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小言
正文
文學小言
王國維
（一）
昔司馬遷推本漢武時學術之盛，以爲利祿之途使然。餘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何則？科學之事業，皆直接間接以厚生利用爲旨，古未有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相刺謬者也。至一新世界觀與新人生觀出，則往往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不能相容。若哲學家而以政治及社會之興味爲興味，而不顧真理之如何，則又決非真正之哲學。以歐洲中世哲學之以辯護宗教爲務者，所以蒙極大之污辱，而叔本華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學之哲學者也。文學亦然；餔錣的文學，決非真正之文學也。
（二）
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爲遊戲。婉孌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其勢力無所發泄，於是作種種之遊戲。逮爭存之事亟，而遊戲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爲急者，然後終身得保其遊戲之性質。而成人以後，又不能以小兒之遊戲爲滿足，放是對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歎之，以發泄所儲蓄之勢力。故民族文化之發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之汲汲於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賓也。故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爲真文學也，與餔錣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起，於是有因之以爲名者，而真正文學乃復託放不重於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後，則又爲虛玄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繡的文學與餔錣的文學之記號也。
（四）
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爲主，後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的態度也。故前者客觀的，後者主觀的也；前者知識的，後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則必吾人之胸中洞然無物，而後其觀物也深，而其體物也切；即客觀的知識，實與主觀的感情爲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則激烈之感情，亦得爲直觀之對象、文學之材料；而觀物與其描寫之也，亦有無限之快樂伴之。要之，文學者，不外知識與感情交代之結果而已。苟無銳敏之知識與深遂之感情者，不足與於文學之事。此其所以但爲天才遊戲之事業，而不能以他道勸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可不歷三種之階級：“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同叔《蝶戀花》）此第一階級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歐陽永叔《蝶戀花》）此第二階級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階級也。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
（六）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于飛，頡之頏之”。“眼睍黃鳥，載好其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詩人體物之妙，侔於造化，然皆出於離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觀物亦真。
（九）
“駕波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以《離騷》、《遠遊》數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獨以十七字盡之，豈不詭哉！然以譏屈子之文勝，則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親見屈子之境遇，與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與言自己之言無異。賈誼、劉向其遇略與屈子同，而纔則遜矣。王叔師以下，但襲其貌而無真情以濟之。此後人之所以不復爲楚人之詞者也。
（十一）
屈子之後，文學上之雄者，淵明其尤也。韋、柳之視淵明，其如賈、劉之視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二）
宋以後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東坡乎！山谷可謂能言其言矣，未可謂能感所感也。遺山以下亦然。若國朝之新城，豈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謂“鶯偷百鳥聲”者也。
（十三）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詩，（除一二大家外。）無可觀者，而詞則獨爲其全盛時代。其詩詞兼擅如永叔、少遊者，皆詩不如詞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除稼軒一人外。）觀此足以知文學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論，皆就抒情的文學言之（《離騷》、詩詞皆是。）至敘事的文學（謂敘事詩、詩史、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格爲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有人格矣，然他戲曲則殊不稱是。要之，不過稍有系統之詞，而並失詞之性質者也，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此則後此文學家之責矣。
（十五）
抒情之詩，不待專門之詩人而後能之也。若夫敘事，則其所需之時日長，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詩家之數之所以不可更僕數，而敘事文學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國演義》無純文學之資格，然其敘關壯繆之釋曹操，則非大文學家不辦。《水滸傳》之寫魯智深，《桃花扇》之寫柳敬亭、蘇崑生，彼其所爲，固毫無意義。然以其不顧一己之利害，故猶使吾人生無限之興味，發無限之尊敬，況於觀壯繆之矯矯者乎？若此者，豈真如汗德所云，實踐理性爲宇宙人生之根本歟？抑與現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較，而益使吾人興無涯之感也？則選擇戲曲小說之題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謂戲曲小說家爲專門之 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爲職業也。以文學爲職業，餔錣的文學也。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爲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爲文學而生活。今餔錣的文學之途，蓋已開矣。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囂然污吾耳也。
