“瓜”,突當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雲:“突,徒兀反。作{穴┧}者訛,”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爲晉。王禹,宋人也,而以爲南朝。此真所謂不學牆面者與?“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非詢也。“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非衍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引之雲:“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莽。”若以敦路爲人名,而又以“葬”爲“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執}、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箋乃雲:”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爲”九畝“;又《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鵲臭,其飛也。”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燕馬,白州也。”本之《爾雅。釋畜》“白州,燕。”注:“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雲:“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爲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雲:“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爲主簿”,而劉公詩已雲“沈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
“”字雲:“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注:“繫於背,若今將軍負矣。”《魏略》:“劉備性好結。”《吳志。甘寧傳》:“負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採,初景麗文轅。”“禰衡爲鼓吏,作《漁陽撾摻》。摻乃‘操’字。”按《後漢書》:“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雲:“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庚信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暗,新緩始欲縫,細錦行須,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爲“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藍田鄉。”箋雲:“地近京口,故從口。”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曆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爲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爲增改哉?○五經古文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乃藏之書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餘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篇於學宮,乃延士張{卣火},仿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急就篇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亻垂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制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註釋之。”《日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書。經籍志》雲:“《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云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爲之註釋;今以爲子云注。子云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
《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е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е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放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型,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雲:“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玄道爲長史。君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雋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金石錄》有宋公亦飠束鼎銘雲,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亦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則《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雲:“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候,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誌》雲:”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鬱、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幷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渦,即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覆元年四月,氏叔琮營於洞渦驛。”《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皋印點畫之訛而已。
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亻亻危,及古賢聖怪物行事。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成慶畫》,《紂醉踞妲己圖》,屏風圖畫列女,《宋公傳》。戴逵畫《南都賦圖》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五華宮圖》,《鬥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範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檀智敏畫《遊春戲藝圖》;殷<攴>、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董萼畫《ひ車圖》;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楊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妓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妓女圖》;韓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球圖》;陳宏畫《安祿山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桔木圖》;竇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遊麟圖》;韋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周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雲:“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餘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釒巢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仿。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出河,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ね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嘆其言之達。而元裕之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叫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卷二十二○四海《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然《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概萬國而言之爾。《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於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真水之名。《易》卦兌爲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虞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
《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於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於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於《莊子》所謂窮髮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爲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置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環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此類邪?
○九州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此謊誕之說,固無足採。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內。且曰:以今觀之,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厥後昌意降居,帝摯遜位,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一州,其分爲幽、並、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跡九州之內,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闢,而今猶未已也。騶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
幽、並、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並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後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並、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並、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然則謂《禹貢》九州爲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州長》注:“二千五百家爲州。”《左傳。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如何?”並小名也。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六國獨燕無後春秋之時,楚最強,楚之官,今尹最貴,而其力令尹者皆同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論楚之昭陽,昭奚恤、昭睢,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公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單之功至於復齊國,至秦則不用矣,而徑陽、高陵之輩,猶以擅國聞。獨燕蔑有。子之之於王噲,未知其親疏。自昭王以降,無一同姓之見於史者。及陳、項兵起,立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儋王齊,咎王魏,已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廣,豈王喜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亡之也?蓋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閻樂弒,魏削藩王而陳留篡於司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於金人,皆是道矣。《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人君之獨也,可不畏哉!
○郡縣《漢書。地理志》言:“秦併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爲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爲也,以餘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下之辭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公十七年》:”子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予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爲縣矣。
《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範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吳起爲西河守,馮亭爲上黨守,李伯爲代郡守,西門豹爲鄴令,荀況爲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已先爲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而齊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邪?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並而爲十二諸侯,又並而爲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
秦始皇議封建,實無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過如穰侯、徑陽、華陽、高陵君之屬而已,豈有建國長世之理。
○秦始皇未滅二國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衛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是始皇時衛未嘗亡也。《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是越未嘗亡也。《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漢王子侯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緩爲民。《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憫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雲:”嘉新公國師,以符命力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侯表》:”新鄉侯佟,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史文雖略,千載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爲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表》雲:“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闢,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與?
《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舉兵佐軍,詔封平陽侯,十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侯而厚於平陽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紅陽侯王泓,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爲將軍,戰死。富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皆得紹封,而杜憲、趙牧並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漢侯國《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範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陵下曰“琅琊”,二平陵下曰“武當”,則知此鄉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並左馮翊縣。好侯耿、槐裏侯萬修,槐裏侯竇武、槐裏侯皇甫嵩、邑侯宋弘、侯董卓,並右扶風縣。而嵩傳雲:“食槐裏、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於郡國矣。
《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考之經,則《書》之雲“大都小伯”,《詩》之雲“在浚之都”,“作都於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故晉二五言於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謂蒲也、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子于都。”謂箕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謂成也。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謂後阝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謂平陸也。《韓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鄙。秦王謂藺相如: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張儀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而陳恢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於《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後乃爲大邑之稱耳。故《詩》雲:“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羣都縣鄙之治。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三代以上,若湯居毫,太王居,並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爲都。王莽下書言周有東都、西都之居,而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部,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史記。商君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國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晁錯傳》言:“憂勞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國邑爲都。《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龐參傳》:“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爲都。而《食貸志》言:“長安及五都。”以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爲五都,而長安不與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居一方之會者也。若後世國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敢稱矣。
《史記》:“孝景中三年,軍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門,猶言東郭門也。《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鄉里以縣統鄉,以鄉統裏,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人”:“樗裏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裏”是也。書縣裏而不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聶政,軹深井裏人。“”淳于意師臨淄元裏公乘陽慶。“《漢書》:”衛太子亡至湖泉鳩裏“是也。亦有書鄉而不言裏:《史記》:”陳丞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翦,頻陽東鄉人“是也。
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都鄉《集古錄。宋宗愨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於秣陵縣都鄉石泉裏。”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即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鬱堯廟碑》:“成陽仲氏屬都鄉高相里。”
○都鄉侯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裏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具珍有罪,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緩,詔貶爲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嘉八年,貶爲關內侯。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也。良賀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鄉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封君七國雖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穗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爲剛成君。漢興,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其薨也,溢日烈君。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誌》曰:“改鄉爲都,改裏爲圖,自元始。”《嘉定縣誌》曰:“圖即裏也,不曰裏而曰圖者,以每裏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謝少連作《歙志》,乃曰:“■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其說鑿矣。
○亭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是也。如今之村堡。《韓非子入“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有第宅,守居丘亭,奸人以爲侯家富,常反守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叫麥漢書。公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人空亭”是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亭。嚴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並斬王林卿奴頭,並所剝建鼓,置都亭下。《後漢書》:“陳王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續于都亭賦民飠粥。酒泉龐娥刺殺仇人于都亭。《吳志》: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是也。京師亦有都亭。《後漢書》: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竇武召會北軍五校士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王喬爲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諸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是也。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義矣。
○亭侯《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靈帝以解讀亭侯人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
○社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予以平陰與槁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裏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鎮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萬曆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訐張溥等復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粥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啓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泛,而曰盟,曰社盟,此《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卻四者,便然喪其天下焉。○歷代帝王陵寢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戶,三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採;仍詔吳越國王錢淑修奉禹墓。其時天下未一,而首發此詔,可謂盛德之事。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雲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武、周公葬於畢。”《皮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郭璞《山海經》注同。《書》序:“周公亮,成王葬於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按《帝王世紀》雲:”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誌》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縣之中甚明。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按《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未正義曰:“《括地誌》雲: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於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誣乎!至雲後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尤謬。《魏書》言:帝孝於文明大後,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氵釐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雲。其曰方山者,代都也。氵釐西者,洛陽也。孝文自代遷洛,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王,爲字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於東朝,不載其事。而《北史》爲立本紀,且曰:“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東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
上有宋碑,乃謬指爲孝文之葬,而歷代因之,豈非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爾頒行,不遑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嗟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失據也宜矣!又考《冊府元龜》:“唐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洛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則孝文之祭在洛陽,於唐時未誤。又曰:“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柯在咸陽縣,俾有司修飾。”則似已在渭北矣。《魏書》:“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澧、武王於鎬。”《隋書》“把周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大公配祭於澧,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於鎬。”並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當在渭南。又韓文公《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堂蔽畢原陋。”亦謂其在杜中。韓即元和間人,或其遺蹟未泯。憲宗之詔言詞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文帝爲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高祖武帝爲二人。
○堯家靈臺《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詞唐堯於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皇覽》雲:“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雲:“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谷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日靈臺。鄉日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廟前並列數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徑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徐步,中山夫人詞,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裏餘。中山夫人洞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已卯,知催州韓鋒言:”堯陵在雷澤縣東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灑掃,從之。“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詞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於曹、濮,堯陵爲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
舜涉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於林”,太史公則曰“堯作遊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遊宮於陶,九十年帝遊居於陶,一百年帝涉於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家始定於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毫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遊之事哉?囚堯愜朱之說,並出於《竹書》,而鄄城之跡亦復相近。《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
《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於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和林。”今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儲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
《臨汾縣誌》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徐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龐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涉方乃死,其後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雲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往人之言爲信。
○主飼《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於定國傳》“父於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飼,號曰於公洞。”《漢紀》“奕布爲燕相,有治跡,民爲之立生詞。”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無官不建生飼,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川日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杰之祠。”則唐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翁爲越太守,有遺愛。其子湍復爲太守,蠻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魏人之因子而毀其父祠,曾越售蠻人之不若邪。
○主碑《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椽,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縣。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敕國人爲紹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後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於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們日唐書。鄭瀚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畢袞之權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睡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冊府允龜衆“宋爲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雲:廣州與臣立遺愛頌。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倖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人“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柯請立碑。”以晉公之勳名而頌祝之辭止此,當日碑詞之難得可知矣。
○張公素《太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耀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舊《唐書》列傳,則雲: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鵲,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詔賜族節,在鎮二十三年,比歲豐登,邊鄙無虞。張公素以軍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往三人皆張姓,日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鹹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耙之名宦祠。籲!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放陵傳》所謂屯田員外郎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績之。即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
○王亙《肇慶府志》“宋王亙,淳熙中爲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堤,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旦。”今《博羅名宦》稱:“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爲此官。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把典之荒唐也久矣。
●卷二十三○姓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嬀,虞姓,出顓頊,封於陳。擬,夏姓,出顓碩,封於杞、部、越。子,殷姓,出高辛,封於宋。姬,周姓,出黃帝,封於管、蔡、郵、霍、魯、衛、毛、吶、部、雍、曹、膝、畢,原、鄂、郵、邢、晉、應、韓。凡、蔣、邢、茅、昨、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巴諸國。任宿、須句、頹臾,風姓也,自大晦。秦、趙、梁、徐、邦、江、黃、葛、糜,贏姓也,自少。莒,己姓。薛,任姓。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四皆任姓。南燕,承姓也,自黃帝。邾、阝,曹姓,禹阝、Τ、陽,雲姓,夷,董姓也,自祝融。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舒,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數,瞞,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與此異,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寧氏、遊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妨,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羊,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趙、徐乃其後。凡註疏家所引姓氏,大抵出於《世本入》,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禮記。大傳》正義: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於之於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衝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是公子之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幹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其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上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雲:“問族於衆仲”下雲:“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姓也。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於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爲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
