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正文

文史通義

清 章學誠

●卷一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佔，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歷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蔘，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後，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無咎，非創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

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歷，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歷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歷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佔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併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佔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曆象之爲歷也，（曆象之歷，作推步解，非曆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 革 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歷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歷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曆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爲曆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歷，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 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曆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佔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歷顯而《易》微；歷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歷也。歷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跡可拘；是以歷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玄》、《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於好逑，つ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跡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兇；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玄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即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即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後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即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兇，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捨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之者衆。週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於神農，兵法醫經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飢。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並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慾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佔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併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匯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製外製之集，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識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製，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爲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註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 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製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雲：“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生，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匯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校讎略 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文之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藝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流；兩流、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系》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鹹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詠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詠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字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範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範、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雲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雲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校讎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雲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後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者，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髮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佈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傢俬言者也。《易》曰：“€電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糹番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幹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雲：“若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玄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製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既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雲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雲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徵》，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仿《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華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

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雲“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

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仿《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卷二內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尊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而救之。羲、農、軒、顓之製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婁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聖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跡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製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時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製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製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矣。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製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爲粗。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玄之又玄，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製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 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諮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雲：“我欲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雲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採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詠歎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跡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並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獨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餘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雲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後，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捨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勝，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捨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跡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弊，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即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坐，不能與之問答。餘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餘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鉤玄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玄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餘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只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玄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蒐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讚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師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即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疏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尚，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並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玄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 地圓》，《淮南 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非僞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學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去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間、河內之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間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倖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即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倍，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即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氾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足，遂啓璇雕；毛葉禦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沸酌於觴竇，斯褰裳以厲津；是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蔥。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元氣寰中。秉鈞燮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厲武則泰秣氵八驅。敷政則€龍就律，恤災則鳩鵠回腴。斯並石室金，史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製外製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檐，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簧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濟伏何橫，淮申沔曲，汩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採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敕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臺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茁百穀於東。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畫諾。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嶽牧羣公。鈴ト啓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鷂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荊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吊；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汩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並圖。或抱荊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藝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荊墟，悲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萍野，誦宵《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仝之詩。）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己意也。）以至河分罔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頗多。）擬河間之《四秋》，（傅玄、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河邊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剪伐，喻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玄微、衝漠之類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溫發嘆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溫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即爲宋玉，豈必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即步移兮景徒。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去而尚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歷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宏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釒爪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己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夭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讎。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鵲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ㄏ，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翅激、訁高、叱、吸、叫、嚎、{穴夭}、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開、圈、臼、窪、污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溷著述爾。）

●卷三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之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蔘，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採，食之需乎味也。採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捨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ひ繡之玩，而學爲鬥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ひ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飢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る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牾復沓之弊出。複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範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焉。宋範衝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註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敬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製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 系》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週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即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氵育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雲：“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範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範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傢俬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餘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餘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餘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翱。）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採，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曏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曏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僞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於大禮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註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考訂不能無疏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鬥，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几几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ㄏ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ㄏ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忄扁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附錄】書朱陸篇後（據劉刻《遺書》卷二）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爲近日學者之患，故餘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爲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人，則亦不免爲戴所愚。身後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餘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餘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爲通人，僅堪與餘輿隸通寒溫耳。”言雖不爲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於世無真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害於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惟己是從，於說尚未有欺也。

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爲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餘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爲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餘生平不解古文辭，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爲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見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雲：“自戴氏出，而朱子亻敫幸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牾，何爲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雲：“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後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爲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爲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紳達者鹹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嚮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爲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爲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爲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雲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纔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雲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餘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餘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秦、漢僞體，至並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餘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良良，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捨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亻真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慾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戒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餘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渡。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餘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餘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採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雲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 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雲，《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範、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雲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雲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雲《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 陳壽傳》雲，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雲。）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擾之文，亦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慾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

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書，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並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並《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騭《文士傳》，（《典論 論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ウ，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 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並《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