國學叢刊序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學之義廣矣。古人所謂學，兼知行言之。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然各科學，有各科學之沿革。而史學又有史學之科學。如劉知幾《史通》之類。若夫文學，則有文學之學如《文心雕龍》之類。焉，有文學之史如各史文苑傳。焉。而科學、史學之傑作，亦即文學之傑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學術之蕃變，書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象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古今東西之爲學，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國之民，性質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長於此學而短於彼學。承學之子，資力有偏頗，歲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學，而從彼學。且於一學之中，又擇其一部而從事焉。此不獨治一學當如是，自學問之性質言之，亦固宜然。然爲一學，無不有待於一切他學，亦無不有造於一切他學。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學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學、真爲學者，可信其無是也。
夫然，故吾所謂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之說，可得而詳焉。何以言學無新舊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僞也，真僞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爲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故物理學之歷史，謬說居其半焉。哲學之歷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風俗之歷史，棄髦居其半焉。而史學家弗棄也。此二學之異也。然治科學者，必有待於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上之知識。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爲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捨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
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即從俗說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說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京師號學問淵藪，而通達誠篤之舊學家，屈十指以計之，不能滿也。其治西學者，不過爲羔雁禽犢之資，其能貫串精博，終身以之如舊學家者，更難舉其一二。風會否塞，習尚荒落，非一日矣。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餘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爲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證梁虞剫、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僞，由《大唐西域記》以發見釋迦之支墓，斯爲得矣。故一學既興，他學自從之，此由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
顧新舊、中西之爭，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無用之論，則比前二說爲有力。餘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歐洲近世農、工、商業之進步，固由於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偏之部，與蒸氣、電信有何關係乎？動植物之學，所關於樹藝、畜牧者幾何？天文之學所關於航海、授時者幾何？心理社會之學，其得應用於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學而猶若是，而況於史學、文學乎？然自他面言之，則一切藝術，悉由一切學問出。古人所謂不學無術，非虛語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爲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歷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爲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說，其理至淺，其事至明，此在他國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猶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猶使餘爲此嘵嘵也。適同人將刊行《國學雜誌》，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雖以中學爲主，然不敢蹈世人之爭論，此則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於天下者也。
王國維<<元曲之文章>>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裏堂《易餘龠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餘謂律詩與詞，固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尚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尚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盡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節選自《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
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
近年坊間刊刻各種文學史與文學評議之書，獨王靜安《宋元戲曲史》最有價值。其餘亦間有一二可觀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問王君此書何以有價值？則答之曰：中國韻文，莫優於元劇明曲。然論次之者，皆不學之徒，未能評其文，疏其跡也，王君此書前此別未有作者，當代亦莫之與京：所以託體者貴，因而其書貴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學，一爲白話小說，一爲戲曲。當時不以爲文章正宗，後人不以爲文學宏業；時遷代異，盡從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尋往跡，誠難誠難。即以元雜劇而論，流傳今世者，不過臧刻百種，使臧晉叔未嘗刻此，則今人竟不能知元劇爲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劇本散亡，劇故沉湮，淵源不可得考，事蹟無從疏證者，多多矣。鉤沉稽遺，亦大不易。當時人並無論此之專書；若於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勢不能不遍閱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煙海，如何尋其端緒？縱能求得斷爛材料，而此材料又復七散八落，不相聯屬，猶無補也。王先生此書，取材不易，整理尤難。籀覽一過，見其條貫秩然，能深尋曲劇進步變遷之階級，可以爲難矣。