《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子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並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爲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正同。
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日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日姓劉氏。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驅、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候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溢、若邑、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羋,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臥若氏驪姬、梁贏之於晉,顏懿姬、聲姬之於齊是也。既車也稱姓,冠之以溢,成風敬贏之類是也。亦有無溢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範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上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概王奔楚,爲堂溪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大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盂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月民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下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另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
○氏族相傳之訛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則雲:“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壽《北史》序傳。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錶王氏則雲:“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傳、己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日琅邪,二日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日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爲舜後,莽敗,其族尚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犯,晉有王良,範氏這臣王生。戰國齊有王鬥、王、王,費有五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王剪、王綰、王戊,亦未必同出於靈王也。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雲:“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
竇氏。古無所考,類族者不得其本,見《左傳》有“後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即爲之說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此與王莽引《易》“伏戎於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誌》:“後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亦用此事,竊意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爲氏。《路史》曰:“餘嘗考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爲之曲說,至有棄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雲:“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雲:“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日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於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而魏武作《家傳》,自雲:“曹叔振鋒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諱》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爲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把圈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晉文》,亦稱“我皇祖有虞氏”,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況於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大史公《自序》雲:“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其後爲司馬氏。“而《左傳。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歷公。“注:”程滑,晉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鄭嬖於公。“注:”鄭亦荀氏宗。“此則晉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嬰,則誤矣。”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姒、蓐、黃四國皆在汾水之上,爲晉所滅。黃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並列而合之爲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冉叔季食採於沈,汝南平輿沈亭即其地也。”此爲得之。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於建之於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二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
揚氏。《漢書。揚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採於晉之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範中行知伯弊。當是時,逼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爲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楊侯。”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凡三縣:一曰銅,二曰揚氏,三曰平陽。羊舌四族,叔向食採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於華山仙谷,遂居華陰。”用修據此,以楊、陽、揚、羊四姓爲一,尤誤。按楊城即今之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而子云《反離騷》亦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未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爲“揚”?及其滅於晉,而爲大夫羊舌氏邑,則食我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國爲氏?以邑爲氏?皆不可知。晉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陽,魯之陽虎,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邾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爲平陽,羊爲羊舌,而並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漢書》:“段,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幹。《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幹。《魏世家》有段幹木、段乾子。《田完世家》有段幹朋。褚氏。《唐宰相世系表》雲:“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採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獨宋有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乃慶湖也。”按古但有以王父字爲氏,無以名爲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爲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羌,聲不相近。若齊之慶氏居吳朱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有弒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
刀氏。《姓譜》以爲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
寇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爲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爲衛國之祖,必無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衛之司寇。《左傳。哀二十五年》有司寇亥,即寇氏之祖也。《檀弓》有司寇惠子。
○孔顏孟三氏今之顏氏,皆雲兗國之裔。考《仲尼弟子列傳》,有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而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此六人與讎由皆無後乎?今之孔氏皆雲夫子之裔。春秋齊有孔虺,衛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五族者皆無後乎?且夫於出於宋,爲子姓。而鄭,姬姓;陳,嬀姓;衛,吉姓,可合而爲一乎?
顏魯公作《家廟碑》雲:“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阝,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侄聲姬。”注曰:“顏、皆姬母姓。”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其出於邾之說,本自圈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莒之犁比公,豈必爲犁彌之祖乎?
春秋時以孟爲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輿,前代亦未之有也,《魏書》:“孟表,濟北蛇丘人。自雲本屬北地,號索裏諸孟。”
《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未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真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於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譜於石。”然則今之以孔姓而濫通譜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漢濟陰太守孟鬱《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託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顏、曾、孟之例,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
○以國爲氏古人之氏或以諡,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爲氏者。其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爲氏。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阝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胤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雲以國爲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後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姓氏書姚寬《西溪叢語》曰:“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沿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嬀姓、子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懼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別爲一慶。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漢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今《左傳》註疏多本之,然亦未必無誤。
○通譜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於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南史。侯傳》:“侯景以與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書。孫傳》:“子粥與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傳》:“諂附王偉,與周石珍合族。”《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史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爲族者。《宋書。上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米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土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玄伯傳》:“崔寬自隴右通款,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疏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後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召見銓,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韋鼎傳》:”陳亡人隋。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親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餚,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徐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近日同姓通譜最爲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爲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爲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諳悉古今者爲之考定,歲終以達禮部,而類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只,氏姓之所出者,爲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婚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教民之本。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青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豆盧革傳》。《冊府元龜》:“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年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往,如有此弊:傳者、受者並當極法。‘“今則因無蔭敘,遂馳: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遍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爲澄別,則滔滔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已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類,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爲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則杜與劉爲兄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同姓爲近。”按《詩。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三章言戍甫,三章言戌許。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贏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嵩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異姓,而以子美、退之爲例也?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雲:“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徵楚、翟,奉王職,與崔公葉德同勳,皆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初,宰相盧妃、京兆尹盧湛,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
元吳《送何友道遊萍鄉序》雲:“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爲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爲何,氏不同而姓同。”宋邵伯溫《聞見錄》雲:“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既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
○二字改姓一字古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於。《唐宰相世系表》鍾離味二子,次日按,居穎州:長社,爲鍾氏。見之史冊,不過一二。自洪武元年,沼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並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衛之良夫楚之叔敖,並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上孫之類,今皆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毋丘:毋將之類則去而爲“毋”,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則去而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胡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雲:”其先姓烏石蘭,從拓跋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字序》雲:”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固已先之矣。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術,如亻馬尚未之錄。今訪之術姓有三四百丁,自雲金丞相術虎高琪之後,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撰姓之時,尚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並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之更爲胡姓,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簡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蓋亦仿漢武賜日碑姓金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之後無別矣。況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人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宜令複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至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亻雋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三年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旃裘之種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舉籍蕃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不妨如拓跋、字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舉哉!
○北方門族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幷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胤傳》:“爲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蔓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後姊長句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後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後紀》:“聖歷二年臘月,賜皇太子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奸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爲姓,皆人倫之所鄙賤。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慄太子、衛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
呂平以太後姊長句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史記。灌夫傳》:“父張孟,爲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大宛傳》:“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拓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雲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日父。“此冒主姓之始。先生《答毛錦銜書》曰:異姓爲後,見於吏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曾阝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雲。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鹹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兩姓《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日“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爲之說曰:“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削其一名爲貶也。
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本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爲貶也。
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卻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嶽爲《關中詩》雲:“紛壇齊萬,亦孔之醜。”馬氵督誄雲:“齊萬哮闞,震驚臺司。”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邪?若梁王彤爲徵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徵”,尤不成語。
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桔,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呂氏春秋》:“幹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剪截名字之祖。
文中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嬰不及。”管,管仲;嬰,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周勃,魏,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驟衛。”膘,膘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班固《幽通賦》:“周賈蕩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廣幹>彰長碑》雲:“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柴,高柴;穎,穎考叔也。夏侯湛《張平子碑》雲:“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清擬夷叔。”邵正《釋譏》:“偏夷叔之高懟。”《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預《遺令》:“南觀伊洛,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大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讀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嬰、公孫杵臼。《新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巢。”是隱太子、巢刺王,一溢一爵。
○古人諡止稱一字古人諡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睿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幹。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上,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顏、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酈、繹灌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聚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費獨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
○子孫稱祖父字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日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齊爾於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齊爾孫某甫。”兩字之也。
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諱《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
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睿、玄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故御名亦不缺。
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卻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弘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當用。《楊氏曰》韓公是說漢人不諱“治”字耳,豈謂唐諱乎?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慎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曆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於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纓。”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冊文內有‘基’字,是玄宗廟諱,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爲‘宗’字。”《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禱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謝肇氵制曰:“宋真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蓋當十宗之世,真宗已祧。
崇幀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嘉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冊府元龜》:“唐王紹爲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爲廣陵王,順宗即位,將冊爲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爲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爲五宮中郎將,賓客如雲,哪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間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曆中年,往往有惜國本之名而以爲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爲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尚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今迴避,蓋失之不考古也,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良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壽。而光宗爲太子,河南府及商州屬縣並未嘗改。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凡啓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維周之幀”,“幀”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官,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
梭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敕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況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渺躬,託於人上,祗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嫌名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爲諡。
韓文公《諱辯》言:“不諱‘滸’‘勢’‘秉’‘機’。”乃玄宗御刪定《禮記。月令》,曰“野雞人大水爲蜃”,曰“野雞始ず”,則諱“雉”,以與“治”同音也。李林甫序曰:“漩樞玉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並。”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白彥節,則諱“秉”,以與“”同音也。又如武後父諱士,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改名仁願。玄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玄,箕州改名儀州。德宗諱適,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鬥訟”律改爲“鬥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於,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玄宗以南詔酋龍,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末爲定論也。唐自中葉之後,即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賈曾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懿宗紀》則曰:“鹹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閒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己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
《冊府元龜》:鹹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溪進狀曰:“臣準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內園院郝景全事奏狀內‘訟’字音與廟諱同,奉敕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便隱默,恐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鹹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語,臣狀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撰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雲:謂聲同而字異。註疏重複,至易分曉。伏惟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逾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無妨耳。即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臣間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俊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跡,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敕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敕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
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未之聞,晉羊祜爲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わ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略》凡與廟諱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胤,十《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仿此。朱子《周易本義。後卦》下以“故爲後”作“故爲遇”,避高宗嫌名也。豈不聞《顏氏家訓》所云:“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者乎?”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唐中宗諱顯,玄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雲“明慶”,永隆年號多雲“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
○前代諱孟蜀所刻石經,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南漢劉巖尊其父謙爲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伏羲女蝸廟碑》:“民”“珉”二字,鹹平六年孫衝序《絳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
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刺迪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註》,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並存其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曆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未注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之見,與前人相去豈不遠哉!