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卷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簽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製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曆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琢雕，紅女之傳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囅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餘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飢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人，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儘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公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鬥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間，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涼相吊，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幸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幸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幸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於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

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幸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

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疏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於疏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凌€，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併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

淳于量飲於鬥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詠《鹿鳴》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蘋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真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尚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玄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跡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跡，即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跡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禦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了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旨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剿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荀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覿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誤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卷四內篇四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窪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窪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窪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窪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誌，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誌》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者，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諮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躓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疏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雲：“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雀假鵰鶚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匯，體制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差；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 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 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雲《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跡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爐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週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疏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疏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玄所以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諮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並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興地。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羲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髫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ㄗ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ㄗ稗焉。而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閒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註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脩，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準、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馮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徇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糠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衤豆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扌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學，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者，並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己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

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跡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雲：“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跡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纔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亦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跡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即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

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對己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雲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譭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步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

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ト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る、服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

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跡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鵲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ウ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譭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匯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仿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範甯《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五經異同評》。）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玄《駁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藝、（鄭玄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玄、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週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理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也。史籍標通，以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疏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氏》、（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範氏《五代通錄》，（宋範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 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匯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爲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爲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爲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爲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載，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並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爲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爲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範、陳各爲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 天文》，不載推步；《唐書 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 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後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牾？斷代爲書，各有裁製，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範；二劉始末，（劉表、劉焉。）範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 亳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髮，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塵，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金製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阮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諡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琅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末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而逃焉者也。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諡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仿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玄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名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尚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峯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校讎，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校讎，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校讎諸，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岐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尚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敕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內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八十一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特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校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校讎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別；東京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毗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玉。）《披沙》、（李鹹用。）《屠龍》、（熊。）《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易 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列，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慕《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玄》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ゼ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佔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二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跡，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並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嶽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皋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雲萬章之徒所記，或雲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餘曰：此恐週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幹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幹，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餘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ゼ詞藻，率多詭，知讀者之不泥跡也。考質疑難，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餘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爲志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眥，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餘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爵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吊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己貧賤也，人高第而己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吊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寅蟻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犭生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陽》，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徇名而忘實，並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己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爲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黠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裒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讎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卉鼓}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啓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藝。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仿《詩序》而爲者歟？讀者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志，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己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志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志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蒐羅聞見，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尚恨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賓裏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賓，裏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之毀，（《平淮西碑》本未略李功。）歐陽辨師魯之志，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志》。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失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悽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志。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餘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系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雲：“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雲：“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校注《年譜》雲：“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雲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忄扁心，詆譭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雲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賦詩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然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針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繰之名以勸蠶；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飲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飢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暖也。必欲騖飽暖之名，未有不強忍飢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幹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同，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鞠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吊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跡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尚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是噬，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仿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挽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紿，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挽，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挽，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挽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爲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志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志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闢，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製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樑，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啓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國家令典，郊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恩循例，羣臣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鹹有定式，無更張也。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製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鬥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亻哀，禮無容，言不文，[B129][B129]苫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尚有人焉，能載筆而ゼ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既處飄搖，不爲見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即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後，即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諡先朝，冊後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嘆，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卷五內篇五

○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範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覈，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寵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闢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爲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爲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爲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雲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範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範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脣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覈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範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範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犭扁狙見冠服，不與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熊蛇魚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雲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嶽，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る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簋，而糞土不可索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範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

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採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爲薪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則辨同考異，慎於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玄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

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採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範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兔園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

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匯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覈，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爲採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句有忐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鹹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雲：“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制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制，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

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脩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採，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

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封，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

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僕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