研治中國文學，而不解外國文學，撰述中國文學史，而未讀外國文學史，將永無得真之一日。以舊法著中國文學史，爲文人列傳可也，爲類書可也，爲雜抄可也，爲辛文房“《唐才子傳》體”可也，或變黃全二君“學案體”以爲“文案體”可也，或竟成《世說新語》可也；欲爲近代科學的文學史，不可也。文學史有其職司，更具特殊之體制；若不能盡此職司，而從此體制，必爲無意義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謂盡美無缺，然體裁總不差也。
王先生評元劇之文章，有極精之言。今撮錄如次——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
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
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
“臧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
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
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
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
秀傑之氣，時時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
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
然之結果，抑其次也。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
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
《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
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
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
赴火者，仍出於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於世界大悲
劇中，亦無媿色也。（按，即此而論可見中國戲劇歷
代退化。）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
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
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
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
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盡有
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
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
書中善言，不遑悉舉，姑舉數節以見其餘，皆極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學，通外國語，平日論文，時有達旨。餘向見其《人間詞話》信爲佳作。年來聞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謂“遺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應論，就本書，論本書，卻爲甚有價值耳。至於今日，中國聲樂之學，衰息極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資現在，則此書而外，更應撰論述明南曲之書詞之來源與變化，漢魏以來，至於明清聲樂之遷嬗，亦應有專書論次。蓋歷來詞學，多破碎之談，無根本之論，樂學書中，燕樂考原。聲律通考雖精，而所說終嫌太少也。必此類書出於世間，然後爲中國文學史美術史與社會史者，有所憑傳。
——選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一）
餘因閱覽古蹟故，遂至敦煌。當千八百七十九年，餘友匈牙利地理學會長洛克濟Loczy教授，曾隨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遠征隊，至敦煌東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語餘，並謂洞中畫壁雕刻之美，冠絕東方，餘深感其語，故有敦煌之行。餘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訪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嚴之上，在敦煌東南十二英里。餘至其下，始嘆洛氏之言不誣。窟穴大小殆以百數，高下成列頗不整齊，石色純黑，上施雕鑿，洞之大半，皆有畫壁，美麗殊倫，完缺不一；繪畫之法源自身毒。餘於和田沙漠所掘廢寺佛畫，規摹氣韻，大略相同，造像之多，與畫壁等，可證古代支那印度美術交通；惜多爲後人補葺，失其真矣！
嚴洞之傍，頗多碑碣，證此古寺建於唐代，當時佛教盛於支那。又二百年間，西陲無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訖於蒙古之興，則外常爲蠻族之所蹂躪。寺宇之麗，僧尼之數，爲之大減矣！顧情勢雖變，而宗教未革。餘周覽各洞，多見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種製作，稍屬後代。讀《馬哥波羅旅行記》中《沙州》一篇，可見元時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二）
敦煌之民，雖至今日，猶皈佛教。餘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禮之期，市民村民來謁千佛洞者，數以千計，可知寺宇雖殘，猶爲禮拜之地。故餘於此地，就畫壁造像，深加敬護，除照影繪圖外，不敢有所希冀，恐傷人民之情也。
餘於五月二十日，復至敦煌，擬爲小住之計。蓋二月以前已略聞，道士於二年前修理寺宇發見古代寫本之事，此種寶物，置於古室，守衛頗固。餘爲求書計，不能不徐圖之也。
道士爲人頗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對神與人均有戒心。餘初與之交涉，甚爲棘手，事之顛末，茲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譯蔣師爺（編者按名孝琬）之祕策外，餘之支那大護法聖人元奘法師，實爲餘牙人焉，餘此行頗類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頗知之。道士雖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與餘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異耳！雖荒唐之西遊記，視元奘爲神人者，其說不見於《大唐西域記》，然此與餘事，何關係乎？當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餘也，乃漢文佛經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師元奘譯。道士與蔣君皆驚其異，蔣君遂言此室之開，得非元奘之靈，留以俟其自印度來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三）