○名父名君名祖《金膝》: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左傳》:荀偃濟河而禱,稱“曾臣彪”。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犖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針曰“書退”,名父也。華耦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欒盈辭於周行人,曰“陪臣書”,日“其子”,名祖若父也。○弟子名師《論語》: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樂正子人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
○同輩稱名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禮記。曾子間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爲諱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後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並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靴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椽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於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生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儕論矣。
○自稱字《漢書》注:“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雲”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雲”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雲”誠懸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衢州書》稱”敬叔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摶《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
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張洗《濟讀廟祭器幣物銘》:“濯纓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
○人主呼人臣字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小呼名。《南史》:“梁蔡撙爲吏部尚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競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博始放箸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又南朝人加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謝景仁,北朝人如蕭世怡、李元操之輩,名犯帝諱,即以字行,不復更名。魏王昕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答豫章王啓》自稱“祖浚”,王貞《答齊王柬啓》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並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闊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兩名《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名爲居,是爲二名。許慎謹案雲:“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雲“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書“弒其君虔於乾溪”。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說,一名糹舀,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棺銘》自稱“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賈誼傳》:“梁王勝”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
○假名甲乙《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任安傳》:“某子甲何爲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作《甲乙論》,設爲二人之辭。晉人文字每多祖此,虛設甲乙。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雲:“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議》,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梁範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內、趙丁。而《關尹子》雲:“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關尹子》亦魏晉間人所造之書也。先秦以上即有以甲、乙爲彼此之辭者,《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
○以姓取名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謔也。”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鏡新磨,羅衣輕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
○以父名子《左傳。成十六年》:“潘之黨”,潘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申鮮虞之子名傅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爲屍”,注曰:“某之某者,字屍父而名屍也。”亦此類也。
○以夫名妻《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後女弟司也君力。”《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回兼舉名字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盂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若駢儷之文,必無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幸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亂隱居。光武即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撰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
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衛、衛之流,踵之而出矣。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仿此稱。○字同其名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
《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載義辭,未有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
○變姓名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耀。
○主而日諱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雲:“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睹,”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κ言:“範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束《勸農賦》:“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
○主稱諡《漢書。張敖傳》:“呂後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昔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秦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人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隨入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王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韓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門己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諸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後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世家》:公戶滿意謂燕王曰:”今昭帝始立。“《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繆公交。“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僧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並是生時不合稱諡。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吊,康子立於門右。“孔子沒時,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卑矣。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稱王公爲君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玄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牧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之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勿月}.“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沒景君嘆。“稱宋襄公爲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館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卷二十四○祖孫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宮》之篇曰:“後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浩》:”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
○藝祖《書》:“歸格於藝祖。”長。注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幷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浚源。有雄武劍,作鎮金門。玄王貽緒,後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元年,改元制祠:”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大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是以玄宗爲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逞;神宗求至理,致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爲烈祖,太宗爲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衝帝幼主謂之衝帝。《水經注》:“漢衝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芒竹。‘“以孺子嬰爲衝帝。
○考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
○族兄弟《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即爲族,族非疏遠之稱。《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雲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雲:“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親戚《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古人稱其父於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善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奸宄兢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
○哥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剡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玄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
○妻子今人謂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褲。其妻問曰:”今褲何如?‘夫曰:“象吾故。’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褲。”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
○稱某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滕》:“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滕》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易》:“斡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臺爲口實。”言“予”又言“臺”。“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後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沖人,不印自恤。”言“予”又言“”。《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言“爾”又言“而”。“女畏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於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於東。”言“公”又言“侯”。《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詩》:“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後稷也。“爲韓吉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吉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重言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詩》:“無己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寧”。“安”即“寧”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獲,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周其有[A18F]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即“斯”也。
○後《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後。”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後名。而《詩》、《書》所云後,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後於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後於齊。”於是始稱後。《曲禮》:“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後。”而宣王晏起,姜後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後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後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後者,有以妃爲後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後,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後則諸侯皆得稱之。故《書》言“肆覲東後”,“羣後四朝”,“禹乃會羣後,誓於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後鹹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後。”而後夔、後羿、伯明後寒之稱,皆見於傳。《胤徵》之篇亦稱胤後。康王作《畢命》曰:“三後協心,同底於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後,恤功於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後,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後,故天子獨稱元後。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後者。漢《武都大守李翕西狹頌》雲:“赫赫明後,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雲:“懿賢後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後。”《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後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王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胤徵》:”胤後承王命徂徵。“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後氏。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後稷則謂之先公,《詩》:“礻龠祠嘗,於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後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
○君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是也,篇中言君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禮記。坊記》雲:“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門廉語屈暇曰:”君次於郊郢,以御四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漠蓋都君。”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爲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玄德帝蜀,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可即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爲不當。況改漢爲蜀,亦出壽筆。當時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爲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爲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矣。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爲先主耳。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雲:“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啖我”。
○陛下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於,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上書亦如之。乃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
○足下今人但見《史記》秦閻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範睢見秦昭王,蘇代謂齊王,齊人謂齊王、孟嘗君舍人謂衛君,張丐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候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義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閻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幹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閣下趙《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人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人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系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才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
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置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閣者,門旁小戶也。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宏傳》:”開東閣以迎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椽吏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閣。“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人也。《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仿之,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閣。“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雲:”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雲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愛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佈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於齊侯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爲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雲:”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儐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將軍《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爲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梁傳》:”使狐夜姑爲將軍。“《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直傳》:”景公以爲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週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爲官名矣。“○相公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徵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國子司業,以爲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雲:”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虛,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鐘磐之и虛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虛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爲懸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版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
梁劉勰《文心雕龍》謂:《淪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即此二字,亦足以蔡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每多窒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人翰林供奉,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其時尚未置也。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陸贄與吳通玄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ピ,貞元末奕棋王叔文,侍書王亻丕,元和未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曆初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並待詔翰林。又如黎斡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履冗食者四十二人。寶曆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並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磷《因話錄》雲:“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迸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上,伏願採萏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滴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雲:“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雲:“爲吳兵先馬走。”《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雲:“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雲:“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訁朋前馬。”
○比部《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雲:“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雲:“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通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檢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部,何邪?”○員外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玄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當由定製之初,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了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主事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椽史之等。故範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雲:“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慾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是在前代皆椽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仿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勘。
○主簿《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雲:“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雲:“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爲要職,○郎中待詔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庵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璃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快手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玉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荊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
○火長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大有長。”又云:“十人爲人,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裏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雲:“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雲:“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聽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聽曰:”頗解此不?‘聽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自衣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る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稱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衝,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幸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幸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於前不禁白。《清波雜誌》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摧之皁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果謂宋憬曰:“中丞奈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謂王釒共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遊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六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爲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尚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廝養無不利;之矣。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主《後漢書。賈逢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才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那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而。每出人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魄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後妃傳》:“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劉傳》:“遊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響,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雲:”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自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人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梁傅昭不蓄私門生,蓋所以矯時人之弊乎?
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間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府君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欲爲太守,葛中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
○官人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於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往,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太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人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往,王官仍復稱臣,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後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爲父母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是稱其臣爲父也。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其臣之母爲母也。○人臣稱人君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漢書。霍光傳》:“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太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閾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鄙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雲:“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雲:“綱紀本朝”是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碑》有曰:“君之弟故大尉薨,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爲疑,蓋徒見唐盧集駁武承訓造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己下。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壟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大後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曹公《祭橋玄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家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佔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滷,櫓也,甲盾之別名。凡兵衛以甲盾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
今人以皇族稱爲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讒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史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鑑,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撰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鹹付一通。”《薛端傳》:“爲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憧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
《顏氏家訓》論《孫楚王膘騎誄》雲:“奄忽登遐。”以爲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邏。”又曰:“蔡姬。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爲嫌也。
人臣稱諒ウ。《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尚居諒ウ。‘“
人臣稱太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遣疾彌留,焉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爲其兄玄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環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ニ,垂拱。”是垂拱之雲,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媛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餉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裏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
●卷二十五○重黎《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吳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頹頊氏有子曰梨,爲祝融。”梨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吳,一出於頻頌。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顎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司空張華等奏,乃雲:“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碩,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
○巫咸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弄;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陡臣扈,格於上帝。巫咸義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書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共生於朝,伊涉贊於巫咸,作《鹹義》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鹹,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鹹。“鄭玄雲:”巫咸謂之巫官。“按《君》,鹹子巫賢,父子併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家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雲:”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詔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成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籃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人,有靈山巫咸,巫即、巫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鬥。”“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上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弄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山海經》:“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魏書人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真浩》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壁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湘君《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後有夫人也。初個言舜之二妃。《妃》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大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涉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灘之有慮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雲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雲:“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徵,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讀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後,配靈神只,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雲:“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前。女前居南鬥,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佔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爲,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雲:“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季女,名日瑤姬。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氏之女。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爲啓母之妹,而武後至封之爲玉京太後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爲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幷州妒女,爲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之詩。小孤山之訛爲小姑也,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讀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溫神之文,張晏曰:“媼者,老母之稱。坤爲凡故稱媼。”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曰:“神詞水之符,儀衛盛官府。頗怪詞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把典紛紛果何取?子肯鼓浪怒未泄,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蕭走翁嫗。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後土詞,爲婦人素像,武太後時,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洞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大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曰,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幹主《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雲:“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只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帥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輝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於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於也。“《文獻通考》:”援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撣畢,親倖,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漠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家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於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大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夥》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人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楚辭。九章。惜往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身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Ё寒之地,老少贏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苦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予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ピ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鹹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厲,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八陸《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籲!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易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上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雲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輛,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黃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人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勖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人爨者,爰得泄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ㄜ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力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杞梁妻《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齊侯吊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迸鬥,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也,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吊,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雲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雲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範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範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粱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並《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祀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把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誌》雲:“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雲:城門夫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按《淮南子》雲:“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彈。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考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間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
○莊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日嚴,凡《漢書》載諡、姓爲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考《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莊舄、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喬、莊芷,而獨有嚴君疾、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楊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爲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爲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藝文志》:“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李廣射石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爲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根,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雜記》述此事則雲:“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於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跡。”《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人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並用。○大小山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後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庚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