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文人，所得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採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餘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餘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餘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雲：“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雲：“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餘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言”三字，何如“嶽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雲“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亡‘亂’”云云，是亦未善。當雲“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餘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志。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荊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婿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婿也。”夫千萬裏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志，其人蓋有朋友氣誼，志文乃仿韓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嘆世情反覆，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仿韓志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餘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雲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餘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志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饋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閹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例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嘆惜。但文昌徇於李，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志，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志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志》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裏銘旌。昔有誇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裏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裏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葉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餘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採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餘戲詰雲：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晴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採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荊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紀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只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矣。（男子孤矢，女子ひ，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言容切。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嫺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採，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內而臣採，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國殤魂返沙場，嫠辭郊吊。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皇彪炳，當十倍於劉、範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讎通義》。）丈夫之秀異者，鹹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騖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騖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採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子夜》芳香，其聲單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琰，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不逾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即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倖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驚流俗也。即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闢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人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玄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既習儒風，亦暢玄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旎風光，寒溫酬客，描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禮，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尚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款識，惟資封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塵。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鍾閫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玄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誡，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騭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真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知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真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棹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裏，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奸，並幹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嫺，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冫賣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矜，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騖於名，己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祖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尚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即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騖名，轉不如村姬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

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知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堅，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之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堅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逾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誤，何異誤解《金》而啓居攝，誤解《周禮》而啓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即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即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

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

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誡，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

或以婦職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雲：“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雲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犁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儘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奸，詭名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豔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弦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ウ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卷六外篇一

○方誌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誌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餘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誌，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誌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誌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即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佔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併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誌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誌何也？曰：方誌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誌，非方誌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志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誌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誌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誌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誌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誌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誌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薄牘，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誌，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誌，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既仿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仿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經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即《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即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誌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即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仿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尚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併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即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而《尚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尚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即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誌。）

或曰：子修方誌，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誌。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惜，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採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幹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

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採摭由下而上，惟採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誌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

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採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誌，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採風自下，州縣誌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志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誌取其裁。而方誌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誌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採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志，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即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

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志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採取公論，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樑，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ゼ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志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採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誌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幷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誌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誌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

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溼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鮮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佔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鮮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志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誌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誌》，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餘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餘終不敢謂然。又其所辨，多餘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餘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誌，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誌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

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即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佈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佈政之司爲錢穀總彙，按察之司爲刑名總彙，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發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則闞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

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餘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餘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餘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雲某省，餘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雲諸省及某某等省，餘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製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雲：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佈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志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鄉，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製，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

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訝。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佈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誌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裒錄州中所有，恭編爲《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志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範、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

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閱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即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週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採旁搜，徒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

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興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裏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羅典章，採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

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敕》，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樂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採輯掌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

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誌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掾仕封蔭之條，多所牾。）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詩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摭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蔭辟舉，不可紀以年者，附其後雲。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系》牒、《尚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範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系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原史學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

古者，瞽蒙誦詩，並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蒙，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繫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繫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跡，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僞亂真，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即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略，蓋亦前人之過也。

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仿《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句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疏，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藉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裏，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楊戲之贊；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贊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雲明季乙亥寇變，圖書毀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玄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餘於是爲之慨然嘆焉。

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曆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並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 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中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微秩亦爲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只爲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家，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系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系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系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樽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レ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自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廁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檔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即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即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裏，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系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即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歷敘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 律曆志》，排列三統甲子。）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系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系之以說，義斯顯也。若皇朝《明史 律曆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爲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爲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爲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系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製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爲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爲定製。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爲《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爲《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會計錄》六卷。）則仿《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覈，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微，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翱《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鑑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徵於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並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

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誌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晁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蔘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爲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爲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爲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氾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雲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訁皮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訁皮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讎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雲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鈔。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爲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系，（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爲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爲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勖，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爲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攝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尚已。紀首推本《尚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啓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官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詠歎，義不拘墟，在人即爲列傳，在書即爲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儒林》敘董仲舒、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羣書大旨。）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 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醫士祕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讎》之略，力糾《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誤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誤。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並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 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 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 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複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誤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讎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讎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

州縣誌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採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於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祕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誌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軒之採風，待祕書之論定；其有奇訝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讎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祕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祕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誌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縣誌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家承，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跡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凡十卷。）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仿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兔園捃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