道士既聞此說，始敢啓大門招餘入。餘等入門，經前廣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畫壁，壁裂而室見，室中暗甚。餘從道士油燈光中，見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約十英尺。後精計之，其容積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顧在室中，不能閱覽一物。道士乃手持數卷，導餘至廊下之屋，使餘疾覽之。餘下帷審閱，以免人探伺，不覺驚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軸，大抵漢文寫經，高約一尺，卷束甚厚。雖完好如故，然觀其紙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恆在十英碼左右，故求其所記時代，甚爲煩難。後於漢文大經卷背面，發見印度婆羅謎草書Indian Brahmi Soript，積疑始釋，足證寫經之時，中亞細亞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爲稍古之事矣！一切寫本，依然初藏時之形狀，且無幾微溼氣，蓋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餘於開一大包裹時，尤驚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爲之，中藏種種絹畫紙畫幡，蓋錦繒刺繡之供獻物，不可勝計。其畫絹畫布，蓋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謹，及展視之，皆爲諸佛菩薩像。或純用印度畫法，或以印度畫爲本，而參以中國畫。佛像之下，畫禮拜者，其服猶昔時桑門之服也。後蔣君發見供獻簿果，證爲第九、第十兩世紀之物。作畫之絹，薄而透明，精細無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開視頗險，當時亦無餘晷，以細加研究。餘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畫脫此危地，而免守者之傷損。後見道士觀此唐代遺物不足貴，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審諦，恐其以餘爲酷嗜之也。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繪畫，或故以此爲餌，使餘之耳目不能專注於漢文整卷，故特於其所謂廢物之中，多出雜束以示餘。然餘實深謝道士之殷勤也。餘於第一包裹內，已發見中國吐蕃文中，有印度草書葉甚多，所謂中亞細亞婆羅謎文也。此種書葉，由其形制觀之，均屬於六種不同寫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餘所見，此體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餘與蔣君，終日於漢文、藏文、漢梵對譯文束中拾取此種殘葉，道士雖以取攜爲勞，然甚輕視此，故心頗慰矣。
後數日間所爲之事與所見之物，不暇殫述。有一大束充以雜書畫布及種種紙葉，其最可貴者爲貝葉梵文大書，此明爲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書之材料，示其來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寫本，未有古於是者。吐蕃文書，有卷子本，有撲敘斯Pothis本，書亦甚多，且除南方書籍外，尚有他書，蓋突厥斯丹東部之回鶻國，至第十世紀尚存，其時佛教盛行國中，一時或曾據敦煌之地，故回鶻文寫本多至數大束。又摩尼教經之以開突厥文Kok-turki及敘利亞文Syriac書者，亦見於此雲。
漢文殘紙片，驟視之若稍不足珍，然實有古物學上之價值。其中雜記如書札寺歷等，充斥於道士所謂廢紙中，此不獨足以知第九第十兩世紀中此間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載年月，亦足證石室之閉，在耶穌紀元千年以後也。其封閉之故，實懼兵禍，然先是此室必爲寺中儲藏故物之所，故當封閉之時，其物固已古矣。餘一年以後，複檢所得漢文書卷，其所紀年月，有在紀元第三世紀者，然定其最古寫本始於何時，尚須假以歲月之研究也。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五）
餘以多日之勞，速檢室頂之叢殘卷束，而選寫本圖畫，及他古物之特異者，乃開漢文寫本卷軸之大匱。雖道士之心，已爲賄賂所易，然頗有難色。又清理全室之事，雖膽壯者猶爲寒心，況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於室下得畫絹若干束，又於漢文卷中得中亞細亞婆羅謎文，及他文寫本等。此處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爲彼有。而交易之道，則餘以自由捐助之名義，施諸寺宇；所取諸物，亦以假歸細閱之美名，攜至餘處，初無一人知者。
購取之事，多出蔣君之力，至其不爲人所指目，則又有說，茲不暇述。當道士既得馬蹄銀後，暫至敦煌，驗其名望，不減於昔，心乃大慰；且以餘之購此，將以佛教之文學美術播於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後此滅亡之厄，甚盛業也。餘四月以後，復至茲寺，道士對餘無異詞，餘心尤慰。迄今日二十四箱之寫本，與五箱之圖畫繡品他物等，安抵倫敦，此乃餘最終之慰藉也。
餘於六月中旬，始畢千佛洞畫壁造像之攝影。古物之研究告終，乃從事於地理上之探檢。此次事業自南山始，餘以書籍寄於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脈。此脈實蘇勒河與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於喬梓村畔兩小山脈之間，發見大廢址，昔有運河導川至此，遺蹟猶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見。天時人力，全由乾燥而變，其初蓋可想矣！
是處暴風間作，沙山頗峻，故掘地之事，苦於難施。然由古物上之證據，知此廢城在耶穌紀元後十二三世紀，尚有居人，其殘垣之存者，尤足證數百年來之風力，面東之坦爲飛沙衝擊，殘毀無餘；而南北二垣與東風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橫絕外山脈之處，又有洞宇無數，謂之萬佛峽，今日猶爲瞻禮之所。廟貌之古，彷彿千佛洞，畫壁極大，亦甚完全，作於第八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更足印證當時之佛教畫也。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六）
自是以往，高峯相銜，巔戴冰雪，俯視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測量既竟，下至昌馬。旋渡昌馬河，經未探險之山地。雖在夏季，猶以乏水爲苦，遂由嘉峪關入長城。餘於此又得決古長城之疑問焉。夫今日中西圖籍，均以肅州西南邊牆，訖於南山之足者，爲古長城尾。又數世紀以來，西域人之訪嘉峪關者，無不以是處爲中國本部門戶。然據中國古書，則關城當遠在其西。餘於敦煌沙跡中，所發見之古長城遺築，更足徵實此說也。苟一細思，其疑立釋。蓋嘉峪關附近，實二種防禦線之交點；此二線之建築年代不同，宗旨亦異。一線來自甘州肅州之北，本與安西之長城相接，乃紀元前二世紀所築也；築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陰之狹地，及前漢以後，國力更張，此地遂爲自中國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線則與第一線互爲直角，即嘉峪關城，此後世所築；其旨在塞西域通路，蓋中國守閉關主義以後矣！