○丁外人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牆不肯,遂不得見。匈奴人朝,求美人爲閥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鉅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烏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徑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往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荊柯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築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荊卿、宋意並稱。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於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桃,其高五丈,足跡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大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大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舂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後魏穆子容《大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褐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志。”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瘐信《擬詠懷詩》:“鱗窮季氏,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慧而忄亢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考世代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人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於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閻,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寧氏己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龜傳》:“宋元王”,未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
●卷二十六○史記通鑑兵事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未載卜式語,《王翦傳》未載客語,《荊軻傳》未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傳》未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史記。秦始皇本紀》末雲:“宣公初志潤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潤,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雲:“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徵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徵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問候者年表》書徵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徵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徵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曆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徵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讚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恤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矩定,下雲:“馬車讀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雲:“博水東北至矩定人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徵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菜,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正。《齊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爲之說,周之大王,齊之大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奮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朽》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雲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商君傳》:“以較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約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複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傳》:“雖放流,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爲淮南土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光雲范陽辯士蒯通,後雲齊人蒯通,一傳互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週昌,十七丁夏,十八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覆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雲:“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雲: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日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雲:“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蕭管。”下雲:“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止雲:“長安白亭東爲戾後園。”下雲:“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後,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Δ、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穎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食貨志》:“單穆公諫景上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雲:“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於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纜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枚乘傳》上雲:“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雲:“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後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社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徵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上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且上文固雲:“自虢令轉守槐裏。”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並刪之。
《續漢。郡國志》雲:“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採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刺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煉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苟悅漢紀苟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複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採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苟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苟紀爲長。後有善讀者,仿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於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雲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後漢書。馬援傳》上雲:“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雲:“交女子微側及女弟微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採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範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殺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裏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閥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夥屍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系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人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雲:“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往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瓊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雲:“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闢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豈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中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縣誌》:“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三國志《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孫亮太平元年,孫殺滕胤、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雲:“壹人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懶,雲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懶。”據此則當雲“自益陽至白帝也。”○作史不立表志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錶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裏、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範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嘆也。其夫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睡之,其後作者又援範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雲。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周書》皆無志。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二、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千中多一侯矣。
《續漢。郡國志》候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後紀》:“桓思竇皇後父諱武。”後父不當言諱,“諱”字衍。《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又下捲雲:“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則此“毛”字明爲衍《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史家誤承舊文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異明三年正月丁已,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已亥,晉王諱來朝。”《張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西行臺少師、隴右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玄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後傳》:“周王諱爲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同志。魏後妃傳》注:“甄後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子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字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併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
《文選》任《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採諸書,不暇詳考,一篇之中“帝”、“賊”互見。《天文志》:“虛二星,泵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家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
《顧榮傳》前雲“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雲“封謝艾爲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考廉入洛”,《周凱傳》:“若思舉秀才入洛”。《南陽王模傳》傳》:“廣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宋書《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雲:“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樑澗中出石鍾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雲:《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複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誌》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
○魏書《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繮’,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繮”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繮魏起漠北”,以漢強爲諱,故改雲代繮,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梁韋《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爲“武丘山”,《何點傳》則爲“獸丘山”。
○後周書《庚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是“溧諸”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範瞄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索隱曰:“劉氏雲:陵水即慄水也。《吳越春秋》雲:”子晉奔吳,至傈陽,逢女子獺水之上。子晉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於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於此水,今名其處爲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諸曰懶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於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伊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伊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今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倫敦亻雋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崇。”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雲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深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詞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遭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什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蕭猷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雲羽多居郡聽事,前往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
○舊唐書《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鹹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云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雲“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鄭從讜,劉鄴、張睿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煦,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遍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於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雲:“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天後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於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正月,廢居於均州,又遷於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於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於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後於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後張氏”。曰“追廢”,則張後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爲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於鳳翔。”下雲:“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飠束、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人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後傳》:“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後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稻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
《楊場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貼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琅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晨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歧靈嶽,同謀殺Г,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靈嶽,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Г。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雲大吏岐靈嶽。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雲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雲:安西節度使“馬靈”,《劉全諒傳》則雲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雲安西節度使“夫蒙靈”。《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雲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雲“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雲“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雲“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傳》附柳泌事雲:“泌系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雲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曹確傳》:“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製爲七百三十員。”《舊唐書。鄭啓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啓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啓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晉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製下。’啓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寧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缺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大宗疏》,狄仁傑《諫武後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
○宋史《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鑿悔,欲並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才數尺,旁有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祖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人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
《遼史》於灤州下雲:“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元人作《宋史》,於《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日“北兵”、“北主”。昴爲胡星,改爲“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滷”字皆改爲“敵”。至以金滷爲“金敵”。「原注」《陳惟胡栓二書不改。◎阿魯圖進宋史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宋史。富粥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御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爲文繁矣。”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餘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爲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爲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爲末帝。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元史。列傳》八卷速不臺,九卷雪不臺,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於一人之手。
宋濂《序》雲:“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衤韋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覆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衤韋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燻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於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雲縣爲雲州,松山縣爲松州。”是三年尚未升州,預書爲州者誤。《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未雲:“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熔範。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鹹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爲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雲:”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爲不告好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爲正。“
《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王元年爲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於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己爲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人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國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雲:“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通鑑》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考異》引《宣紀》雲:“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繮尚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大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輸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靈,以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製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卷二十七○漢人注經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穎湛。”注云:“穎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搓。”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搓,營軍臨隨’,則窪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後,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雲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持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む衰而環經”注云:“吊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諦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嘗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嚐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雲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屍,陳也“注云:”屍或詁爲主。此屍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後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諱由莊公始,婦人ヮ而吊始於臺駘,雲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壁,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範寧不私於《毅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協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毅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燃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適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宮師於麗,獲莒。”傳:“公子友謂莒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雲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鬥,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信十四年,季姬及增子遇子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增子不朝,遇於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雲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殺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人。“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刺胎於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立輒,則蒯不得複稱囊日世子也。稱蒯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雲’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徵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稗前缺,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註疏中引書之誤《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賅亥。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且。”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褐”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兄獻,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範武子解《毅梁傳入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遇》二父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拭《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的勞”。趙汝梅《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於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朱子注《論語》:“夏日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後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日璉,商日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採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毅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溢也。”父非溢,“溢”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人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擬姓,言擬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大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門名毅放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闢疆,則並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
○左傳注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歷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虔邑,能無篡國乎!十一年,“立桓公而討窮氏,有死者”。
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
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是亦以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己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上。宋人執鄭祭仲。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於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人於三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衆“周宣王代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誌》雲: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暇,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雲:“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於忽、子、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市於社,伐鼓於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市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曆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信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間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併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之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雲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日“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潔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
“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誌》雲:“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卯,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貌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之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解上爲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雲:“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雲:“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日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骰。”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曆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曆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曆法,應置閏月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曆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蠢於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佑,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贏,且畏逼”。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逼己。”非也。畏穆贏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瘓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必阝之師,苟伯不復從”。解曰:“苟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於楚。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雲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徵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己豫見之者。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裏”。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日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範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昭五年,“民食於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八年,“輿劈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劈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把。解曰:“曠,空也。”未當。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柞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覆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競”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盆之父獻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範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兇”。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人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定五年,“卒於房”。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阜,脫其下而爲<戶方>字,漢《仙人唐公<戶方>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盂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爲堂溪氏也,解曰:“改姓,欲以避吳禍。”非。
凡邵、陸、傅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
○考工記注《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雲:掣讀爲紛容掣參之削。”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雲:“紛溶忘記{艹削}參,猗尼從風。”字作{艹削},音蕭。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雲:迤讀爲猗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爾雅。釋詁篇》:“梏,直也。”古人以覺爲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行”,注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於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帝而廢裘,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後妾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亻什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苑扦愜,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義。
○國語注《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嶽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埋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肯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
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雲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楚辭注《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謝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喜丕>專兮鄂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傅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荀子》:“案角鹿唾隴種東籠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人蜀車騎、驟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注《淮南子。詮言訓》:“弄死於。”注云:“,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字,一人注書而前往不同若此。
○史記注《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迴繞三四幹裏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湮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遊,恐人疑揣,故載せ京辣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屍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蝨。”言虻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距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推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爲二。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賺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謙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悵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賺也”,又曰“向萬物之美而不能賺也”,又曰“不自賺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桓公夜半不賺”,又曰“膳咱之賺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謙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文帝前後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雲“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抬。注並非。
《考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日建元,二元以長星日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雲。”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社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於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人海。”謂斜曲人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鬥闢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鬥人漢地,直張掖郡”。“各以勝日駕車避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楊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
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爲高祖,非。“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已辯之。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系溢者。
《楚世家》:“武土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諡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雲;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玉。”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雲號爲武,武非溢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忙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瓜,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越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之。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餘低迴留之不能去雲。”按《玉篇,彳部》:“彳氐,除飢切。抵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抵徊”,省爲“低迴”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徘”。
《絛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
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雲“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言苟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苟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行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殯傳》:“重射。”渭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搗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扌益其骯”之骯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系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樗裏子傳》:“今伐蒲人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魏“。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苟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泛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溢爲靖郭君。”以號爲諡,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後”,與此同,王褒賦“幸得溢爲洞蕭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衤遂。”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強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雲:“斡,蠡柄也。從鬥,朝聲。楊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烏括切。”按朝字,古案切。《說文》既雲朝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雲:“《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雲:“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雲:“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雲:“維焉系?”此義與斡同,字即爲“”。故知斡、管二者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漢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屍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家》:“燔燒置亭。”《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即“禹禹”字。
《盧縮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後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閻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後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當時之薄俗可知矣。
《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爲選,未盡。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後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禿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驟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脈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屍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屍而逃也。謂屍能自飛去,怪矣!