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三略》、《淮南子要略》。）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略》，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和州志列傳總論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即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即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略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略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詠歎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範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 藝文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劃地之趨哉？

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鑑士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爲詳略，異撰忽爾同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爲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爲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爲定品；裁節史傳，刪略事實，逐條附註，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爲書，丘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志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復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爲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爲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糹由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跡，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爲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贊，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訝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誤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讎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

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誤刪，或是虛聲泛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止列姓名，雲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註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前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賴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採獲舊聞，撰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採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範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逾；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範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淄流驅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略仿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る，《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中依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範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幹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衆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其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範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採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跡，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跡，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採也。

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諡，（《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誌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

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註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誌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啓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聯編，仿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 系》、《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讎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草誇書，風€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爲難敘者也。

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尚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玄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誤改，當備採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複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雲：淮陰少年辱信雲“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 段秀實傳》雲；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新唐書》改雲：“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尚書》世紀，《南 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誌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範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鑑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採輯之故，爲之敘錄。

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跡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仿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注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考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篇，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仿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志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爲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授“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詠，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卷七外篇二

○永清縣誌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爲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專家，各爲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爲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爲經耳。（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志而題爲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爲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誌撰紀，以爲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誌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爲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爲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誌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志，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爲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爲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誌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志€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誌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尚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後《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曆》，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玄首以爲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爲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即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跡，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爲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爲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即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誌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誌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誌，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誌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夫忠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仿《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誌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虛佔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誌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爐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曆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歷合爲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誌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誌；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佔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況縣誌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永清縣誌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人即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辭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累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復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佔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志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雲詳見某項，彼雲已列某條，一人之事，復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誌士族表序例

方誌之表土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繫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及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土亦民也，詳士族而略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誌，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闃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閤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跡，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志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略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爲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爲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僞，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 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爲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爲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繫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爲宗法，毋亦有鑑於歐陽之爲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爲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爲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爲世族，又何至於爲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儘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誤（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校官譜，借他縣之譜校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賜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裏，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略，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敘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雲。

○永清縣誌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週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跡；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略，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採，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略，體亦可爲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雲：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レ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爲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爲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無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爲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爲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誌，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爲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爲系說命名，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爲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爲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慾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即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裏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清縣誌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仿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爲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繫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爲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慎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檐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爲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檐，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鑑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尚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誌，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爲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葉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爲題詠，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誌水道圖序例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即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裏，著爲定法，河形之變易，即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裏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濱河州縣，皆仿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誌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製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系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仿《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弘、劉煦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爲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爲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爲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傢俬言，難爲典則。若文章本乎製作，製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爲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爲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爲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詠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爲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製，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曆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週譜而作表，然譜歷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隱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煙冊，乃屬刑房；以煙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誌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例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晉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爲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鹹通。）皆取蒞是邦者，注其名跡。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爲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即當屍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爲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爲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爲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跡，而名宦僅佔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褒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爲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爲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志，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爲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詠歎，《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鑑，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 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冊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歟？

循吏之跡，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跡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忄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跡，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宮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誌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匯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脣相譏，以謂公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誌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跡，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閻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此，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略，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志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雲詳見某卷，彼雲已列某條，復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並詳張耳之跡，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勢使然，故司馬氏《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誌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蒐羅，易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跡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範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曆五十外，中間嫠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真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稚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爲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系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範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範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肯分其篇爲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敘例明雲不專一操矣。（《自敘》雲：“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爲編，不爲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誤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贊。）各爲論列，抑亦詩人詠歎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恆，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範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雲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雲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爲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永清縣誌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慎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雲，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跡，不爲敘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目，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連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敘，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哄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雲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忄扁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誌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佔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丘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範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範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範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跡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る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範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跡，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各爲說；不爲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爲家學，一人特撰爲名家。）而集衆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曆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諡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即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雲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顛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蒐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特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瀏；（瀏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誌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目；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永清縣誌文徵序例