餘久往肅州，至七月杪始啓行，探中部南山。蓋地方官吏於餘雖甚親厚，然懼南山寇盜，不任餘行，堅請而後可，而轉運之事尤多阻礙。甘肅人民以山外之地爲人跡所不至，頗憚於行。後雖以官力僱得伕役騾馬，皆以早歸爲約，故唯於利區託芬Richthofen Range 及託雷Tolai Range 兩山脈間地，得有嚮導。此距海面一萬三千尺之處，見有金穴，西寧之民在此淘洗雲。
餘離金礦，正值雪融之際，自是以往，不見人跡。是月之杪，始見蒙古人牧地數處，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淖爾及青海間也。其地有四山脈，界畫分明，中間山谷亦頗開廣，故雖無嚮導，而不至迷失，測量之事亦頗便利。所過牧地，在距海面萬一千尺至萬三千尺之間，人畜飢疲，爲之蘇息。惟大谷之中，空氣蒸溼，與南山西部絕異。霰雪日降，道路泥濘，行路之難蓋可知也。
王國維譯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談》（節選七）
天然之阨既如是矣！重以中國圉人，畏懼艱險，出於天性，視此山中危險，充塞聞見之外，加以想像，羣思遁逃，不止一次，餘與蔣君且撫且勵，始得無事。彼等如年老之人，歷險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則又如羣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蔣君與餘恆謂之曰年老之孩。肅州官吏所派護兵亦然。又贏糧不多，中途自困。適餘攜有大麥，本用飼馬，遂以給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蔣君取而食之，然後敢食；後獵得野騾，遂以獲濟。
自肅州啓行後，已行四百餘英里，至八月後，乃測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脈。此三山脈之經度，在甘州肅州之間，高峯戴雪，距海面萬八千尺至萬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於冰嶺之中，餘所取之道，務與俄國探險家奧伯拉啓甫 M . Obruheff 及哥茲老夫Dozloff異路。三脈中偏南一脈，冠以冰雪，此疏勒河與哈喇淖爾青海水源分界之處，餘輩測量，循其北面秀峯連嶺，皆高於其北二山脈，其間山谷亦高至萬三千英尺，疏勒河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發源之高地，此河乃黃河最北之大源。故餘於此處實觸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得區託芬之連嶺，谷中水勢氾濫，行李頗艱。然彌望茂林，大半樅樹蔽虧坡麓間，與西部南山之荒涼寒互迥殊。夥伴印人蘭沁Ram Singh專司測繪之事，其圖中所測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萬四千英方里雲。
餘於九月初，自甘州長行，擬至塔里木河域，以從事第二次冬期探險。此行爲調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魯番之駱駝大道，往來西域者不由羅布淖爾，而由此道，蓋已千三四百作年矣！餘於甘州至安西途中，時折而北，以探長城遺址，知古之長城，實極於安西。是春夏間之所想像者，遂實證之矣！及抵安西間，沁體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闐歸印度，便道測敦煌至若羌Charklik（在羅布淖爾之南）之連山，而以拉爾沁Rai Lai Singh從餘行，拉氏曾從事異門Yemen至中東部之測量，甚以勞動及精細著者也。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序
安陽所出龜甲獸骨，皆刻商代卜辭，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爲難讀。光緒季年，丹徒劉氏拓印所藏甲骨爲《鐵雲藏龜》，於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孫仲容徵君詒讓爲之《札記》。宣統元年，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商貞卜文字考》，卜辭文字始有條理可尋。參事東渡後，復拓印所藏甲骨爲《 殷墟書契前編》八卷、《殷墟書契精華錄》一卷。去年歲杪，其《殷墟書契考釋》 始成，於是卜辭文字可讀者，十得五六。蓋 近 世 之 言 古 文 者，以 此 書 爲 最 善 矣。參事《自序》 曰：宣統壬子冬，餘既編印《 殷墟書契》，欲繼是而爲考釋。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歲將再周，感莊生吾生有涯之言，乃發憤鍵戶者四十餘日，遂成《考釋》 六萬餘言。既竟，爰書其端曰：予讀《詩》《書》 及周秦之間諸子、太史公書，其記述殷事者，蓋寥寥焉。
孔子學二代之禮，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獻之無徵，二千餘年前，則已然矣。吾儕生三千年後，乃欲根據遺文，補苴往籍，譬若觀海，茫無津涯。從事稍久，乃知此事實有三難：史公最錄商事，本諸《詩》《 書》，旁覽《 系本》。顧考父所校，僅存五篇，書序所錄，亡者逾半。《系本》一書，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難一也。卜辭文至簡質，篇恆十餘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誼益難知。其難二也。古文因物賦形，繁簡任意，一字異文，每至數十。書寫之法，時有凌獵，或數語之中，倒寫者一二，兩字之名，合書者七八。體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難三也。今欲祛此三難，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爲之階。由小篆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漸得指歸，可識之文，遂幾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證舊聞，途徑漸啓，局鐍爲開，稽其所得，則有六端：
一曰帝系。商自武湯，逮於受辛，史公所錄，爲世三十。見於卜辭者，二十有三。史稱大丁未立，而卜辭所載祀禮，儼同於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較以前史，並與此異。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稱武祖乙，文丁之稱文武丁，則言商系者所未知。此足資考訂者一也。
二曰京邑。商之遷都，前八後五。盤庚以前，具見《書序》。而小辛以降，衆說多違。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徙於武乙，去於帝乙。又史稱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遍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遊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國尚號商。書曰戎殷，乃稱邑而非稱國。此可資考訂者二也。
三曰祀典。商之祀禮，迥異周京，名稱實繁，義多難曉。人鬼之祭，亦用柴2 。牢鬯之數，亦依卜定。王賓之語，爲《 洛誥》 所基。3 剛之薦，非鎬京所創。此可資考訂者三也。
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4 者，則依4 名。又大事貞龜，小事骨卜。凡斯異例，先儒未聞。此可資考訂者四也。
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於雅頌。大史之職，亦具春官。爰及近臣，並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資考訂者五也。