《遊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以其遍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系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週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者非。
○漢書注《漢書敘例》,顏師古撰。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雲:“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跡,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改“義”爲“儀”,謂若今團貌,非。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徵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好人也,非逾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並口算雜徵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侍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缺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幸瓜>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幸瓜>即‘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幸瓜>侯國”,師古曰:“<幸瓜>即‘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幸瓜>訁聶侯酐”者,師古曰:“釩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訁聶”,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祝志》:“霸產豐澇,徑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伺。”《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雲:“營近長水,因名。”《水經》雲:“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人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雲”坐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復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晉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並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十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向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
《律曆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讀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贏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過禮。”《大戴禮》:“贏醜以。”皆是“瘠”字。則此瘠乃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課得毅皆多其旁田,畝一斜以上。”蓋懦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徐,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雲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佈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覆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把志》:“文公獲若石,雲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雲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後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雞皆鳴。”師古日/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苟悅雲:”諱雉之字日野雞。“夫諱”恆“日常,諱”啓“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恆與啓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雲”有雉登鼎耳ず“,其下文雲”公孫卿言,見仙人跡喉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奇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伊、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劃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用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雲“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持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即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日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餌節徘徊。”注“郭璞曰:”洱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乃詔強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己立爲王故也,雲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誇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遊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於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於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位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即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雲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人家中。”即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雲: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C030]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楊渾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梅福傳》贊:“殷鑑不遠,夏後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的曰:“讎,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曆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於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於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
《於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髮掘,爲動吾家。”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家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家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祖,年其逮。於昔君子,庶顯於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於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愛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鄂名賊樑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莊誤以爲《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楊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嘲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癬也。《顏氏家訓》雲:“《毅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有姜仲嶽,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淨。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皆亦次之。
《遊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的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邵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暌》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僨之君。”憤如《左傳》:“張脈僨興”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慾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モ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非也。《西域傳》:“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徑更名錄之耳。
故印己壞,乃雲“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自之。”“史”當作“使”。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後聞之。
“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雲“亡漢將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人,故曰禁中。”孝元皇後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
“雕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退王氏,非。
○後漢書注《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鶩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家法”是也。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鄧、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逾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註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卿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大守趙興嘆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
《郎ダ傳》:“思過念咎,務消只悔。”注:“只,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無只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只二字通用。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
《賈逞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雲:“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於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污天下。”收污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穎川堂溪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溪典。”注:“堂溪,姓也。”此文衍一“趙”字。
○文選注阮嗣宗《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後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亻亻予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亻亻予,”《敘傳》:“班亻亻予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亻亻予,而趙飛燕爲皇後。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受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西溪從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雲:“高後時,齊人田生遊乏資,以書幹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後立澤爲琅邪王。’晉的曰:《楚漢春秋》雲:”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雲:”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雲:”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遊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用,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李大自《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仰。”《胡無人篇》:“太白人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自與月並,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
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雲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頃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大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符堅載記》:“古月之未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懺文,豈可以人詩乎?“蒿砧今何在,山上覆有山”,古詩固有之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滷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井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幹部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唐書》言:“磧以北著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贏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護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皋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即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牡子美詩注《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於鞍,齊侯自餘夫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爐”,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在此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耳。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驟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臨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閒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朔方健幾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犭斤々國多狗。”《韓非子。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人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已,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治孔中丞矣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嘆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人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邑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株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棲,”蓋欲效古人敝車贏馬之意。《後漢書。陳著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並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棲言車小也。餘聞之張錦衣紀雲。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於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跡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善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王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則盟誓之文詔敕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人貢。此國曆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而此詩以爲白額,悅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果之傳》:“果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雲:”畫師閻立本!‘“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已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吊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撩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
《佐還山偎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微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襄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庚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人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諱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間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庚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信公十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綿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鬥訟兵陳。”
“耆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聽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贊》:“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徵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慄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烏,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飢,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祕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陵。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即令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洲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命張守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外爲都督,”岑參《爲字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鄭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幷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爐。”揚雄《解難》:“陶冶大爐。”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閱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篇》,“稗”、“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渾傳》:渾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未,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善,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調春草,王孫若個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字當從月,甫父名閒,自不須諱此字。《說文》:“,隙也。”暇之“”本從隙生義,只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韓文公《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浣。”是用《詩。柏舟》:“如匪浣衣”。《秋懷詩》:“慼慼抱虛警。”是用陸士衡《嘆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雞子者,每人令出二雞子也。胡氏未注。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注:“延廣,史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鄭人延岑”注:“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雲:“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扳之敗。其雲”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雲:”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注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忙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遊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後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贏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贏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己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舵工,應弦而倒。船上鹹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舵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大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胸、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雲:”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撅山,東流入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敕蠕蠕主阿那襄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關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溼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雲“因言軌捋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字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雲:“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從木。
武後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後。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後父士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回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回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回波詞》體也。今《通鑑》作”回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新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歧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後。”注曰:“自爲歧王,而妻稱皇後。妻之貴,逾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後”乃“王後”之誤。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人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即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卷二十八○拜稽首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日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泊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於長樗,公稽首。知武於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卜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札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贏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穎;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今表文皆雲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未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徐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筐,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札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椒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
《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後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
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邪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燕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俯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史記。範唯傳》言:“秦王踢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後前,大後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北人以上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
《左傳》:“宋寺人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カ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偏火以取暖。“此即今之上炕也,但作”坑“字。
《水經注》:“士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暨,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暴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餘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檐如詹。閻憲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廉夫以方中見太祖,問其制,對曰:”四方平定中。‘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中見。“《太康縣誌》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雲邊鼓帽。弘治問,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衤闌。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週迴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誌》曰:“萬曆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啓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曆初,庶民穿卷ヒ,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至近日,而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中,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系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曆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1234],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衩衣《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上,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衩,楚懈反。《廣雅》:“梢衤吉衽謂之衤貴衩,一曰衤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衩。”又曰:“裙衩芙蓉小。”
○對襟衣《大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對襟衣也。《戒庵漫筆》雲:“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衤。”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絞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制。○左衽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雲:”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程史》雲:”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釋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斡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社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
○行┮《詩》:“邪幅在下。”箋雲:“邪幅,如今行滕也。逼束其勝,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注同。亦作“Τ”。《禮記》:“Τ屢著綦。”《釋名》:“Τ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贏┮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Г。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好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釘鞋,更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襪,既解襪,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而不襪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遊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人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間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採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寺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雲“寺人孟子”,《易》之“閽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
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
○省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日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云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日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當稱省。
○官受杖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椽屬公事往往加杖。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苟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珍、幷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揚得一糠一批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公曹詩》雲:”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管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係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即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傳》:“爲司徒左西屬。檬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往罰,一日並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囊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件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慚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雲:”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憧斡杖不得出十,”《梁書。江傳》:“弟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憧斡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斡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斡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斡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未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撾撻朝士。
○押字《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家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跡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捶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蹟。“《北史》:”斜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入厙狄幹不知書,署名爲’幹‘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慾飛。“《唐書》:董昌潛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於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鬥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並雲: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微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人,帝方食粟,優人云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己見於三國時矣。
○邸報《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人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依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
○酒禁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浩》:“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於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並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賓阝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佔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妻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誌》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於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遊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瓶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交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徐尚書石腆有云:“傳曰:”水懦弱,民押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夭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菸酒興焉,則真變而爲人矣。○賭博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問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凡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籲!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己阝侯黃遂、樊侯蔡闢方,並坐搏扌,免爲城旦。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扌,意錢之屬也。”
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間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樸,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宗未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頁子揭格之戲。”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爲小哥等所殺。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二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自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憚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幹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於,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幹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
○納女漢工商爲丞相,皇太後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溢日戾侯。援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溢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溢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後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宋路太後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大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後,太後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玉女棄歸《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採,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爲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禮制其臣下也。○罷官不許到京師《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見朝。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此漢人這成法,所以防夤緣,清輦轂之意深矣。《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通事不敢引對,留於閣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卷二十九○騎《詩》雲:“古公直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雲:“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滷,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代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
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ㄞ,會師於臨品。祁奚乘ㄞ而見範宣子。楚子以ㄞ至於羅。子木使ㄞ謁諸王,楚人謂遊吉曰:“吾將使ㄞ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ㄞ,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ㄞ而自追晏子,及之國效。”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註疏家未之及也。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速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概乘馬矣。“