《永清縣誌》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並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爲一卷，總四卷。卷爲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即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即有專家之言；未有博採諸家，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尚，採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略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辭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顛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冊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製，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採得奏議四篇，諮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雲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佔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採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採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雲：“€電屯，君子以經綸。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匯觀，竟成復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歎，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採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採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蹟，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有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繹史》而作，則亦未爲知類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掛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雲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爲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

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範、沈、姚、李諸家，鹹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範、沈、姚、李諸史，所佔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範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爲決斷，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誌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誌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誌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誌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誌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誌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報、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味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誌，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捨，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紀，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誌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蹟，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誌之表人物，將以救方誌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雲：“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採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雲：“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範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註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牀疊幾，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採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宮府，人可諮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牀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蹟，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爲《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爲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覈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爲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製，則岱嶽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爲墨瀋也。故爲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誌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誌，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爲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誌者，轉從掌故而正方誌；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胥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並省事蹟，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卷八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踊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

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全書總名，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爲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爲國史取材；否則縱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爲館閣讎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堤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詠，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晁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覈實無虛，已有定倫，則即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 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

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仿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貴真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凌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僕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

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蒐羅採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爲將來法也。

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作傳，全無徵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後患之虛心爾。僕謂譏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

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蒐羅不過數十年，採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採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

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注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啓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雲耳。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範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っ。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

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誌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仿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覈典章，包函甚廣。範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製，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誌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徵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匯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

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 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爲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仿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

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諡，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啓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爲戒，不以篇幅廣狹爲拘，乃屬善之善耳。

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雲，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範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爲多文。自後相沿，制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爲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

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

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其人，先出而採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爲綜覈一也。然綜覈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仿《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乘間爲當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匯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範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嘆雲。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採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隨，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並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誌》之兼採《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重。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雲：“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爲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範兩史排纂，遂爲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牀架屋，豈爲風€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仿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嘆，均可觀採，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爲《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僕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僕，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雲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佔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後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爲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範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爲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蹟，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議（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時近則跡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衆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爲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雲。

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

二，議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覈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志》、聖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採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慎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

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捨貴辨真僞。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覈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採擇，方準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興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爲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真跡，便易採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真僞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準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覈實增補。

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爲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劉《略》；標分部匯，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讎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誌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詠，廣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淨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即未刻行，亦必論完成集者，方準收錄。倘系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

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爲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爲遊戲。《圬者》、《橐駝》之作，則借傳爲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爲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旌典；或雖未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既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爲此縣而作，爲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蹟？且其人已去，即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升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慎開載；纖瑣，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履羊鳴之誚。

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爲後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詠，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巖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鹿主}絲絛，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誌乘，與臥遊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爲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跡，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爲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即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註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誌，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爲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志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注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爲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爲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即胥吏文移，亦所採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剿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而標題之法，一仿《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仿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月露之作，果系佳構，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爲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爲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

八，議裁製。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爲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議。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即取舊傳，裁爲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考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即此紀，傳即此傳，贊即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剿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爲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爲雙行小字，並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註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爲更張也。

九，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採者，不特文無體要，即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採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爲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爲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並，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爲重；牾牽強，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強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誌時，誤仿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爲主，描摩宛肖爲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即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誌乘，即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誌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

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並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跡，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雜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先有門類可歸，正以清正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苟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誌，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爲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詳。是又歷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爲是拔本塞源之論，而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爲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雲。（自跋）

○天門縣誌藝文考序（藝文論附）

嗚呼！藝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牾掎撅，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傷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悽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觚拓落，存沒人間，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祕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揉，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舊志》，藝文不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蒐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採，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餘之所以重爲諸家惜也。今採摭諸家，勒爲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爲類，附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匯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仿《國語》而修邑志，不聞仿《國風》而彙輯一邑詩文，以爲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尚謹嚴，選事貴博採。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爲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苟踵事增華，更匯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誌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爲異？然而石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而班、範所錄，一準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餘以爲祥異固有爲而作，亦有不必盡然，難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爲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誌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曷事連編採摭，更爲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水築宮，拂ね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遊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爲表裏者也。典型具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志爲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爲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爲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誌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爲言。今既隨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爲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