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4 非睪。鳥鳴之字，從雞非鳥。佳鳥不分，子5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多同古文。古文之真，間存今隸。此可資考證者六也。
予爰始操翰，訖於觀成，或一日而辨數文，或數夕而通半義，譬如冥行長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荊棘。積思若痗，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以茲下學之資，勉几上達之業。而既竭吾才，時亦弋獲，意或天啓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賾索隱，疑蘊尚多。覆簣爲山，前修莫竟，繼是有作，不敢告勞，有生之年，期畢此志。訂訛補闕，俟諸後
賢。他山攻錯，1予望之。
（某些打不出的字以阿拉伯數字代替）
羅振玉流沙墜簡序
予與羅叔言參事，考證流沙墜簡，近始成書，羅君作序，其文乃類孔仲遠《 諸經正義序》 及顏師古《漢書注序》，茲並錄之。曰：光緒戊申，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人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越二年，鄉人有自歐歸者，爲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爲考釋，雲且板行，則又爲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及神州亂作，避地東土，患難餘生，著書遣日，既刊定石室佚書，而兩京遺文顧未寓目，爰遺書沙君求爲寫影。嗣得報書，謂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數夕之力，讀之再周，作而嘆曰：千餘年來，古簡策見於世，載於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晉之汲郡，二曰齊之襄陽，三曰宋之陝石。顧釐冢遺編，亡於今文之寫定；楚邱竹簡，毀於當時之炬火；天水所得，淪於金源。討羌遺檄，僅存片羽，異世間出，漸滅隨之。今則斯氏發幽潛於先，沙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蹟，頓還舊觀，藝苑爭傳，率土鹹誦。兩君之功，或謂偉矣。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考訂，析爲三類，寫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遺文所記，裨益至宏，如玉門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若夫不觚證宣尼之嘆，馬伕訂《墨子》 之文。字體別構，拾洪丞相之遺；書跡代遷，證許祭酒之說。是亦名物藝事，考鏡所資， 如斯之類，僂指難罄。惟是此書之成，實賴諸賢之力，沙氏闢其蠶叢，王君通其藝術，僧雯達識，知《周官》之闕文，長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譾劣，濫於編摩,蠡測管窺，裨益蓋鮮。尚冀博雅君子，爲之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此固區區之望，亦兩京博士及王君先後述作之初心也。
人間才子——王國維網站 收錄
尚未校對
殷墟書契考釋序
上虞羅叔言參事所著《殷墟書契考釋》，海寧王靜安爲之後序，惟其初稿乃用駢體，筆意淵雅，有北朝初唐人遺意，近時作者，不能及也。其詞曰：商遺先生《 殷墟書契》 成，餘讀而嘆曰：自三代以後，言古文字者，未嘗有是書也。炎漢以來，古文簡出，孔壁汲冢，與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簡策殊多，尚書禮經，頗增篇數。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於後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見於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見，事有可藉，切非至難。而太常所肄，不曲臺之書；臨淮所傳，亦同濟南之數。雖師說之重，在漢殊然，抑通讀之方，自古不易。至於誤廚序，以B爲均，文人之作寧人，大邑之書天邑，今古異文而同謬，伏孔殊師而沿訛。言乎釋文，蓋未盡善。晉世中經，定於荀東。今世所存，穆傳而已。讀其寫定之書，間存隸古之字，偏旁締構，殊異古文。隨疑分釋，徒成虛語，校之漢人，又其次矣。其餘郡國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訖於本朝。呂薛編集於前，阮吳考釋於後。恆軒晚出，尤稱絕倫。願於創通條理，開拓閫奧，慨乎其未有聞也。夫以壁經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漢晉，非絕遠之世；彝器多出兩週，考釋已更數代，而校其所得，不過如此。況乎宣聖之所無徵，史籀之所未見，去古滋遠，爲助滋寡，欲稽而明之，豈易易哉。
殷墟書契者，殷商王室命龜之辭，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辭或契於龜，或勒於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則行章畋漁，至於牢鬯之數，風雨之佔，莫不畛於鬼神，比其書命。爰自光緒之季，出於洹水之墟。先生既網羅以入祕藏，摹印以公天下，復於暇日，撰爲斯編。餘受而讀之，見其學足以指實，識足以洞微；發軫南閣之書，假途蒼姬之器，會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參伍以窮其變，比校以發其凡，悟一形繁簡之殊，起兩字並書之例。上池既飲，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陳，斯舉隅而三反。顏黃門所謂癒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者，斯書之謂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傳寫之僞文；入商宅殷，辨國邑之殊號。至於諏日卜牲之典，王賓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數。損益之事，羌難問夫周京；文獻之傳，夙無徵於商邑。凡諸放佚，盡在敷陳，馭燭龍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掃荒翳，以視安國所隸定，廣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難易，功之多寡，區以別矣。是知效靈者地，復開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終佇臺陵之說。後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寧王國維。
屈子文學之精神
王國維