○騾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非人家所常畜也。《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餘、是爲獻。”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是。”鄒陽上樑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是。”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餘橐駝,蛩蛩單奚,是驢騾。”王褒《憧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吊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奔亡兮騰駕橐駝。”劉向《九嘆》:“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騾以馳逐。”楊雄《反離騷》:“騁譁騾以曲<喜>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騾驢駱駝,銜尾入塞;脾奚原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數亻辰,驅騾驢,馭宛馬,鞭是。”《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騾。”《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駝、驢騾、是、餘、單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乇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魏明帝遣司馬懿徵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返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缶瓦>渡軍《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缶瓦>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缶瓦>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喻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勾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溯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徑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人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於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於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海運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爲恆制也。《舊唐書。宋慶禮傳》:張九齡駁諡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跡,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舊唐書。懿宗紀》:鹹通三年,南蠻陷交恥,徵諸道兵赴嶺南。時湘、淳溯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溯流運浪,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臻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掃政是之,以石爲鹽鐵巡官,往所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燒荒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蛐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芮,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御滷莫善於燒荒,蓋滷之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來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滷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滷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臣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呈亦請每年九月,盡敕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備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了。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剿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後漢書。朱亻雋傳》:“交恥賊反,拜亻雋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亻雋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少林僧兵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催《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場、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於釐西揚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於東都進奏院。乘洛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嶽山棚,盡擒之。《宋史》:範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巡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洛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憎月空受都督萬表檄,御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捍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真寶,與其徒習武事于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佑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
○毛葫蘆兵《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朵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冠,用白{艹刀}子兵破之。”白{艹刀}子者,即今之民壯也。
○方音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彥,夫子病之;鴻舌之人,盂於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東,見王於猷兄弟還,人間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鳥,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忄音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則學徒不至;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郵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量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是則惟君於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雲:“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
○國語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以解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創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灘,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楚之淋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事,福即以著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氵重,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裏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竟於無等,財賄溢於靡用,驕淫矜侉,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徘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大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
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佔。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兵威所加,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並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好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尼系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餘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萬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麥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徙戎武後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觀中國形勢,其後競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微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矢,則距邊長而微質短。殷鑑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鹹以戎翟人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癢序,高步璺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雲:“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彎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井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調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繒彩麴櫱,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饋之,赤子卒至於飢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住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飢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窺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蕾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鑑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御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哀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敕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翰林院侍講劉定之並言:“宜設法遷徙,伸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徵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佈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而天順初,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
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雲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候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拓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黥布別將於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上,牧野之師有庸、蜀、羌、茅、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於ゾ,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吐蕃回紇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即今之土蕃是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盧地,在敦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絕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克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鬥,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善於江左矣。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金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爲事官於大同立功。
其後文教涵儒,戎心漸革,而蠻貂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桑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鐵,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B13N]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
王忠文偉集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ウ,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玄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諸夷駒麗、扶余、千、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千,千即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日辰韓,三日弁辰。”《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貊接。並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內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言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佔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上三韓之地。《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破高句驪、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後魏陽固《演賾賦》:”睹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犭嚴狁,沃沮之屬。“此其佔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誤。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棄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啓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今之佛經皆題雲“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裏,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於陀利韓文公《廣州記》有“幹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幹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周弘正傳》:“有罪應流徙,敕以賜幹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幹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方物。”爲“斤”,疑誤。
●卷三十○天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寶曆祥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日食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佔有舒疾緩急。餘所見崇幀之世十七年而八食。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
然大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迸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
○月食日食,月掩日也;月食,地掩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俺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沖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ウ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ウ虛,而致紛紛之說。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沉,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雲見地不見日乎?”答曰:“於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心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歲星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兇。荷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兇。”《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五星聚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恆將伯,五星聚箕。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淳熙十二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佔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雲。
四星之聚,佔家不以爲吉。驗之前代:於張,光武帝漢;於牛、女,中宗紹晉;於觜、參,神武王齊;於危,文宣代魏;於東並,肅宗復唐;於張,高祖王周,皆爲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於箕尾,欲立劉虞爲帝。唐鹹通十年,熒惑、填星、大白、辰星會於畢、昂,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鬥,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於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於鬥,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佔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佔》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佔。”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人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人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於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荊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昂,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黃河清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幀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闌入宮禁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徵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於帶劍人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於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橋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裏男於王褒,衣繹衣,小冠,帶劍,人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人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小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官禁,落屋喧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成帝鹹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斗門,上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佔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即伏誅,並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人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人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玄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後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閽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長慶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闌人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光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並書之,以爲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已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人,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周禮》閽人職雲:“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
○詐稱太子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棒者,詐稱越王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弘光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尚有疑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況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衆口喧騰,卒難遍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低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膝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昔人言朔漠諸國唯佔於昂北,亦不盡然。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大白入東井而苻生弒,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人南鬥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篤星曆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大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微也。”晉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佔雲: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鬥,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雲:“熒惑人南鬥,天子下殿走。”乃既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內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兇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妖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上莽所殺。卜者上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來之。國帥公劉秀女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上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曆,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並害彭城王。郭﹁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火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佔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大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未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並以伏誅。是數子者之佔,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佔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戳,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又曰:“星事兇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礁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遊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即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速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雲:“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脈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
○圖讖《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系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或。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大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後。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
○孔子閉房記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爲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雲:“隋楊,姓也;幹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百刻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爲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朱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佔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摯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民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工。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大監奏《漏刻經》雲:”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除二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雨水《禮記。月令》:“仲存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廉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曆志》雲:“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欲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己有此說。而蔡邕《月令問答》雲:“間者曰:”既個川《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記疏誤也。今二月間尚有雨雪,唯南方地暖,有正月雨水者。
《左傳。恆五年》:“後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
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
○五行《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幹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歷家承用之。
○建除建除之名,自鬥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雲:“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已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醜爲團。”《漢書。王莽傳》:“十一月,王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
解縉封事言:“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二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醜寅,辰巳、未申、戊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蹄通之維。”“鬥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醜,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豐之維,則春分盡,故日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已,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西中繩,故日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蹄通之維,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毫人謬忌奏詞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大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罈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良宮,自此而離官,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佔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異明元年,大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兗、在楊。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青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告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大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詞於東南郊而把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詞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渭之中太一。”
《宋史。劉黻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侮者也。“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
《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雲: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寂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只,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書。張融傳》:“攝詞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人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令只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只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已,詔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雲:“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廚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並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往,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詞,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隻月同。
○古今神祠《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雲野雞夜ず。”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詞。《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並無其廟,《宋書。元兇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嫁於宮內,啓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鐘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鋮,蘇侯爲膘騎將軍。“《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部督中外諸軍事鐘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都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土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云如傘,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官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鐘山把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雲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大守到郡,必須把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崇。“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遍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地爲代謝合乎?應助言:平帝時,天地大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聞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廣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寧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苟犖弗禱;楚昭上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雖小德,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沉湘之間並祀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礻幾“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讀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製,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迸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晉許榮上疏言:“臣間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佈施之道也。”《洛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雲:“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宮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人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法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願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泰山治鬼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週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雲:“古者庶人,魚寂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雲:”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裏,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雲:“齊度遊四方,各系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雲:“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徵,”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雲:“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雲:“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剎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誦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雋斬冉閡於龍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雋遣使祠之,溢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卷三十一○河東山西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
○陝西《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大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肅宗紀》:“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義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亻垂充陝西節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
晉時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實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肜《應詔詩》:”二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荊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放稱荊州爲陝西也。“考之於史,桓衝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衝,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瘦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毅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ダ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勳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爲陝東伯。
唐太宗爲秦王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
○山東河內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併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
○吳會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謂:”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孫賁傳》雲:“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雲:”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雲:“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
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掃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爲鄭衝勸晉王箋曰:“朝服濟江,掃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勖《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既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錶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謂高瞻曰:“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蓋漢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云爾。
若《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江西廣東廣西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歷陽、廬江、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本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郗鑑傳》:“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日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廣甫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
○史記富川國薛縣之誤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雲:”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誌》雲:”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川者誤耳。
《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雲:“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爲盂嘗君食邑。”《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家。”《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家,結石爲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淄川縣誌》據《公孫弘傳》之誤文,而以爲孟嘗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爲悼惠王家園在齊,乃割臨淄東圜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川。”足明川在臨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西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曾子甫武城人《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雲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遊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創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雲:魯人攻費阝,曾子辭於費阝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人吾舍。《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於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代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續漢志》雲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以見南城之即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雲:”高阝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于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固,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漢書二燕王傳《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今之殺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雲:“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上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徐樂傳《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雲:“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裏。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爲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漢書》:“代郡靈丘。”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而孟子謂氐{圭黽}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爲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
○三輔黃圖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中宮室臺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官;昭臺宮、大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併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誌》、《太平寰宇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略摘數事以資後人之改定雲。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們縣地。”今考兩漢書,井無臨氵句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雲:“武德二年,置臨氵句縣。貞觀元年,省臨氵句。”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雲:“開元四年,祈路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氵句,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徵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曰:”彼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烙所襲,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統志》雲:”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山。昔燕。趙伏兵於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曰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並《晉書》而未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把宋楊業。”按《宋史,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者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人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徑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證,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來副之。以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亻先、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連拔雲,應,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亻先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亻先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美即與亻先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已,亻先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柑膺大勵,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大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誌》:”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一統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兩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於皇後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諡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投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日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諡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義臍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上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義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似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裏。《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爲之,何至於此?爲人太息。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雲:“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候。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把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後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阻”字絕爲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丘之書,真可爲千載笑端矣。