如《石首縣誌》，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巖，今四川有石柱廳，€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爲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爲縣治邪？

至稱今知縣爲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爲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爲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爲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爲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爲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諡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峯巖溪泉。諡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

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臺柳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爲該氏，則於義爲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爲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爲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爲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仿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爲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爲經典，同爲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之夢，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爲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爲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爲舟耳。詩人以起興，非柏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爲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爲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荀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臺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餘言史事，輒盛氣凌之。見餘《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餘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餘曰：“餘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雲但須從俗，則世俗人皆可爲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爲集衆啓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蒐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餘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爲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餘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馮君曰：“方誌統合古今，乃爲完書，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餘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誌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誌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爲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誌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爲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誌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徑去。明日示餘《汾州府志》曰：“餘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餘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爲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創例也。”餘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古蹟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誌，非通裁也。如雲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爲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蹟爲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爲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採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誌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爲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爲歸，錯綜排比，整煉而有剪裁，斯爲美也。

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註，似非義例。

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尚未採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爲文徵。今仿《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爲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

又表之爲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爲表，而實非表。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核。

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略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 藝文志》，則各自爲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爲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爲主矣。

以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採擇。且不自揣，而爲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贐贈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瀆，抱慚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鑑，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雲：“志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語即爲定評。

今諸縉紳，磨勘月餘，籤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慚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牾。然校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籤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校讎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誤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舛誤，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況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雲“方誌爲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雲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籤改爲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誌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雲“立化像前”，下雲“食頃復活”。化即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籤立化句雲“有誤，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誤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 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並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註名目，最爲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籤指雲：“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誤，自應籤駁改正可也。今籤忽雲：“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爲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籤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餘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籤，容有不可盡信者矣。

《荊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籤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如麻，爲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籤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誌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餘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並魏移治府城，號稱畿南衝要；而縣誌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餘有志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採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爲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採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餘遷河間府同知，尋以誤免官，羈跡舊治。而繼爲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餘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爲志之由，而質之吳君。

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餘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餘徵其說，章君曰：“郡縣誌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仿也。是方誌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餘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略見於羣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誌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匯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蹟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爲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略，古蹟流連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爲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

餘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蹟，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餘曰：“古之方誌，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爲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爲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餘曰：“宋志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範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範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範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鬱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爲文人習氣？蓋仿韓退之《畫記》而敘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仿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

餘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誌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裏坊表名勝，皆當匯入地理，而不可分佔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誌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誌爲史部要刪，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誌取焉。縣誌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誌。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餘未之能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餘河漢，勤勤討論，勒爲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餘謝不敏矣。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爲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爲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爲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並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爲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爲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州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爲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

餘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忄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餘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誌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事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

會稽章典籍學誠，遊於餘門。數爲餘言史事，黎然有當於餘心。餘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爲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爲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爲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爲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爲略者一，爲傳者七，採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蹟，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略。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爲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爲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餘，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爲山鎮，漸、潛、滄浪之爲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跡，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餘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爲求治理者法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衝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爲重望雲。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裏，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爲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爲都會。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衝，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爲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天子南顧疇諮，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第興舉。餘於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詔旨。諮於羣公，詢於寮き，羣策材力，幸無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爲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荊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羣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雲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爲主。藝文仍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徵。自雲：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爲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採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爲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爲《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誌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餘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榷，時亦取衷於餘。餘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誌序

石首爲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弘，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複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爲荊部稱盛。縣誌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疏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餘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爲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餘爲之序。