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爲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後者則稱其學出於上古之隱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託之於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學派，後者遠古學派也。前者貴族派，後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後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於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熱性派，後者冷性派也。前者國家派，後者個人派也。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而後者大成於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後，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後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初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關係，可知之矣。戰國後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於此二派，或出於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爲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雖其中如《考槃》、《衡門》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學者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亦豈有異於是哉？故此等謂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則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質也。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於北方之學派中者，又何故乎？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德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此走義未免太狹，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故純粹之模山範水，流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見。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爲主。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爲之素地，而始得於特別之境遇中，用特別之眼觀之。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於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寧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
詩之爲道，既以描寫人生爲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於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社會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於思辯，而短放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矣。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爲寇，一時以爲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Humour）之人生觀。《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爭之產物也。且北方之人，不爲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界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產放北方學派中，而無與放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放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象之產物。以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後於北方，則南人之富於現，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於北方文學者也。
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後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爲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卒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稱之聖王，則有若高辛，堯、舜、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皋陶、摯說、彭、鹹、（謂彭祖、巫咸，商之賢臣也，與“巫咸將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呂望、甯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啓、羿、浞、桀、紂，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於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雖《遠遊》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離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遊》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爲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爲，其貞則其所不屑爲，亦不能爲者也。女嬃之詈，巫咸之佔，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慼，其於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種之歐穆亞。《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吊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學，所負於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於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爲近。《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於是思想之遊戲，更爲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爲長句，變短什而爲長篇，於是感情之發表，更爲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爲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之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爲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託也。觀後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於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