○交恥《大學衍義補》曰:“交恥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並。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爲黎季所篡。季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大且}.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大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訴其實。季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伏兵殺之,並及使者。事聞,太宗遍告於天地神只,聲罪致討,遣徵夷將軍未能等徵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鹹稱季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麼麼個醜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鳴呼!自秦並百粵、交趾之地己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己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蠻夷之域,而爲誅亻離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恥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諡議,以”復交恥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寇於數萬裏之外“爲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嗟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六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寧、遼東諸郡縣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爲有體。
○薊《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茶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溼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威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過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此即《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雲:“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雲:“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按此以薊、燕爲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爲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並薊居之。”其說爲長。
○廈謙澤《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北趨龍城魏石河,興引兵追及之於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徑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雲:“鮑丘水又東與氵句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徑水莊嶺,過密去,合道人溪,幹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人氵句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徑其下,而氵句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人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雲:”氵水又東南徑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
《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無終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氵更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徑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於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公四年》:“無終於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漢書。樊哈傳》:“擊陳稀,破得綦毋,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裏,豈無終之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於右北平與?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埋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玉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駭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後爲馮跋所滅。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揚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日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並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畋於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雲:“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徑石城縣故城南,北屈徑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北人廣成縣東。”廣成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雲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雲:“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榆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後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雲:“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榆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下雲:“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範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張茂昭傳》:“承宗以騎二萬逾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戰,大破之。”《沙陀傳》:“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鬥,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範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江乘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大《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採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雲:“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亙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亙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於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辯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氵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磷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惲集》乃雲:”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即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
○梟磯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梟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荊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慾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孫夫人自荊州復歸於權,而後不知所終,梟磯之傳殆妄。
○胥門《史記》:“吳王既殺子晉,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雲: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雲:“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曰:“按《吳越春秋》:吳工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爲“姑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見糜鹿遊姑蘇之臺”。古“胥”、“蘇”二字多通用。
○潮信白樂天詩:“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夜子。以後半月復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而滅虢、滅焦,則跨大河之南。
不惠公敗韓之倏,秦證河東,則內及解梁。狄取狐廚,涉汾,而晉境稍蹩,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於附,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廣三行御狄,裂公敗狄於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絆樸戍之謀。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洛陰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盂爲祁氏之邑,晉陽爲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並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爲然也。
○綿上《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綿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經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介休縣有介山,有綿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太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於綿上,以治兵,使士モ將中軍,讓幹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麼人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灑於綿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介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公有綿山,俗謂之小綿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後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楊雄傳》:”其三月,將祭後土,上乃師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陡西嶽,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己有二說矣。
○箕《左傳。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於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誌》:“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於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晉都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於新田;在今曲沃縣,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跡也。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爲下國。然其宗廟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於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是入曲沃而朝於廟。二月乙酉朔,即位於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於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爲奕氏之邑。而欒盈之人絳,範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爲。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晉有二暇。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人瑕。“解以河曲爲河東蒲坂縣南,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酈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爲胡,又改爲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爲閿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於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誤矣。
《信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焦瑕,蓋是其二。《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瑕嘉即詹嘉,以邑爲氏。《僖公十五年》:“暇呂飴甥。”當亦同此,而解以瑕呂爲姓,恐非。
○九原《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水經注》以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即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傅會之爾。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陽《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苟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人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系}城。”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系}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苟吳伐鮮虞,圍鼓。”杜雲:“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矩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低水東經肥{系}縣之故城南,又東經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屬之齊,豈得越太行而有樂平乎?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籲。成公十一年,伐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滷;而大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平狄之難如此。
○太原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週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後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閎壯可見。自齊神武創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大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創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縣爲新幷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幷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放三交,而榆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遺文舊績,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幷州長史。先是幷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即《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如長安東,中,西三渭橋,昔爲方軌,而今則咸陽縣每至冬月,乃設一版河陽驛,杜預所立浮橋,其遺蹟亦復泯然。蒲津鐵牛,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雲:”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及,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爲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陳稀反。十一年,破,立於恆爲代王,都晉陽。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雲:”都中都。“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又立於武爲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遙縣矣。又按衛綰,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放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裏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爲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
○杏壇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入莊子曰:“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侍水波定,不聞音,而後敢乘。”司馬彪雲:“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史記。齊大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誇之耳。
索隱曰:“《說文》:”餘阝,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雲:”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於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鄰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向《春秋。隱二年》:“宮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宮及郯。宮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C051]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社氏注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並於宮,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承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況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
《齊乘》以爲今沂州之向城鎮,近之矣。
○小《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左氏傳》曰:“爲管仲也。”蓋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而又見《信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勤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也,此聽城者小也。《春秋》有言,小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帥伐齊,取。”《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四書“”而一書“小”,別於也。範寧:“小,魯地。”然則城小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管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於城,即此魯之小。而注引《皇覽》,以爲東郡之城,與留候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髮微》曰:“曲阜西北有小城。”
○泰山立石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雲:“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雲:“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續漢書。祭把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雲:“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贏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社首《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禪社首。”今高裏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雲即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於此?意者封於高,欲其近天;禪於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於將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勞民力邪?○濟南都尉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菠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奸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於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日鄒平,三曰臺,四日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併爲侯國。《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日梁鄒,其八日鄒平。而《安帝紀》雲:“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字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渭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漢書。邱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
而《齊乘》乃雲:“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人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傳曰:“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注《史記》,皆雲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雲:“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誌》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人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又按《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雲: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濰水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從“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
《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並從“鳥隹”之“隹”則一爾。徑人誤讀爲“淮沂其”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塗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出餘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於塗中。”《孝武紀》:“遣徵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塗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於塗中。”並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塗水”是也。古“滁”省作“塗”,與“濰”省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勞山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真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雲:“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
《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字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彎,侯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並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先生《勞山圖志序》略曰: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峯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鬥入海處,南勞而北盛,貝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挽而後上也。五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亻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之曰勞山,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遊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止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誇詐。自大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不過欲時君擁,辯士詘服,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
○楚丘《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夫濟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爲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於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潛”,廬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於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爲一地爾。
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毫之命”者也。《詩》:“望楚於堂,景山與京。”則不在此也。
○東漢陳留郡有東。《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師古曰:“緡音。”《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屬山陽者,音。《括地誌》雲:“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海碑》辭曰:“使河堤謁者山陽東司馬登。”是以“緡”爲“”,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長蘇勝。”則陳留之東也。
○長城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殲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拒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盛弘之雲:葉東界有故城始縣,東至氵親水,達Г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六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後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漸土}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桃,至遼東,萬餘裏。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秦並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往,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裏。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
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護嶺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雲:“羨以北滷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逾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卷三十二○而《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
《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記。賈生傳》:“化變而嬗。”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炫而曰:不可。”又曰:“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ポ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雲《禮》雲。“又曰:”安如易,樂而湛。“又曰:”不賞不罰,如民鹹盡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鬱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拊,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奸。“《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傳。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說文》:”需從雨,而聲。“蓋即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
《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雲:“‘而’音‘若’。”《儀禮。鄉餘酒禮》:“公如大夫入”注:“‘如’讀爲‘若’。”
○奈何“奈何”二字,始於《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左傳》:“河魚腹疾,奈何。”《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楚辭。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九辯》:”君不知兮可奈何!“此”奈何“二字之祖。《左傳》華元之歌曰:”牛則有皮,犀尚多,棄甲則那!“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又《書》:”如五器“,鄭康成讀”如“爲乃個反。《論語》:”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亦與”奈“同。
六朝人多書“奈”爲“那”。《三國志》註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奈“爲”無那“。
○語急《公羊傳。隱元年》:“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此不必齊人語。《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魚曰:”若受重傷,則如勿傷。受其二毛,則如服焉。‘“《成二年》:”衛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受司馬,則如亡。’”《定五年》:“楚於西曰:”不能如辭。‘“《八年》:”衛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漢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左傳》正義曰:”古人語然,猶’不敢‘之言’敢‘也。“
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詩》:“亦不夷懌。”“悸”下省一“乎”字。《書》:“弗慎厥德,雖侮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上省一“豈”字。“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豈”字。《禮記》:“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言‘如’矣,齊人語也。”○歲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魄曰:”我二十五年矣。“”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史記》:“蓋大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爲歲。《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月半今人謂十五爲月半,蓋古經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晉溫嶠與陶侃書:“克後月半大舉。”然亦有以上下弦爲月半者。劉熙《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比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是則所謂月半者弦也,《禮經》之所謂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體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數而言之也。
○巳吳才老《韻補》:“古‘已午’之‘巳’亦謂如‘已矣’之‘已’。”《漢律。歷志》:“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愚按古人讀“巳”爲“矣”之證不止此。《淮南子》:“鬥指巳,巳則生,已定也。”《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象形。”《釋名》:“巳,已也。陽氣畢布已也。”《詩》:“似續姒祖。”箋雲:“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姒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五經文字》:“起從長巳之巳。”《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詩。江有汜》亦讀爲“矣”,《釋名》:“水決復人爲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矣’,《說文》:“祭無已也。從示,巳聲。”《公羊傳》何休注:“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讀爲士音。宋毛晃曰:“陽氣升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也,象陽氣既極回覆之形。”故又爲“終巳”之義。今俗以有鉤爲“終已”之“已”,無鉤爲“辰巳”之“巳”,是未知字義也。季春三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拔除不祥。古人謂病癒爲已亦此意也。
“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1234],象蛇形。隸書則混而相類,止以直筆上缺爲已,上滿爲巳。
○裏《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裏。”今以三百六十步爲裏,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毅梁傳》:“鞍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歧周,相去千有餘裏。”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自今琅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是則荀子所謂“日中而趨百里者”,不過六十餘里,而千里之馬亦日馳五六百里耳。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殆未然。○仞《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從人,刃聲。”《書》:“爲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雲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切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雲“八尺日仞”,與孔義同。鄭玄雲“七尺曰仞”,與孔義異。《論語》:“夫於之牆數仞”注:“包雲七尺。”《孟子》:“掘井九軔。”注“八尺”。朱子乃兩從之。當以八尺爲是。若《小爾雅》雲“四尺”,《漢書》應劭注云“五尺六寸”,則益非矣。
○不淑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艹推}》:“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雲如之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呼!不淑!?是也。
○不弔古人言不弔者,猶曰不仁。《左傳。成十三年》:“穆爲不弔。”《襄十三年》:“君子以吳爲不弔。”《十四年》:“有君不弔。”《昭七年》:“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二十六年》:“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弔”及《詩》之“不弔昊天”,“不弔不祥”,《書》之“弗吊,天降喪於殷”,則以爲哀閔之辭,杜氏注皆以爲“不相吊恤”;而於“羣不弔之人”則曰:“吊,至也。”於義不通。惟《成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乃當謂大國無恤鄰之義耳。
○亡亡有三義。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於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詩》:“予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漢書。袁盎傳》:“不以在亡爲辭。”
○乾沒《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隊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魏書。宋維傳》:“維見寵勢日隆,便至乾沒。”《北史。王劭傳》贊:“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晉《鼙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抱朴子》:“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
乾沒大抵是徼倖取利之意。《史記。春申君傳》:“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即此意。
○脣《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故老子謂楊朱曰:“大白若辱。”
○奸《廣韻》:“奸,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奸。”今本誤“奸”作“奸”,非也,奸音幹,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曰:“子父不奸之謂禮。”一傳之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奸,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奸”,其爲兩字審矣。又奸字亦可訓爲“幹祿”之幹,《漢書,荊燕吳傳》:“齊人田生以畫奸澤。”《史記》作“幹”,然則“奸”但與“幹”通用,而不可以爲“奸”也。後人於案牘文移中以“奸”字畫多,省作“奸”字,此如“繁”之爲“煩”,“衝”之爲“衝”,“‘驛”之爲“ㄞ”,“臺”之爲“臺”,皆借用之字。
○訛“訛”字古作“訁爲”,“僞”字古亦音訛。《詩。小雅》:“民之訛言。”箋雲:“僞也,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爾雅》注:“世以妖言爲訛,”《太平御覽》引武王之《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言:“京師奸宄叢集,遊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訛頭者。請將巡城改爲中差,一年一代。”
○誰何《詩》:“室人交遍摧我。”《韓詩》作“訁崔”,《玉篇》作“{誰工}”,丁回切。謫也。《六韜》:“令我壘土,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誰”、“訁崔”同,“何”,“呵”同。《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雲姓名是誰何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楊雄《衛尉箴》:“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就者不誰。”
《史記。衛綰傳》:“歲餘,不譙呵綰。”《漢書》作“不孰何綰”,難曉,疑“譙”訛爲“誰”,“誰”又轉爲“孰”也。
《周禮。射人》:“不敬者苛罰之。”注:“苛謂詰問之。”按此“苛”亦“呵”字。
○信《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爲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雲:“輒付往信。”《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母丘儉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以便人爲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爲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出《爾雅》:“男子謂姊妹之於爲出。”《傳》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
《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又:“桓公之亂,蔡人慾立其出。”《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昭四年》:“徐子,吳出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接,晉出也。”“ㄑ且,齊出也。”《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漢書。五行志》:“王子晁,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爲“舅出”矣。
○鰥寡鰥者,無妻之稱。但有妻而於役者,則亦可謂之鰥。《詩》:“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讀爲“鰥”是也。寡者,無夫之稱。但有夫而獨守者,則亦可謂之寡。《越絕書》:“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陳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鮑照《行路難》:“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是此義。
婦人以夫亡爲寡,夫亦以婦亡爲寡。《左傳。襄二十六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小爾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焦氏易林》:“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
○丁中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天宗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曰:“比者成童之歲,即掛輕徭;既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宜以十八已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發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舉丁、中可以該黃、小矣。《遼史。耶律學古傳》:“多張旗幟,雜丁黃,爲疑兵。”蓋中小皆雜用之,而史文代以“黃”字,黃者,四歲以下,何可雜之兵間邪?