餘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爲州縣誌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爲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闢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蒐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爲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爲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爲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爲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篇首，餘文剩說，綴於簡末，別爲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誌爲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爲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爲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羣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爲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爲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爲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爲足表聲譽；是則雖爲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餘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爲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宮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爲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爲修志楷模，可爲幸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誌，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爲高簡邪？

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爲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誌。修方誌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爲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誌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倫。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爲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爲刪之？后妃上自姜原，下及太姜，何爲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爲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爲蕪爲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爲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志爲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範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爲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並施，尚爲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爲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康爲作序，亦極稱之。

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蹟中，入唐詩數首爲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爲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餘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爲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採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並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系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爲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爲誰；稱其尊屬爲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爲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爲編，識以甲乙，便稽覈耳。後人以繒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爲多，故以篇爲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爲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爲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爲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爲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樑，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詠，曰雜誌。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誤僞，而不自別爲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諮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爲書，篇目可考”云云。其爲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誌，亦推羅氏《新安志》與範氏《吳郡志》爲稱首，無異辭矣。

餘諦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誌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誌而成者，迥不相同。餘別有專篇討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雲“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ㄈ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雲：“政和三年，升蘇州爲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升州爲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採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爲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爲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爲疏略。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蹟與祠廟、官宇、園亭、冢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丘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荊棘矣。

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爲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尚爲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爲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顛倒，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範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慾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後，間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冢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典人事，淆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蒐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幹府、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疏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既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爲雜詠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爲雜誌，或曰餘篇。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爲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範氏志末，亦爲雜誌，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範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填，蓋宋人詩話家風，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誌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爲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爲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爲方誌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爲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樑，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遊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爲齊。名宦分卷爲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爲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爲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爲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爲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略紙幅多寡爲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一，即範氏成大以蘇州爲《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爲《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誌乘，古今卒鮮善本。如範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爲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採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爲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爲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即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爲體，縱橫以分經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爲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橫爲緯。後人慾稽蒞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款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款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無權守，有尉即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佔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爲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雲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礙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爲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畫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爲經，上書鄉會科年爲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爲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爲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爲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爲所亂，又胥吏所不爲也。凡此謬戾，如王氏鏊，號爲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爲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

至於官署建置，亭樓臺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敘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爲州，忽稱爲郡，多仍《範志》原文；不知《範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爲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爲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範志》標題既謬，則志文法度，等於自鄶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

又敘自古兵革之事，列爲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跡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於書志數典，亦不等於列傳標人，自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責於此志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志》爲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書灤志後

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顛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故灤州知州安嶽蔡君薰，欲屬餘撰輯州志，因取舊志視餘，即其本也。按《明史 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君，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誌》，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餘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テ，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紹岐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爲《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爲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贍稱，而《灤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

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裏，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仿《春秋》書法，實爲妄誕不根。篇首大書雲：“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雲：“書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雲：“黃帝逐葷粥。”傳雲：“書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雲：“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於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爲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且魯史既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爲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爲州縣誌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傳經，出於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己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既非優伶演劇，何爲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爲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況州縣誌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週年，兩不相蒙。《洪範》爲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爲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爲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書識其年歲，不亻真甚乎？即此數端，尚待窺其餘乎？

其世編分目爲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裏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跡。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鋪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之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即仿《左傳》之例，注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其中某榜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於受旌之日。而ウ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

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圖；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啓、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於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爲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爲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爲灤水志矣。然《明 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爲《灤州志》，則題刪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爲。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尚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誌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誌》，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爲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餘按陸氏《靈壽縣誌》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例》皆雲：“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競。”尤爲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爲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餘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爲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爲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燬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爲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辟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鑑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爲辟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爲邪而闢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爲公所，多遴僧道以爲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爲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誌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爲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誌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爲不謹嚴也。

至於篇末，與傅維€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雲：“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維€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僖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雲：“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辭，故爲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譭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爲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爲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爲郟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爲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爲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尚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爲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爲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爲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誌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誌藝文，雖爲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餘別有義例，此不復詳。