○阿《隸釋。漢ゾ坑碑》陰雲: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稱衡遊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雲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三國志。呂蒙傳》注:“魯肅柑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皆是其小時之稱也。婦人以阿挈姓,則隋獨孤後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後爲阿武。韋後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啓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亦可爲不定何人之辭,《古詩》:“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國志。龐統傳》:“先主謂曰:”曏者之論,阿誰爲失?‘“《晉書。沈充傳》:”敦作色曰:“小人阿誰?’”是也。阿者,助語之辭,古人以爲慢應聲,《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今南人讀爲人聲,非。
○幺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幺”是也。《爾雅》:“幺,幼。”注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故後人有“幺<麻骨>”之稱,《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幺”,亦取此義。《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大錢。貝貨五品: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書。律曆志》:“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蔑。其有不成秒曰磨,不成蔑曰麼。”班彪《王命論》:“幺<麻骨>尚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幺。”晉陸機《文賦》:“猶弦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郭璞《螢火贊》:“熠熠宵行,蟲之微幺。”盧諶《蟋蟀賦》:“享神氣之幺[B091],”“並用此字。《唐書。揚炎傳》:”盧杞貌幺陋。“《宋史。岳飛傳》:”楊幺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幺,故曰楊幺。“俗作”麼“,非。
○元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
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問:“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衡爲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爲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
○寫寫,《說文》曰:“置物也。”《詩》:“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周禮。稻人》:“以澮寫水。”《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於房。”《禮記。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新序》:”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周髀經》:”笠以寫天。“《上林賦》:”布寫。“《漢書。賈捐之傳》:”淮南王盜寫虎符。“今人以書爲寫,蓋以此本傳於彼本,猶之以此器傳於彼器也。始自《特牲饋食禮》:”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漢書。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河問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路溫舒傳》:”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霍光傳》:”山又坐寫祕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淮南子。說山訓》:”竊簡而寫法律。“孔安國《尚書序》:”更以竹簡寫之。“至後漢而有圖寫、繕寫之稱,傳之至今矣。
今人謂馬去鞍曰寫,貨物去舟車亦曰寫,與“器之溉者不寫”義同。《後漢書。皇甫規傳》:“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晉書。潘岳傳》:“發寫鞍,皆有所憩。”《說文》作“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寫書”之“寫”。○行李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裏橋甫阝閣頌》:”行理諮嗟。“
至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言:”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豈其不敢稱鹵簿,而別爲是名邪?○耗今人以音問爲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後記》:“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量移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後土於隹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卻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雲:“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誤矣。○罘ぜ“罘ぜ”字雖從網,其實屏也。《漢書。文帝紀》:“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ぜ災。”師古曰:“罘ぜ,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ぜ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ぜ,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ぜ,復思也。漢西京罘ぜ,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廣雅》:“罘ぜ患謂之屏。”《越絕書》:“巫門外罘ぜ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魚豢《魏略》:“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ぜ。”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ぜ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甚。而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鹽鐵論》:“詞堂屏閣,垣闕罘ぜ,”《董賢傳》:“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ぜ甚盛,”《王莽傳》:“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ぜ,曰:”毋使民復思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宮內殿罘ぜ自壞。“
《西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ぜ,誤也。《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亦引《廣雅》及劉熙《釋名》爲證。作書者段成式,蓋唐時有呼護雀網爲罘ぜ之目。故史言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罘ぜ,疾趨北出;而溫庭筠亦有”罘晝卷,閶闔夜開“之句矣。
罘ぜ字有作“桴思”者,《禮記。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記》注,並見上,有作”罘ぜ“者,《博雅》:”罘ぜ謂之屏。“有作”復思“者,《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又云:”譙城南有曹嵩冢,家北有廟堂,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覆思已碎。“有作”覆思“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兮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爲之傾倒也,若榱護雀網亦不足大也。陳氏《禮書》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面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寧而立,寧在門屏之間也,路門之屏也。《國語》曰:“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場屋場屋者,於廣場之中而爲屋,不必皆開科試士之地也。《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故戲場亦謂之場屋。唐元微之《連昌宮辭》:“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豆《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五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姚宏注曰:“《史記》作‘飯寂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農所著。《越絕書》:“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貢所作。《漢書。楊渾傳》:“種一頃豆,落而爲萁。”○陘今“井陘”之陘,古書有作“釒開”者,《穆天子傳》:“至於釒開山之下”是也,有作“研”者,《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聞”是也。有作“岍”者,《晉書。石勒載記》:“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岍”者,《晉書。胡奮傳》:“頓軍北”是也。有作“”者,揚子《法言》:“山之溪”是也。有作“徑”者,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貫越代朔,以臨北庭”是也。
○豸《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當作“豸”,古止、豸通用。《左傳。宣十六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關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賈誼《新書》:“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魯連子》:”譬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能。關非益加重,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皆謂拒門之木。後人因之,遂謂門爲關也。
《史記》謂拒門之木爲關。《漢書。楊渾傳》:“有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唐書。李訓傳》:“閽者欲扃鎖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宙《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覽冥訓》:“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宙,棟樑也。”似合。“宙”字從宀,本是宮室之象,後人借爲往古來今之號耳。
○石炭今人謂石炭爲墨。按《水經注》:“冰井臺並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粗爾。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爲平,故呼墨爲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韻會》:“煤,炱灰集屋者。”《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素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曏者煤室人攫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高誘曰:”煤室,煙塵之煤也。“《素問》:”黑如炱者死。“注:”炱謂炱煤也。“唐張祜詩:”古牆丹ぬ盡,深棟墨煤生。“李商隱詩:”敵國軍營漂木[A081],前朝神廟鎖煙煤。“溫庭筠詩:”煙煤朝奠處,風雨夜歸時。“是煤乃樑上煙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銑《彰德志》作”悔“,”按《玉篇》、《廣韻》並無“每”字。
○終葵《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雲唐時人能捕鬼者,玄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段鍾葵,於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有王武俊將張鍾葵,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厄而起其鬥。不知奎爲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
以文而祀,乃不於奎而於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遊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鬥之所用盛而構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雲魁。《說文》:“魁,羹鬥也。”趙宦光曰:“鬥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胤徵》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或曰:裏有裏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
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左傳》有阝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桑梓《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樣,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雲:”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睹舊裏焉。‘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雲:“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雲:”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以後魏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晉左思《魏都賦》:”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贈弟士龍詩》:”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丘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百年歌》:”辭官致祿歸桑梓。‘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祁祁大邦,惟桑與梓。’《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垂覆豈他鄉,回光臨桑梓。‘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彷彿眼中人。‘閻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謝靈運《孝感賦》:”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會吟行》:“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何承天《饒歌》:”願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辨命論》:“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永嘆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機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嘻,是已!’”此於《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
○胡嚨《說文》:“胡,牛頷垂也。”徐曰:“牛頷下垂皮也。”《釋名》:“胡,互也。在嚥下垂,能斂互物也。”《詩》:“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漢書。郊祀志》:“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頸下垂肉也。”《金日碑傳》:“ㄏ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張敖傳》:“仰絕亢而死。”注:“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後漢書》:”請爲諸君鼓嚨胡。“《太玄經》:”七爲枯。“範望解:”謂唐胡也,“古人讀侯爲胡,《息夫躬傳》師古曰:”咽,喉嚨,即今人言胡嚨耳,“○胡《說文》:”胡,牛頷垂也。從肉,古聲。“《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髯鬍之制“是也。《詩》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故以爲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傳曰:”雖及胡。“《諡法》:”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陳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厲王名胡,似亦皆取此義。《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謂戈鋒之曲而旁出者,猶牛胡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禮記。深衣》:”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郭璞解:”胡鏑在於喉下。“則亦取象於牛胡也。又國名。今之胡姓,以國爲氏,或以諡爲氏者也。又與”何“字義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類。見於經傳如此而已。《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爲胡。而下文遂雲”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概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記》亦曰:”粵無,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春秋,北燕僅再見於經,而於越至哀公時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所增益矣。又虜者,俘獲之稱。《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公羊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仲連所謂“虜使其民”,韓非所謂“臣虜之勞”,而《戚夫人歌》所謂“子爲王,母爲虜”,東方朔《答客難》所謂“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者也。故漢高帝言“虜中吾指”,而罵婁敬爲“齊虜”,戾太子罵江充爲“趙虜”。《水經注》:“臨淄外郭,世謂之虜城。”言齊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習而不察也。
○草馬《爾雅》:“馬屬,牡曰騭,扎曰舍。”郭璞注以“牡爲殳馬,牝爲草馬。”《魏志。社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環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匆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驟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草驢女貓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爲女貓。《隋書。外戚獨狐ヌ傳》:“貓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雌雄牝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扎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猿偏犭旦以爲雌。”《焦氏易林》:“雄大夜鳴,雄羆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爾雅》:“鷯鶉,其雄皆牝痹。”《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奇餘,是自爲牝牡。”“陽山有烏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則飛而稱牝牡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注,司馬雲:“雄者黿類,雌者鱉類”是也,人亦可稱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鄭,今其人有喪雌雄。”《莊子》:“魯哀公之言哀駘他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稱雌雄,《詩》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暗者爲雌,雌曰蟣“是也。干支亦可稱雌雄,《史記》索隱:”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稱雌雄,王子年《拾遺記》:”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是也。石亦可稱雌雄,《續漢。郡國志》:”夜郎出雄黃、雌黃“是也,符契亦可稱雌雄,《隋書。高祖紀》:”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唐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隻,雄付少府將作監,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稱雌雄,《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閣門使執雄箭“是也。草木亦可稱牡,《周禮》:”牡辜“、”牡{艹鞠}“、《檀弓》:”牡麻“;《爾雅》:”牡[B113]“、”牡{艹贊}“、”牡茅“,《儀禮》注”牡蒲“,《史記。封禪書》:”牡荊“,《本草》:”牡桂“是也。車箱亦可稱牝,《考工記》:”牝服“,正義雲:”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令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是也。管鑰亦可稱牝牡,《漢書。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月令》注:”鍵牡閉牝也。“正義:”凡鎖器人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是也。棺蓋亦可稱牝牡,《禮記。喪大記》:”君蓋用漆。“正義:”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稱扎,《廣韻》:”<瓦反>,牝瓦“是也。五藏亦可稱牝牡,《靈樞經》:”肝心脾爲牡藏,肺腎爲牝藏“是也。齒牙亦可稱牡,《說文》:”牙,牡齒“是也。病亦可稱牡,《史記。倉公傳》:”牡疝“是也。星亦可稱牝牡,《天文志》:”大自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是也。五行亦可稱牝牡,《左傳》:”水,火之牡也“是也。銅亦可稱牝牡,《抱朴子》:”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有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是也。若《淮南子》雲:”北斗之神有雌雄,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而《隋書。經籍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五代史。四夷附錄》:”高麗王建進《孝經雌圖》一卷,載日食星變,“不經之說,則近於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